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社会是复杂的，而政府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政府出台的政策往往代表着政府对某个公共问题的关注与回应，这表明政府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了。[1]由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和未知性，人们常常用模型作为政策分析的一种工具来进行引导和简化替代。从相关度和有效性出发，本文选取了渐进主义分析模型，来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定过程。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和平稳定的。使用“渐进决策”模式分析政策制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对问题进行解剖，以更好地了解问题的成因，以及各个阶段的问题造成的结果。因此，灵活的使用“渐进主义”决策模式能够更好地完善整体决策水平，更好的完成政策制定，从而制定出更适合实际发展的公共政策。
说到政策分析中的渐进主义分析，那就不得不说到其代表人物，也就是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渐进主义分析一直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林德布洛姆认为，采用理性综合决策模式不可避免会遭遇到8个方面的困境。这8个困难具体可概括如下：(1)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2)决策所需的信息是不充分的；(3)决策分析成本高昂；(4)难以形成令人满意的决策评估方法；(5)决策中的事实和价值这两个要素之间关系密切，难以区分；(6)决策所涉及的有关变量所构成的变量系统的开放性程度；(7)分析者所需要的分析步骤的策略次序难以确定；(8)政策问题实际上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国新型城镇化城乡发展和区域融合过程是渐进决策、稳步推进的，在不断地试点中由小到大、由浅至深循序渐进，具体表现在政策重点、政策变化、政策形势和政策保障等方面。[2]
我们所谓的“渐进决策模式”，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实现决策目标的方法。决策者们通过一系列小小的改变，在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也做到了对政策的修改，稳步提升达到想要的效果。而且同“有限理性决策模式”一样，“渐进决策模式”也认识到了决策者的决策能力相较于决策对象而言的“有限性”，认为应该对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决策对象进行阶段性的分析，结合决策对象所处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渐进决策。[3]
（一）政策重点
在我国，要想促进农村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首先就是要解决农村人口的户口问题。首先要取消一些过于严苛的落户规则，实行积分落户的城市要要保证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在分数中所占的比例，同时全面取消常住人口在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的限制政策。对人口集中流入的城市，鼓励增加义务教育时期公办学校学位供给，优化事业编制调配、扩大教师编制数量。
其次，要打造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增强大都市对周边的城市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加强城市群内部的联系，促进产业合作，优化内部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减少内部交通通勤距离，通过建设公路、地铁、高铁等缩短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大力发展枢纽经济。
再次，要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推动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加强市政交通、生态环保和社区环境等治理，有效解决“大城市病”的难题。充分发挥示范地区带头作用，建设产业示范园区，带动周边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增加周边居民的就业。
最后，通过开放落户限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带动区域统一协调发展。由上至下、由浅至深，大都市圈建设和特色小镇建设同时并行，促进新型城市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二）政策变化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正式运行的第一年，通过总结上一阶段的发展经验，对于发展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对于棘手的问题商讨解决办法。我们国家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和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业人口转移为城市居民的质量不够高。近年来农业人口转移主要以农民工进城务工为主力。城市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够完善，转移到城市新落户的居民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
第二，优化城乡的总体布局，在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中，引导大城市在各方面带领小城市，从而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中，引导城市在各个方面带领农村协调发展，由此实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稳步提高。同时也要注意提升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各地取长补短，发挥各地的发展优势，并且补齐发展的短板，因地制宜的某发展。
第三，在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候要以人为本，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落实城市内的各项公共服务，使得人民得以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加快完善与人民日常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交通等方面，保证人民日常生活稳定，大城市更要注意规划住房用地，改革土地管理方式，着力提升城市的综合承载力。
第四，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不能仅仅存在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纯的人口流动，要促进城乡人口、资源等方面的双向流动，让城市帮扶农村，以实现农村与城市资源的合理配置。要促进农村发展也离不开城市资源的帮扶，要加快引导城市的工商业资源进入农村发展，以城市带领乡村一起进步共同发展，以城市优势项目的工业带动农村占比较大的农业发展。
（三）政策保障
一个政策能够正常运行，通常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政策保障往往根据政策运行发展需求而不断健全。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之初，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等发展有着极大的差距，因此遇到很多问题。后来根据不断地调整逐步探索出特色的发展方法。首先，在组织保障上，逐步建立起规范的统一管理协调机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一给各地下达任务，最新出台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也明确了我国2021年的各项重点任务。其次，在体制机制上，此次《通知》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过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统一向下属各部委发布，加强统筹管理。再次，在政策任务上，国家统筹总结上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情况，合理科学的布置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前的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推动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当前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重要一环。我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确保责任从上级到下级各地方政府层层划分。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做整体的部署，根据相关制度对于此项工作统筹管理、指导。各个部门要根据通知要求具体制定政策，细化相关措施，并监督推进。
参考文献：
1. 赵弘毅,翟文康.公共政策何以轻重缓急？——以网约车政策历程为例[C].天府新论,2020(12).
2. 许士荣.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制定的模型分析.[C].现代教育科学,2014.
3. 陈帅飞,曾伟.渐进决策模式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方式创新研究.[C].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作者简介：刘慧子，女，汉族，籍贯：江苏省徐州市，生于：1997-04，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