绿色金融助推能源结构转型和发展的路径研究
​邓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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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锐,. 绿色金融助推能源结构转型和发展的路径研究[J]. 金融研究杂志,2022.9. DOI:10.12721/ccn.2022.157301.
摘要: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叠加国际局势紧张,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迫在眉睫,绿色金融是能源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通过梳理能源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分析绿色金融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遇到的困难,提出绿色金融应结合转型金融、支持储能系统、加强信息识别、增加交易品种和区域间合作的建议,以期让绿色金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助力“双碳”目标早日实现。
关键词: 绿色金融;新能源产业;能源转型;双碳目标
DOI:10.12721/ccn.2022.15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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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结构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

能源转型就是改变目前的能源结构,在新能源安全可替代的前提下,令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市场并大力发展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应用。2022年5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助力能源转型实现碳中和。

(一)高碳能源的使用是极端天气形成的重要原因

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气候变暖是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的罪魁祸首。科学家通过测量冰芯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发现百万年前地球二氧化碳浓度为190ppm—280ppm,远低于如今的390ppm,证明地球上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在人类出现后才逐渐增加。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也提出高碳能源的使用使得2010年-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平。2021年以来,美欧各国高温突破历史极值、我国川渝等地出现“严重干旱”等现象,正是气候变暖后极地冰雪融化所致的大气环流异常的结果,极端气候问题发人深省,全球能源转型势在必行。

(二)国际复杂局势坚定我国能源转型决心

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能源资源紧张大背景下,当务之急是构建我国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俄乌危机使国际化石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提升我国能源进口成本。同时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供应的削减也提醒着我们要把能源自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避免化石能源替代过程中出现一系列衍生风险。

(三)立足资源禀赋实现“双碳”目标

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虽然我国能源禀赋的基本特征是富煤、贫油和少气,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3%、43%和10%,但我国已开发的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还不到技术可开发资源量的十分之一。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农村常见的农林秸秆、畜禽粪污等有机废弃物,均可加工成纤维素乙醇、生物天然气、有机肥料等各类产品。立足丰厚的可再生资源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实现能源低碳转型。

二、绿色金融优化能源产业结构的路径

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引导资金投向以及改变能源消费结构,为能源企业低碳转型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顺利推进提供有效抓手,主要体现在供给端和需求端。

(一)供给端:集聚资本,科技创新,引导投资方向

首先,绿色金融可以实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融资难问题始终是阻碍高新技术产业、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且我国还面临能源资源分散,西部地区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但随着绿色金融资本化时代的到来,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减少对高碳行业的投资,解决融资难题,引导资金投向偏远地区优化资源配置。其次,绿色金融的数字化技术可以增强能源系统的安全性和自主创新性。一方面绿色金融的信息获取能力可为能源企业提供低成本投资机会和发挥市场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也会将污染企业排除在外,从而激励高能耗产业提高技术水准和自主研发能力,助力能源产业结构转型。

(二)需求端:政策引导、环保宣传、改变消费理念

绿色金融政策可以改变消费观念,增强绿色消费需求。在绿色金融政策不断引导之下,消费者环保意识明显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不断攀升。例如在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要达到72%,较2020年增长5.8%,这将在无形中改变消费者偏好,进而通过市场供需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三、绿色金融在能源转型中的助推作用

(一)我国基本形成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与市场体系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等。其中绿色贷款在全部绿色金融产品中占比90%以上,根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同时,2021年,我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了6000亿元,同比增长180%,余额达到了1.1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基金方面,当前在证券基金协会备案的绿色基金也高达800多支。

(二)绿色金融加快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转变

给碳“定价”是基于价格手段对碳排放量进行控制,目的是让企业减少碳排放。2021年7月,我国碳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从2021年7月16日到2021年年末,我国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1.79亿吨,成交额76.61亿元,有50%以上的重点排放单位参与了市场交易。基于《2020中国碳价调查》结果,2025年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碳价预计将稳定上升至71元/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市值总规模将达到2840亿元,如若考虑到碳期货等衍生品交易额,规模可达6000亿元左右。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原煤、原油、天然气、一次性电力生产占比分别为67%,6.6%、6.1%及20.3%,原煤生产总量较2012年下降8.6%,原油下降1.9%。非化石能源方面,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5%,较2012年提高了约11%,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清洁能源消纳持续向好,2021年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平均利用率分别约达98%、97%和98%,说明能源消费结构正积极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

(三)绿色金融积极探索新能源产业融资

2022年7月7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光伏全球供应链特别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世界上光伏组件生产的关键部件几乎来自于中国;2014年我国进入新能源汽车元年,2015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352.1万辆,同比增长157.6%,连续七年销量位居全球第一位。光伏产业因光能资源可获得性及其规模经济性,成为新能源未来开发利用主要趋势,且从各国燃油车禁售时间表和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上看,未来1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已经确定步入快车道。因此我们选取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来介绍绿色金融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1.绿色金融在上市并购、基础建设等方面为光伏产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扩大装机方面,除了自主开发建设外,并购方式也是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的有效途径。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例,其联合中国神华、国电电力、龙源电力共同设立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基金,采用“母子基金”架构运营模式,主要投资低碳项目投资并购、集团主业和产业链上下游战略性项目等领域。该基金投资运作后,预计可撬动约600亿元资金,到2025年其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将达到7000—8000万千瓦。基础建设方面,“股+债”组合式绿色金融工具可以代替原有贷款融资模式实现降本增效。金融机构通过联合政府、能源企业设立银政企合作基金,使用债转股、股债结合方式实现银政企三方共赢。

2.绿色金融创新产品满足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多元融资需求。产业上游:2017年,工信部等五部委制定《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农业银行围绕乘用车“双积分”政策开展碳金融产品创新,推出新能源汽车积分收益权质押贷款,强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信贷支持;产业中游:浦发银行为特来电集团充电网投建项目设计了“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方案,该方案以企业投建运营的充电场站收入作为主要还款来源,授信期限内若企业达成碳减排量相关指标,银行贷款利率可给予阶梯式下调优惠;产业下游: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以新能源汽车分期贷款为基础资产的绿色信贷ABS项目,将募集资金均将全部投放于新能源汽车贷款,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

四、绿色金融在能源产业发展应用中遇到的瓶颈与挑战

(一)绿色金融无法满足“高碳”、“高杠杆”企业转型需求

一方面根据研究综合测算,我国碳中和碳达峰的资金需求大致在100万亿元以上,但现阶段我国传统绿色金融仅支持了约7%的经济活动,无法满足高碳行业庞大的转型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大部分绿色金融产品主要支持的是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领域,适用于高碳向低碳产业转型的金融工具较少,加之绿色信贷和债券工具不适用于杠杆率高、转型效果不显著的企业项目,如煤炭清洁生产及利用、燃煤发电机组调峰灵活性改造等,因此煤电类的高碳行业很难得到绿色金融支持。

(二)金融机构同时面临自然和国际环境风险

能源产业的转型和发展需要金融支持,与此同时金融机构本身也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威胁和环境风险。一是绿色金融工具期限长,不确定性高。近年来,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直接导致企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从而增加违约风险,且气候模式长期的变化——如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等也对广泛的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和在金融系统内部产生负反馈效应。二是如今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动荡的地缘政治和不平稳的供应链体系,都对我国能源进口渠道和成本造成威胁。若我国面临能源制裁,尤其是原油和天然气方面,势必会对国内能源供应安全产生重大的风险隐患,对能源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

(三)发行人与投资人对绿色债券资产较难识别

一是金融机构对“绿色”这一概念不能够进行很好的量化评估,致使某些企业为树立绿色形象,掩饰对环境保护中的不作为,从而提升金融机构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二是绿色债券发行门槛高,供给失衡。在绿色债券的发行端,虽有《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等文件对市场进行规范化,但对首次识别绿色资产的发行人而言,筛选符合绿色标准的资产依旧有一定的困难;在投资端,东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投资机构仍需对项目的绿色属性和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四)绿色金融产品单一化集中在信贷方

截至2020年末,我国绿色信贷存量规模全球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全球第二,反映出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以绿色信贷和债券为主,种类不够丰富,无法满足能源企业的多元化需求,尤其是对于清洁技术研发、氢能、储能开发等需要长期资金投入的产业,直接融资占比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五、绿色金融在能源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建议及发展方向

(一)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相辅相成

我国的能源排放贡献,煤炭占比80%,石油14%,天然气5%,说明中短期化石能源不可替代。我国高碳向低碳产业转型需要时间窗口,如果贸然大幅度压减煤炭消费,或者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的替代效应,将会影响我国电力供应和经济安全。故应该平衡降碳和新能源发展之间的关系,建议以绿色金融支持新能源产业前行,以转型金融支持煤炭、火电等高碳行业有序降碳,令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优势互补,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争取更多时间。

(二)加大绿色金融对以储能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支持

为应对对自然和国际环境风险,应建设以电化学储能为主的储能系统。极端天气和国际冲突等因素造成的能源短缺事件说明,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为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我国需要加快扩大储能规模,以绿色金融支持储能技术和模式创新,帮助储能行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三)因地制宜出台绿色产业目录,加强信息识别

借鉴国外经验,因地制宜对绿色金融项目设定识别标准。建议结合我国各地区能源禀赋实际条件,通过分析绿色产业投融资主体、资金需求、收益属性等特点,分别制定绿色产业目录供发行人和投资人参考。同时建立第三方监督和评估机制,加强企业计量和监测等能源管理能力。

(四)增加碳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主体

建议创新碳市场产品种类,建立奖惩机制。一是增加交易品种和交易主体,依托碳市场创设碳信托、碳资产证券化、国际碳保理融资等新型产品服务,以及碳期货、碳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为企业提供资金和避险需求。二是积极将符合投资要求的投资者纳入碳市场,待时机成熟后同意符合条件的个人参与碳交易。三是参照经合组织的经验,建立有力的惩罚机制,保障碳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五)加强区域间的绿色金融合作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区域间的合作。国际层面,如今各国政府对气候和环保问题愈加重视,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测,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资金的年需求量将达1400亿—300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2800亿—5000亿美元。因此我国要做好绿色金融国际化,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和倡议、关注金融监管和国际标准的最新趋势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内层面,建议加快推进绿色金融区域间的协同合作。例如鼓励“六省九地”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组建绿色金融联盟和绿色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区域标准互认和碳资源互补。

六、结语

发展绿色金融是我国能源领域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绿色金融需以我国能源市场发展实际情况为依据,为大、中、小型能源企业转型和发展提供服务,并因地制宜创新市场品种支持储能体系发展,通过加强区域间合作推动建立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加快“双碳”目标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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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锐(1998—),女,壮族,广西南宁市人,金融硕士,单位:广西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研究方向:金融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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