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一）聚焦中华文化一体多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星罗棋布的乡村中，民族村寨占有一定的比重。乡村振兴，自然包含了民族村寨的振兴。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录、梳理、总结、传播、弘扬，正是出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大有可为的着力点。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以下简称“大系”）丛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从已经出版的“大系”第一辑十二卷十四册来看，这套丛书聚焦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融汇近百年来几代民族、民俗学者的经典研究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民俗学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努力为各民族打造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大系”尤为注重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既充分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各美其美，又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了各民族文化的美美与共，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一体多元。
（二）留住中华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
乡村文化的底色与核心是中华传统农耕文明，乡村振兴战略不应当忽略乡村的文化语境以及社会基础。农耕文化是传统村落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乡村文化振兴，当以农耕文明为中心去“传承和重构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令人遗憾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包括乡村的主体——居民）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日益冷落甚至漠视，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空心化，面貌同质化现象的出现。如何使包括民族同胞在内的所有乡村居民了解、认识中华农耕文明的价值，出版，不能缺席。
“大系”各卷对于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影响，做了很好的梳理。在《纳西族》卷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分析了纳西族的“署”神信仰，提炼出纳西族“人与自然是兄弟”，对自然资源合理使用，取之有度的朴素生态观念；又通过对大研古镇水塘边勒石记录的乡规民约的分析，总结了世代纳西居民在长期的农耕生产生活中积淀与传承而形成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共同的乡村价值观念。在《基诺族》卷（待出版）中，通过对一个看似简单的打铁备耕的传统节日“特懋克”的详尽记录，揭示出这一浓缩了基诺族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要素和文化事项，高度凝集了基诺族的民族情感和认同的重要象征符号，在物态文化和行为文化上所表现出的丰富的本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在心态文化和制度文化上所体现出的与中华农耕文化高度一体性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这样的内容，无论对于纳西族居民还是基诺族村民而言，其潜在的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会极大地增强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助力乡村文化的振兴。
（三）提升乡村居民素质
乡村文化振兴，有赖于乡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才振兴，人才的培养和造就离不开教育和知识的传递。出版物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载体，通过传播文学、艺术、文化、科技等知识，为乡村居民提供了学习和知识更新的途径。这方面，“农家书屋”工程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和具有切实指导意义的农技类书籍，随着“农家书屋”走进了千村万寨，既为乡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娱乐选择，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使他们获得了所需的生产技能和知识，对乡村文化和乡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出版助力乡村振兴的原则
（一）立足自身特色，明晰出版定位
乡村振兴的五大核心，七条路径，表明这是一个涵盖产业、环境、文化、教育、组织、就业等丰富内容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方面，都为出版介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作为出版者，面对如此巨大的空间，则应首先明确自身的优势和所长，结合自身特色和资源，策划、生产优质文化产品。
以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例，该社自20世纪中叶起，一批学者型编辑长期深耕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出版领域，先后出版了《民俗学概论》《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等一大批经典理论著作和文献资料，拥有丰富且高质量的相关学科领域的作者资源，形成了国内这一领域的一个出版高地。正是依托这样的资源优势，如“大系”这样的聚焦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的出版工程的策划和实施，才得以水到渠成。因为它建立在出版者对自身定位的清晰认知和对乡村振兴文化需求的深刻了解之上，可谓知己知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定位，在继续推进“大系”工程的同时，“鄂东村落田野调查”“中国铺首研究”“西北花儿叙事”等系列专注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学术著作也得以相继出版，为相关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和振兴摸清了家底，提供了学术指导。
（二）做合格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
出版业的本质是以一定的物态形式达成文化的传播，其产品具有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出版社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也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出版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应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深耕地域民族文化，地方乡土文化，兼顾学术与大众出版，使不同层次的读者了解本民族、本地区优秀的文化内核，培植文化的感知和体悟能力，使他们不因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失去文化自信，满足村民的基本文化需求。
2. 充分利用出版聚集的人才和资源优势，结合政府主导的各种公共文化活动，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相对弱势的局面。“农家书屋”是政府主导的出版进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还不够，出版还可借力“全民阅读推广”、书展等公共文化活动，主动下沉，从而全方位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
3. 创新出版形式与方法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乡村获取信息的瓶颈限制，与城市居民一样，新时代的乡村居民也表现出对互联网很强的依赖性。因此，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出版社应当主动突破媒体界限，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设备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可以通过发行电子书、建设数字图书馆、开展线上交流等方式，打破地域限制，使优秀文化资源更好地惠及乡村人民。
三、出版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策略
（一）选题策略
选题是出版工作的基础，如何围绕乡村文化振兴来组织、策划选题，是对编辑个人素质和出版社品牌实力的考验。如果我们把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明的梳理、传承和弘扬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中之重，那么，围绕着这一目标，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展开选题策划：
1.留住乡愁
“留住乡愁”是近年来自上而下的一种共识，当代语境下的这个“乡愁”，显然有别于诗人笔下充满情绪性的表达，而更多地指代了关于乡村的自然和人文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包含了原生态的人居环境，代代口传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庙会、集市等民间文化活动。这样的乡村集体记忆，是村寨的根脉和传统，是其核心价值所在，是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鲜活例证，也是村寨发展所依凭的基础。出版社应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在选题方面合理规划，妥为布局。
“大系”各卷，从选题规划之初乃至写作大纲确定之时，就十分重视这些内容，各民族卷中，都设置了“人文地理”“创世史诗”等章节来解读各民族村寨的人居环境和口传文学，在这些章节中，大研古城、甲居藏寨等耳熟能详的村镇得到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伊玛堪》（赫哲族）、《黑白战争》（纳西族）、《牡帕密帕》（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史诗得以被完整地记录和传播，如《牡帕密帕》更是在充实内容后形成了单行本，受到拉祜族人民的好评。这些内容或选题，无疑为各民族村寨保存了完整的集体记忆，留存了文化密码和基因。
2.引入乡贤
传统基层乡村治理中，乡贤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族村寨治理中，苗族的“议榔”制、侗族的“款”，都有乡贤治理的影子，至于汉族村寨中，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传统意义上的乡贤，多指乡间饱学宿儒或高贤大德，他们在乡里或弘文重教，或修桥铺路，素孚众望，深得乡民的信赖。“乡贤，就是中国文化滋养出来的人”，在乡村治理中，乡贤是基层政府和乡民之间的桥梁，并由此形成颇具中国特色的乡贤文化。乡贤文化“影响和激励着民众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追求”
乡村欲振兴，乡村治理必须要不断进步。“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史通杂述》），乡贤及乡贤文化选题，无疑能助力乡村治理的改善。乡贤文化具有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现实性的特点3，从选题策划而言，宜抓住这些特点，并且认识到其跨学科、跨行业的内涵，深耕细挖，形成特色选题。在这过程中，还可以旁及方志文化、地域文化、姓氏文化等，形成特色系列选题。
3.关注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门类与乡村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口传文学，民间技艺、民间习俗等等。关于口传文学与民间习俗的选题，可以归入“留住乡愁”一类，而从乡村产业振兴，尤其是地方传统手工业及非遗技艺的传承和振兴来看，想关选题大有可为。
仍以“大系”为例，《赫哲族》卷关注了鱼皮衣的制作工艺，《鄂温克族》卷展现了精湛的桦树皮制作技艺，《蒙古族卷》详尽记录了马头琴的制作技艺，此外，如白族的扎染、侗族的亮布、苗族的银饰、彝族的漆器等，在各卷中也都有专章。“大系”第一辑出版后，相关章节的内容被当地非遗技艺传习所等机构广泛引用或摘录。以此为基础，一系列关于非遗技艺的选题如“个州绣球”“德昂族酸茶”也相继得到策划和开发。这些选题一方面依托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和专家总结，一方面配合当地政府的产业扶贫计划，有利推动了乡村振兴。
（二）产品组织及形态策略
1.精心组织重大出版工程，形成规模效应
当今的图书市场，单一品种图书固然会有产生爆款的可能，但毋庸置疑的是系列化、成规模的选题更易形成集团优势，产生规模效应。同样，上述乡村文化选题，无论是乡愁、乡贤，还是非遗，都可以形成系列化产品，从而很好地占领图书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中华民族文化大系》对标重大出版工程，它聚集了全国300余位各民族学科带头人，分头撰写、分工合作，形成合力。全套丛书拟分5辑，共60卷。正是因为起点高、谋划精、班子强，“大系”才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第一辑推出后，在相关民族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由“大系”衍生的子系列“云南非遗丛书”《花山杀戏》《景谷打陀螺》《拉祜芦笙舞》《芒岛傣家》《普洱陈香》等11种图书，也为当地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因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打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界限
这是一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新媒体技术的不断迭代，倒逼传统出版不断走向融合发展。从内容上来看，与乡村振兴有关的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类选题是非常适合以融媒体形式呈现的。
“大系”在纸质媒体和数字媒体的融合方面，做了探索。在这个碎片化阅读、快速阅读的时代，让一套卷帙浩繁、信息含量丰富、知识面极广的民族文化百科类图书快速走进读者，其途径，舍融媒体而无他。譬如，当我们试图解读纳西族低回哀婉、如泣如诉的殉情调时，再多的文字，又怎么比得上这首哀歌的突然响彻耳际？如何实现？后台数据库加书上二维码。同样的，民族史诗的吟唱、民间故事的讲述、非遗技艺的展示等等，皆可以经由融媒体的方式而得到比纸质媒体更为具象、生动的展现。链接改变了世界，当人们已经习惯在虚拟和现实两个平行世界无缝切换时，媒体融合或许是针对乡村文化类选题受众乃至乡民们最直接有效的进入手段。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为出版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出版应主动介入这一国家战略，根据自身的资源和优势，积极布局，妥为谋划，为乡村居民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公共文化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中华民族文化大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出版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成功案例。它紧紧抓住乡村文化振兴这一乡村振兴之根，从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高度全面梳理、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彩断面，揭示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先进性、当代性合理内核。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大系”及其衍生产品挖掘和传承乡村（包含民族村寨）的独特文化，增强了乡村发展的自信和凝聚力。同时，“大系”从选题策划、组织实施、产品形态到后期推广营销的各种实践，为出版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
参考文献：
[1]于春生,王于鑫.我国出版业知识助农:源流、动力与路径拓展[J].出版发行研究,2021(9):22-29.
[2][3]楼烈宇: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下）,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