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COVID-19期间纪录片的创作背景与传播效果
王明丽1 曹震2
生成PDF 清样下载 引用

复制成功

导出题录

参考文献( GB/T 7714-2015 ) 复制

王明丽1 曹震2,. 新型肺炎COVID-19期间纪录片的创作背景与传播效果[J]. 中国新闻传播,20215. DOI:10.12721/ccn.2021.158044.
摘要: 移动互联网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媒介技术的革新,为媒介使用权的普及奠定了技术基础,进而促进了信息制作与传播技术的革新。丰富的信息制作工具和传播渠道使得社会信息的制作变得更加多元立体,社会信息的制作与传播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便捷。在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期间,举国上下自觉居家隔离,但由于互联网世界不受地域空间的桎梏,在物理空间封闭的情况下,人们开始踊跃在网络世界,在此期间网民通过使用电子设备讲疫情期间的生活见闻记录下来并上传到互联网,这些网民自发性的记实性影像资料丰富了特殊时期网民们的居家文化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涌现出了较为优秀的战疫纪录片。这些记实性信息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战疫期间不同人物的现实生活状态,从不同角度进行切入表现战疫期间人们的真实生活状况更能够在传播过程中拉近镜头内外的距离引发共鸣而受到更多关注,产生了抚慰社会性心理创伤的传播效果。此外,针对疫情现状由媒体组织为主体制作推出的相关医疗题材纪录片,助推网络健康传播,塑造医生的正面形象等[1],也起到了减少社会割裂、推动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社会传播效果。
关键词: 纪录片;传播效果;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
DOI:10.12721/ccn.2021.158044
基金资助:

在2019-nCoV期间有关战疫的信息传播中,记实性信息的传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在人们信息接收中占据重要地位,关于其制作动机与传播效果也成为了对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疫情信息研究的主要内容。曾几何时,新型冠状病毒 (Novel coronavirus)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关键词,使人闻其色变,甚至一度造成社会心理恐慌,带来全球性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颓靡,人类生活大受影响。尽管距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已经时隔半年之久,但其影响依旧在持续,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复工复查复学已经摇摆不定,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都充斥着当下的社会信息系统。

在上述大环境下,基于环境认知的传播心理,自我居家隔离的人们迫切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来了解或者掌握社会信息。此外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介技术的快速变革,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信息制作与信息消费为一体的信息节点。从马斯洛需求层次来看,受众出于个人社交需求和自身价值实现进行纪录片的创作。在此次疫情期间,纪录片的创作与传统纪录片创作的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其随机性和非专业性,运用做多的创作方式是长镜头和蒙太奇,主要以叙事模式通过故事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以时间结构来进行创作。在此次疫情期间涌现出的纪录片主要有两大创作主体:第一个是民间个人以自媒体进行的创作;第二个是专业媒体组织通过自身平台进行的创作。由于以上创作主体的不同,其在信息制作过程中融入了不同的创作动机,因此其传播效果也有所不同。

以民间个人为创作主体的纪录片创作背景

  回顾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信息的传播,相较于主流媒体或者自媒体报道等信息,记实性纪录片信息成为战疫信息场的新宠。伴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封城封村等防疫措施更是隔断了地理空间上信息传播的途径,基于此互联网世界成为了信息交流互动的主要阵地,而纪录片以其真实非虚构的特征成为在纪录片成为互联网信息市场的新宠。在武汉自媒体中,以民间个人为创作主体的纪录片主要有博主蜘蛛猴面包[2]、林晨同学hearing [3]等人创作的“武汉日记”系列纪录片,在互联网世界均受到广泛关注。观察来看,以民间个人为创作主体的纪录片背景有以下三点:第一是政府信息公布不力;第二是民众知情权意识增强;第三是自媒体信息节点的聚集。

(一)政府信息公布不力

新型冠状病毒最早出现在中国武汉,当地医院在接诊多例特殊发热流感病人之后相关医生做出疫情预警推断,其中一名医生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进行疫情通报,然而却被当地公安部门予以训诫处分,政府在信息核实上出现严重错误,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此外战疫期间武汉政府有关部门及领导的失职以及相关信息未及时公开等行为都令公众对其失望,是当地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公众对政府信息不断失望进而将目光转移到非官方自媒体身上,正是由于记实性纪录片的真实性特点,公众对其表现出较强的关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网络终端的普及都为普通民众制作纪录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

此外,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极强、对传播环境的要求极低以及其潜伏期长、症状轻微且与普通流感较为相似等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依然形成。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肆虐,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此。但是,由于各国卫生部门所制定的抗议措施和当地医疗条件以及国家民族文化的不同,各国政府在疫情公布时候都存在对信息公布不及时、不详细等信息公布不力现象,因此引发了公众在互联网平台的自我信息制作和传播,展现了民间自组织的力量。

(二)民众知情权意识增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媒介使用权的下放。在 “人人都握麦克风,位位都话有语权”的时代民众对待信息的态度也从单向度的被动式信息接收逐渐向主动发布、多方互动的探索式信息使用转变,因此民众的知情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在这种信息环境的影响下民众辨别信息的能力明显提升,而纪实性纪录片以其内容取材于真实生活更受民众青睐,纪录片在信息系统中的占比也逐渐攀升。基于民众对自身知情权的强烈意识,在以民间个人为创作主体的抗议纪录片中,不仅仅有对疫情更新信息的传播,还通过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等进行圈层信息的破壁传播,疫情期间在互联网平台上反映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立体的时代社会面貌。

(三)自媒体信息结点的聚集

2015年被称为自媒体元年,至今历经近五年的发展也日趋成熟。纪录片的制作一度是专业媒体制作人的特权,然而媒介的不断发展和变革降低了信息制作的门槛,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也为民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因此普通大众在获得信息制作工具的同时也拥有了信息制作的能力,他们自发的成为自媒体进行信息生产,每一个自媒体或自媒体组织在网络世界化身为一个信息结点,不同信息的结点形成信息网络,这位战疫期间纪录片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除此之外,纪录片不强求制作者影视特效技术的掌握,因此降低了纪录片制作的门槛。退一步来讲,现有的视频制作软件均带有一键式特效功能,不需要制作者像传统纪录片制作时代一样掌握大量纷繁复杂的影视制作技术。

以媒体组织为创作主体的纪录片创作背景

在回顾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信息的传播之后,各大主流专业媒体也加入了纪录片制作大军中以记录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抗疫实况。然而,在新媒体背景下,纪录片产业虽然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依旧面临着新的挑战。尽管通过对战疫期间记实性纪录片的观看,了解了更多处于传播边缘的信息开拓了个人视野拓展了个人认知,记实性纪录片使世界信息更加多元化多角度的呈现提供更多可能。

然而,由于媒介权的下放,新媒体背景下纪录片由于创作主体的多元化、碎片化也导致了纪录片作品本身的多元化、碎片化,进而呈现出分众化的传播特征[4]。由于纪录片是真实记录和艺术性地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的作用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新型冠状肺炎期间也涌现了一大批以主流媒体组织为创作主体的记录篇作品。

(一)疫情带来的社会心理创伤

 “疫情无情 人间有爱”,在战疫期间,各大机构媒体相继推出各自的纪录片作品。如CGTN拍摄的《武汉战“疫”纪》、央视网创作的《2020,人生第一次我们这样过年》、红星视频出品的《新冠口述史》、澎湃新闻制作的《凡人英雄|那些义务接送医护的司机》、新京报录制的有料丨疫情下罕见病群体原创短片《3亿个感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加油、以及央视新闻和哔哩哔哩、figure联合出品的《在武汉》系列纪录片[4]。除此之外还有自媒体制作的作品,其中传播较广泛的有8KRAW制作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超清延时摄影全纪录》[5]、野心视频把目光放到武汉市区的宠物身上拍摄的《猫的城》等[6]。

这些纪录片作品有的通过对影视制作技巧和手法的运用将战疫期间的社会面貌多角度呈现在网络平台上,通过不同的视角进行选材制作出专题纪录片,为信息用户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呈现一个立体饱满的社会图景。同时也由于记实性纪录片本身贴近生活更凸显其真实性,因此在战疫期间拉近了信息双方的距离,实现了战疫期间全国人民互相鼓舞共渡难关的传播效果

(二)疫情带来的社会隔裂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由于疫情蔓延迅速,社会心理受到重创,社会矛盾则逐渐一层一层浮出水面,如社会资本的分配不公与社会权利的滥用等都在疫情期间被揭开遮羞布或者被放大。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积累已久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转型期间的矛盾都在暗自涌动,一触即发,尤其是互联网上的谣言四起更是加剧了社会的矛盾的激化加深了社会不同阶级的隔裂,在互联网世界甚至出现了一些列的网络极化事件,这些都需要主流专业的传统媒体创作出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减缓社会割裂的具有议程设置和社会调控功能的纪录片作品,以此来增强社会凝聚力。

新型冠状肺炎期间纪录片信息的传播机制及效果

(一)传播机制: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

战疫期间记实性信息的传播机制与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相类似,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记实性信息传播阶段、信息相关主体反应阶段、多方信息互动发酵为舆情。记实性纪录片按照信息内容分可以划分为医务人员实况记录、疫区居民实况记录、战疫志愿者实况记录、其他特殊职业(外卖员、开锁匠、理发师等)实况记录以及萌宠实况记录。这些信息通过不同媒介形式进行传播,进而受到不同主体的关注。根据信息内容不同主体会表现出不同反应,主体反映的过程也就是信息进入社会信息系统的过程,通过多方主体对不同信息的交叉互动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被筛选出的信息再经过不同主体进行再传播最终发酵为舆论进入大众视野。

(二)传播效果: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战疫期间的记实性信息凭借其较强的真实性与感染力,在信息场中得以广泛传播,并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中形成一股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战疫期间记实性信息的传播效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个人效果;群体效果;社会效果;文化效果。从个人效果来看,该类信息在战疫期间的传播为个人提供了一个真实有效的信息坐标系,减缓了个人恐疫心理;从群体效果来看,该类信息在战疫期间的传播推动了“乌合之众”做出极崇高道德的举动,升华了群体协同合作的力量;从社会效果来看,该类信息传播弘扬了社会正能量,掀起了一股不畏艰辛共同战疫的社会风气;从文化效果来看,中国人民在此次战疫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疫情面前不畏惧不退缩苦中作乐的乐天派精神为中华文化注入鲜活的血液,滋养了中华民文化。

四、参考文献及资料

中国传媒大电视学院教师 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韩飞.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纪录力量”[N]. 中国艺术报,2020-03-04(003).

https://mp.weixin.qq.com/s/RG18F0uUv96cn6R1c84dZw

https://weibo.com/1279769217/IqYW7aMHd?from=page_1005051279769217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张伟.新媒体背景下纪录片的创作与创新[J].采写编,2020(02):173-174.

https://weibo.com/6330209832/Islsc7NoD?from=page_1006066330209832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https://weibo.com/5888233693/IwLIXFLej?from=page_100505588823369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作者简介:王明丽(1996-),女,汉族,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传播

作者简介:曹震(1996-),男,傣族,云南芒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与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