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致使疫情及其相关事件倍受全球人民的关注。其中短视频作为现代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它在疫情宣传报道中对公众既有积极引导作用，同时也存在消极阻碍的作用。为此，媒体如何利用好短视频的优点，克服它自生所存在的缺陷，让短视频更好地为我们以后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所服务，成为了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
议程设置功能
图 1抖音平台“新冠肺炎”词条议程设置折线图
从图 1抖音平台“新冠肺炎”词条议程设置折线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抖音作为短视频媒体的突出代表，它在新冠肺炎疫情议程设置中有以下规律。（1）议程设置词条数量与新冠疫情的发展状况有着极为相似的同步性。词条数量少代表着新冠疫情处于“平息”状态，词条数量的暴增象征着新冠疫情处于一种“爆发”状态。（2）2019年12月31日——2020年4月30日，在抖音每日50条热榜中，关于“新冠肺炎”的词条，每日超过5条的数量至少长达40天。其中，1月底、2月初的词条数达到了顶峰。
由此，我们通过词条的议程设置可以发现，短视频平台对此类突发性公共事件曝光度颇高，同时也证明了此事件异常重要，需要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
短视频平台通过对突发性公共事件进行刻意的议程设置，从而影响公众的信息接收。议程设置最为突出的功能，即：引导公众舆论。媒体平台的确不可能完全代替公众思考，但它能够引导公众的思想朝着某一个方向去延伸。短视频热榜及热点话题的推送，可以让公众自然而然地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突发性公共事件更是如此，它本身自带高热点和高话题度，短视频平台对此设置议程，再向公众进行高强度的及时报道和有意的智能推送，便能够让公众感受到此事件的重要程度，进而展开舆论。其中为了公众可以在议程设置的话题中展开正向的探讨，主流媒体会对此话题的正确方向进行发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继而达到议程设置的目的。
此外，根据大众传播“议程设置”效果中的“0/1/2”效果显示，媒介会对少数重要“议题”进行突出强调，短视频平台中置顶话题即是如此。譬如2021年10月底全国多省市爆发了小规模疫情，在抖音热榜中连续多日置顶专题“本轮疫情已波及XX省XX市”、“31省区市新增XX例本土确诊”，置顶这些专题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公众率先掌握这一轮疫情的最新数据，同时引起公众对这个议题的突出重视。
传统媒体下的议程设置，它具有创建拟态环境的功能，能够完成对环境的再构造。简单来说，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并不是对于社会真实环境的再现，它是有所取舍的虚拟环境。但是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有着显著的不同，以短视频媒体为例，市场“下沉”使得人人都可自行在平台上上传、发布事件相关信息，已经可以对于真实环境做出更加全方位的再现，这种原先传统媒体设置的拟态环境继而逐步会被打破。
当然，并非所有议程都是正确积极的。在2020年疫情初期，“谣言议程”的出现导致公众对拟态环境发生偏差，各类不实信息通过短视频等媒体平台进行肆意发布，引发公众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出现不理性行为。比如各大媒体网传的“双黄连可以治疗新冠”、“游乐王子——袁奇峰”疫情期间在某短视频平台推销“防毒茶包”……这些话题都曾一度冲至各大媒体平台热搜，一些受众误认为有效，甚至还为此产生了哄抢购买的行为。这样的“谣言议程”不仅占用了公共媒介资源，还不利于了突发性公共事件问题的解决，更是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定。
戴维森早在1983年相关文献中提出以下两种社会行为会引发公众产生“第三人效果”。“一种是对限制媒体的舆论支持；另一种则是与抢购、挤兑等群体现象有关的集合行为。”笔者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等此类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这两种行为均有所体现。
在如今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许多自媒体UP主为了获取公众高流量、高关注度，会选择借助热点话题，但部分创作者并没有对此事件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在创造方面会有很强的主观性，不乏存在潜在违法违纪违背道德的可能，甚至有创作者为了赚取流量，选择铤而走险发布虚假信息。对于这些负面讯息的传播在公众中很容易形成“第三人效果” ，我们总是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会轻易被左右，而其他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最终结局就是“我们”变成了“其他人”。为了减少负面信息对公众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公众除可以采取对相关视频的举报之外，公众也会选择“支持对媒体内容进行限制”这个统一的态度，从根源上来对抗这类负面讯息的入侵。
突发性公共事件爆发初期，在媒体中我们不难发现各类“物价上涨”、“抢购”风潮的消息。根据“第三人效果”理论我们可以得知，多数人认为，当其他人看到此类消息时，他们会针对此信息立刻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为了与他人保持一致，自己对应的也会加入抢购等行列。 2020年1月至2月，国人“抢口罩”的行为屡见不鲜，而此时疫情前线口罩等医疗物资缺口颇大，需要社会各方给予捐赠援助。为此知名企业家曹德旺为疫情防控捐赠1亿元并借助自己的视频号呼吁公众，“科学防疫，不必过分囤货、抢购，要把口罩留出来给最需要口罩的医护人员及感染者。”
不仅如此，“第三人效果”在短视频媒体中还有其他的表现。人们通常会认为媒体传播的这些讯息对于自己并不会产生很大的作用，而对于他人即第三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性公共事件，低风险地区的人们普遍会认为自己无论是在生活行动轨迹上，还是在所处地理位置的空间上，都距中高风险地区甚远，自己不会受到感染的风险，从而漠不关心、不予理睬。这在国外的疫情防控时期中表现的异常突出。即使短视频平台如TikTok，提前向国外的公众大量智能推送相关的科学防疫信息，希望他们尽早对于疫情有科学的认识并给予重视，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遥远，多数人依旧认为疫情与自己无关，自己更不会受到影响。可是，后来追悔莫及的人可不在少数。TikTok在国际疫情中也发挥着颇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它迎来的却是某国因为疫情借题发挥，禁用TikTok的消息。
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将国人困在家中，此时网络直播，短视频等线上泛娱乐化的业态吸引了大批流量，短视频媒体如雨后春笋一般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论是用户规模还是日均用户时长更是创造了历史新高。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许多人开始在家拍摄短视频、经营自媒体。与此同时，短视频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某些视频创作者的传播风向偏移，向公众发布“疫情悲观论”，带给公众一种惶恐、焦虑等消极情绪。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阶段国人对于国家在医疗实力等方面的不自信。对此，一方面加强国家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完善短视频媒体的全局建设应提上日程，提高主流媒体携同自媒体共同构建联动机制，以“正能量”的信息作为主体，不断深化公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此次疫情中我国医疗技术的成果显而易见，这样“疫情悲观论”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不攻自破了。
上文提及的“谣言议程”，笔者认为主要是源于起初公众对新冠肺炎病毒了解甚少，经验程度相对较低，所以公众会更愿意盲目相信媒体传播的内容。为了降低谣言议程出现的概率，短视频媒体应以完备视频发布的实名制为前提，松中有紧。以加强视频内容的监管为核心，各大短视频平台还需积极欢迎、主动邀请主流媒体的介入。主流媒体兼具权威性和专业性，他们通过短视频及时辟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弥补政府新闻发布会内容庞杂、传播范围有限的缺点，而且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也有利于公众积极主动的接收信息，更加“接地气”。
短视频相较于其他媒体视频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时长短，传递的内容相对有限，视频创作者为了向公众传递更多的信息，将突发性公共事件这类原本复杂、丰富、多元的信息进行简单化，虽然易于公众接收，但视频创作者很可能会省略掉一些重要的细节，有时内容甚至还是片面的。此外，短视频平台如何开展深度报道，满足部分受众深度思考的需求，也将是短视频媒体未来的一大课题。笔者认为短视频平台在2019年推出的合集功能，无疑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将一个相关事件的信息汇聚到一起（类似于微纪录片），有益于公众对于这一事件采取全方位地了解。另外将整个事件拆分开来呈现也更有利于信息细致化、系统化，还为公众在观看中进行选择提供了方便。2020年1月28日，新华社在抖音短视频平台推出了他们第一个专题合集——《新华社独家专访钟南山》。通过对钟南山院士关于疫情不同问题的采访，将此专题分为了六集，每集几十秒至几分钟不等，此视频合集一经推出就倍受公众欢迎。新华社随后便推出了诸如此类的合集如《英雄之城》、《14亿人•3分钟》……公众对于短视频此类方式的呈现也是好评如潮，这些合集也均有着上亿的播放量。由此可见，尽管短视频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仍存在部分局限和缺陷，但是平台也在不断加强内容完善、功能改进，以更好地适应受众需求。
在互联网愈加发达的今天，短视频作为新媒体产业中的鼎力支柱之一。它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无论是对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疫情中，公众在家科学防控，通过短视频的渠道实时掌握疫情动态走势，巩固全民抗疫成果；疫情中，企业向高风险区捐资捐款，通过短视频的传播树立企业形象；疫情中，国家不惧艰险、迎难而上，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彰显国家实力、大国风范。
经历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性公共事件，短视频媒体真正地成长了起来，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人们所忽视，仅当作是单纯娱乐，消遣的工具。如今它更多的如新时代的年轻人一般，在国家危难面前敢担当、负责任；在人民担忧之时，安民心，予鼓励。它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贡献，为人们拥有更高质量、更美好的生活所服务。短视频有了这次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处理的经验，若往后再出现此类事件，必将化劣为优，发挥出更大作用。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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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媒体科学传播的研究[C].安徽医科大学,2014.
作者简介：高渊（1985.06——），男，汉族，江苏苏州人，硕士，甘肃政法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媒介环境学
魏子复（2001.06——），男，汉族，甘肃武威人，甘肃政法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