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大众媒介，对于大众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部电影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能够反映现实生活，能够为大众开阔视野，甚至能预示一些未来的趋势。因此很多电影作品往往能引起公众的讨论，形成热点话题，影响着人们的关注点、想法和行为。许多人在被这些电影影响之后产生了极强的表达欲，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所有的观点和意见就成为了电影营销的有效数据。从网友留下的“痕迹”到网络上的正面或非正面的情绪等等都会成为现代电影制作，电影营销很重要的方面，成为影响其他人发表观点的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部电影的票房。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商业机构和媒体可以利用获取到的精确数据进行分析，掌握详细的受众画像，从而进行一系列的营销操作，例如对大众进行议程设置等等，以达到宣传电影的目的，让更多人走进影院。以《你好，李焕英》为例，本文将从传播学视角分析电影的票房高低由哪些因素造就。
一、电影权力结构带来的信息噪音左右受众判断影响票房
近几年，影院越来越多，虽说电影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由于票价并没有大幅提升，所以选择买票观影的人不在少数。而且现在大众尤为看重精神生活，娱乐和精神消费比例明显增加，很多人选择消遣和精神满足的方式就是看电影，因此基于总体情况而言，票房有显著提升。而对于某一类或具体某一部电影票房高低的影响因素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我们一般认为，高质量的电影票房会高，这是一种基本标准或原则，但在实际电影制作宣发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质量高低和票房高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比如说艺术电影，很多艺术电影的质量很高，它们往往不会铺陈直叙，其内涵不能够从表面的视听直截了当地得到，经常采用许多暗喻和艺术化手段来处理，导致很多观众观看此类电影的过程中感到晦涩难懂，产生无聊之感，因此很多艺术电影的票房都偏低一些，网上的各种声音也都相对势微。再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电影，在网络上掀起了好一番“声浪”，有大片质疑的声音，也拥有一批支持它的粉丝，截止到2015年《小时代4》完结，此系列电影总票房超过15亿元，这在当时属于高票房系列电影。通过这两个例子的明显对比，说明在互联网时代，由于受众复杂程度的升高，口碑分化成为了平常的现象；其次，网络舆论发酵似乎也能推动票房上涨。了解到这些，所谓的“高质量”其实也可以被商业机构重新定义。制作商们可以将平庸甚至庸俗的内容按照受众需求加以包装，用纷繁的技术手段或是制造“奇观”展现“高大上”的感觉，他们称此为“极致”，并再将这种“极致”逐渐等同于“艺术”，“做到极致就是艺术”这样的观念在人群中传播开来，使大众误解“艺术”的真正内涵。大众产生误解，更容易被权力机构的营销操作所左右，陷入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权力机构是否会影响公众判断，从传播链条的权力结构来看，电影制作商和受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受众对于信息的掌握处于被动地位，他们获取的信息大都是通过大众媒体和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那里得来。[1]而目前愿意主动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基本是年青群体，《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的受众也基本在这个范围之中，这部分人群对网络环境很敏感，对信息很敏感，能够及时接收到新信息，迅速对信息作出反应，但做出快速反应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信息干扰，信息噪音越大越杂，公众越不能做出真正理性的判断，而很可能是基于大众媒体影响下的，即对大众媒体处理加工过的信息的判断。而大众媒体往往要追求吸引力和阅读量，那么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会埋下许多显性或隐性的提示，这些提示起到引导大众的作用。电影制作商希望所产生的效果当然首要的就是提升票房，因此大众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事实为基础，而是受到了很多噪音的干扰，干扰的目的是影响票房。
二、议程设置是影响票房高低的重要因素
上面回答了权力结构会影响公众的判断，至于如何影响，可以从《你好，李焕英》的营销中发现，对大众进行议程设置可以有效帮助电影达到宣传期待的效果。议程设置所起的作用就是向公众传递某议题的显著性，在电影宣传期间，将报道量增大，报道量越大，公众就会认为越重要，从而引起关注，形成讨论热点，制造出社会话题。通过大量的宣传报道，不仅能吸引大众注意力，还能产生一种铺垫效果，铺垫效果解释了以前的语境对新信息的诠释是能够造成影响的。《你好，李焕英》宣传中以回忆“母女温情”“母爱”为主题，而几乎人人都有这种温情的时刻，每个人和母亲都有着浓厚的情感联系和情感经历，电影包含的这些元素会唤醒受众心里对于“母爱”的经验，受众更能感同身受，知觉到影片蕴含的意义，相当于给受众的心理认知提前做了铺垫，成为观众对于电影内容理解和共鸣的基础，能够影响观众对于观影的体验。就电影内容和情感传达来看，观者的心理和电影所传达的内涵这两者契合了，观众对于电影本身就更可能表现出认同认可的态度，产生这种态度就会使观众拥有表达的欲望，从而触发去电影院观影的行为。
铺垫效果主要是在受众心理上以及对新信息的处理上发生作用，还不足以使电影形成强大的知名度。形成知名度还需要告诉大众《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和往常以“母爱”为题的电影的不同之处，也就是展现电影不一样的属性和特点，并对这些属性和特点按照重要性等级进行排序，在传播学中称为“属性议程的设置”，通过向大众传达电影的特性引发其好奇心，让其产生深入了解的欲望。比如说：《你好，李焕英》中追忆母爱的故事是根据导演贾玲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受众会因为想要了解明星与母亲相处的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而对这个电影产生观看的欲望；其次，这部电影以喜剧形式结构，又有众多喜剧明星加盟，这些元素的存在可以使电影迅速提升自身知名度。知名度的大大提升使电影让更多人知晓，促使众人纷纷走进影院。再者，电影表达的主题，是人人都有过的心理经验，通过电影表达的内容观众很容易联想到自己之前的经验，这种联想可以加深观众的沉浸式体验，使观众获得满足感和宣泄的快感，大家纷纷在网络上（微博、豆瓣、论坛等）进行意见发表，由于电影表达的“母爱”主题契合观众心理，多获得赞美，逐渐形成电影的美誉度认知，使电影在整体评价上呈现积极正面的形象，感动人、幽默而温情，富有情感和内涵的标签在网络上流行开来，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吸引更多人去影院观看。
三、受到操演机制的影响
观看《你好，李焕英》的受众，很容易被分为或自动划分为“感动了的人”和“没有感动的人”。观看过这部电影的大多数人们谈论：“我哭了”，“这电影太令人动容了！”，“我爱我的妈妈！”，这类人通常会被认为是“更柔软、更善良、更珍惜母爱亲情、感恩的人”；那么也有人会说：“无感”，“拍的一般”，“不感动，哭不出来”等等，这类人通常被认为是“过于理性（含贬义）、人情淡薄、甚至是不懂感恩的人”。有些话像是“不会感恩、人情淡薄”等虽然可能不会直接宣之于口，但是观众心里会进行划分，由此，这些说出和未说出的话实际上已对主体（观众自己）产生影响，主体在不知不觉中被塑造，进而开始了主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观众接受“感动的人”和“没感动的人”的身份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易受感动的人被大家认为是更善良、更柔软、更有人情味的人，并且大家始终遵循这个常理上的法则，这样一来，观众的身份就不能僭越操演机制。但观众的这种身份其实只是操演的结果，所以说称观众是“感动了的人”并不能解释出观众作为观影人的身份，而只是“生产”出了一个观影人的身份，这个“生产”出来的身份，使观众成为一个主体，并且服从于这一身份。[2]从而使观看《你好，李焕英》被感动的人都成为电影的宣传者，能为电影带来票房和口碑。
四、沉默的螺旋作用
像《你好，李焕英》和《战狼》这样符合主流的电影“众声喧哗”的程度要低一些，一部分原因是这两部电影涉及到的主题，一个是母爱，一个是民族大义，前者几乎是全社会公认的最美好的、最令人牵挂动容的东西。观众会将现实中的这种情感赋予到这部电影的身上，与电影本身的思想内涵不谋而合，因此获得观众喜爱，而喜欢《你好，李焕英》的观众表达欲望更加强烈，他们积极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评论，造成这方群体的声音越来越大，逐渐形成意见气候，与被感知到的多数意见一致的观众，更敢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3]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对于赞美之外其他的评价，受到非议，被攻击。例如，《战狼》的主题涉及到了国家、民族，对于有一部分理智的受众“就事论事”，就电影本身某些地方的表达方式上提出的一些建议，却很容易被热爱这部电影的人将此等同于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批判，或是“崇洋媚外”。像某些人指出电影中的一些表达不是十分恰当，比如说展现“爱国”情怀过度，反倒显得有些不自信；还有在现实题材的背景下，吴京水下的打斗是否表现得太过于玄幻。这些质疑的声音在网上遭到了一些网友的攻击，这样的环境让其他赞成“少数意见”的另一方因为害怕被孤立而保持沉默，逐渐导致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另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小，这两个趋势不断扩散，形成对电影票房提升绝对有利的舆论环境，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电影票房高低的因素。
五、结语
上述几个因素可以通过信息控制、干扰以及对大众视野范围设置、作用于观众的心理机制等方式进行电影宣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电影票房的高低产生了影响。而《你好，李焕英》能够收获高票房，本身也说明了电影质量本身能够接受检验，看得出导演在用心地讲故事，也在探索讲述温情故事，经典主题怎么创新，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空展现一段“爱”的对话。一直以来，电影界的女导演相对男导演来说实在太少，贾玲从女性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情绪”，细腻地，真诚地向观众表现“母爱”的主题，而没有陷入追逐重大事件的陷阱中去，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思考社会，体会亲情。同时，这部电影也显现出了一个问题，电影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应该更侧重关于艺术本质上的思考，从电影本身出发，把电影内核和观众的情感及思考联系起来，为观众提供一个情感交流宣泄的空间，让其感动但并不止于感动，感动之后对于电影内核的思考才是更为重要的，否则电影将逐渐沦为纯粹地娱乐消费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电影市场的现状，即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不能互融，这是当代电影制作一个挑战，如何让高票房和艺术性呈正相关增长趋势，是传播权力机构和电影制作商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文杰.电影质量与票房相关性分析 ——基于大众传播学的视角[J].当代电影.2014（05）
[2]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M].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郭翠翠（1995.9-），女，汉族，山东，硕士在读，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艺术创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