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俄乌冲突是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地缘安全事件。俄乌冲突具有参与力量多，冲突时间长，对全球冲击大的特点。欧洲是俄乌冲突的主要影响区域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地区。俄乌冲突已持续一年，仍未实现停战，但俄乌冲突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的冲击已充分显现。本文计划对俄乌冲突产生的根源，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以及俄乌冲突对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的影响进行探讨，并提出“一带一路”中国企业应对俄乌冲突的相关建议。
一、俄乌战争的历史与现实
（一）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历史纠葛
在基辅罗斯公国亡国之后，有两支东斯拉夫人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支是东北罗斯人就是现今俄罗斯人的祖先，俄罗斯人首先遭遇了蒙古金帐汗国的政府，接受了蒙古人的统治。另一支是西南罗斯人，就是乌克兰人的祖先，这一支民族被立陶宛和波兰政府并与这两个民族进行融合形成了后来的乌克兰人。实际上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乌克兰与俄罗斯民族具有不同的政治文明。科斯托马罗夫认为乌克兰民族性格中受蒙古统治的影响较小，而俄罗斯则因为蒙古统治发展成为集权性较强的民族。第32页。俄乌在宗教及精神文化领域存在差异。俄罗斯主要信仰东正教，更重视宗教礼仪仪式。乌克兰民族信仰相对多元，除了信仰东正教也信仰天主教等其他宗教。
伴随着俄罗斯的国家扩张，俄罗斯族力量快速进入东欧地区与乌克兰族接触并开始了融合历程。1654 年，俄国与乌克兰的哥萨克盖特曼政权签署了《佩列亚斯拉夫协定》，开启了俄乌合并的序幕。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帝国，具有绝对的实力，所以在俄乌两个民族融合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对乌克兰族进行同化。例如，1763 年， 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法令，禁止教授乌克兰语。1775 年，乌克兰军事力量被俄国摧毁。19 世纪，俄罗斯帝国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专制统治，直接否定乌克兰的历史。1831 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合并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行省，在基辅地区建立管理机构对乌克兰进行管辖。1833 年，在基辅建立圣弗拉基米尔帝国大学，宣扬俄罗斯文化。1863 年俄罗斯颁布的《瓦卢耶夫通令》禁止使用乌克兰语印刷宗教与文化作品。这些政策只是历史上俄国沙皇政府推行“大俄罗斯民族”政策的部分内容。“大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实质是在制度层面消除乌克兰等民族的地位，将其纳入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大俄罗斯民族”政策一直是19世纪俄罗斯政府的官方立场。历史上的俄罗斯政府忽视俄乌两个民族在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性，采取强行同化的政策，埋下了俄乌冲突的历史积怨，这种历史积怨伴随着美欧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而最终爆发。
俄乌冲突直接交战方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参战方是俄罗斯与美国西方国家，俄乌战争的本质是美国利用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引发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与俄乌百年恩怨相互交织最终引发了俄乌冲突。
（二）俄乌冲突的现实原因
首先，北约东扩严重威胁俄罗斯战略安全和国家利益。冷战后美国放弃了美苏当年的禁止北约东扩的承诺，不断将中东欧国家纳入北约，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这种做法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与稳定造成巨大直接威胁。俄乌冲突起源于乌克兰意图加入北约。俄罗斯打算通过对乌发动军事行动，消除乌克兰入约的风险，震慑周边对俄罗斯有敌意的国家，制止北约继续东扩，提升与美西方国家博弈的话语权。
其次，美国借俄乌冲突重新树立霸权。虽然苏联解体，俄罗斯实力大幅降低，但俄罗斯还是军事大国，拥有大面积的领土，庞大的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欧洲与俄罗斯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俄罗斯为欧洲提供廉价的能源，欧洲则通过贸易投资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美国霸权面临俄罗斯军事和欧洲经济挑战。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通过号召欧洲伙伴支持乌克兰成功离间了欧俄关系，把欧洲牢牢绑在自己反俄战车之上。在经济上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制裁，军事上动员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甚至怂恿欧洲提供进攻性武器打击俄罗斯有生力量。美国的做法在于重新激活北约这台战争机器，离间欧洲与俄罗斯反目成仇，在削弱俄罗斯的同时，打压欧洲的战略自主。
最后，欧洲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恐惧也是引发俄乌冲突的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每当俄罗斯强盛时候都出现入主欧洲的情况发生。俄罗斯在击败拿破仑后扮演过欧洲宪兵的角色。二战，苏联击败德国，将中东欧国家划归华约组织，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恐俄心理一直深入欧洲人的骨髓。这次欧洲介入俄乌冲突，除了美国的胁迫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欧盟对俄罗斯心怀恐惧，担心在解决乌克兰后面临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可谓是“唇亡齿寒”。
二是欧洲对于俄罗斯近年来国力回复心存疑虑，担心第二个苏联再次回归。俄乌冲突成为打击俄罗斯帝国雄心的良机。
三是欧盟有借助战争危机弥合杂音的考量。由于欧盟快速扩张，形成新老欧洲，东西欧洲，南北欧洲等各派势力，英国的脱欧破坏了欧盟的团结。欧盟国家协调一直反俄有助于实现欧洲内部团结。
二、俄乌冲突对于世界的影响与未来走向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已持续一年多，俄乌战场在欧洲但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俄乌冲突本质上是北约持续东扩的结果，早在1997年，乔治·凯南就曾撰文强烈反对北约东扩，凯南认为北约东扩是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迟早会激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应。此外，也可以把这次冲突看做是冷战的后遗症。美西方虽然利用苏联自身问题和战略欺骗拖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与俄罗斯产生了积怨。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俄罗斯一夜之间从超级大国变成欧洲病夫，俄罗斯国力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顿，俄罗斯民族认为冷战后的灾难都是拜西方所赐，这种国家怨恨在俄乌冲突上得到爆发。现阶段，俄乌冲突带来的后果已经显现。
第一，俄乌冲突的直接导致俄欧能源合作陷入停滞。
即使在冷战期间，德国总理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实现了欧洲与苏联的能源合作，实现了俄罗斯能源对欧洲的供给。冷战结束后，欧俄领导人实现了两方的和解并建立了互信，拓展了欧俄的合作范围。欧俄资源合作不断深化，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欧盟对俄罗斯石油依存度为 27%、煤炭依存度 为 46%，“北溪 -2”号天然气管道开通，欧盟天然气对俄依存度将超过 80%。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联合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主要制裁手段就是切断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甚至“北溪”一号管道都被炸断。现阶段，欧洲与俄罗斯的能源往来可以说被完全切断。欧洲不得不从美国购买高价油气，欧洲和美国实现了高价能源绑定。
第二，欧洲走向战略自主趋势日益明显。
俄乌冲突目前处于胶着状态，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冲击。高企的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率叠加新冠疫情带来的外溢性的负面影响。欧洲国家民众罢工游行运动持续不断。虽然欧盟国家上层精英热衷于与美国联合制裁俄罗斯，但欧洲主流民意更关注于经济问题。欧洲民意开始反思北约扩军就能保护欧洲安 全吗？无条件追随美国制裁与挤压俄罗斯，如果引发核战争该如何应对？这些主流民意最终会引发欧洲政坛的变革，最终改变“欧仆美主”的状态。
第三，欧洲内部恐将长期陷入地缘政治冲突。
俄乌冲突事关欧洲前途，按照俄乌冲击的范围，俄罗斯周边国家，如波兰、捷克、波罗的海三国、芬兰、瑞典因“新仇旧恨”冲在反俄一线。这些国家感受到现实威胁与俄罗斯素有历史积怨，对俄罗斯态度最为强硬。“老欧洲”直面的不是俄乌冲突的军事威胁而是面临俄乌冲突面临难民危机。 俄乌冲突产生的数百万难民成为欧盟的巨大负担，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进一步激化欧洲既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 盾，导致民粹主义进一步抬头，预示着欧洲地缘版图 发生变化。
第四，俄乌冲突使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
在二战后，美国一直扮演经济全球化的领导者。然而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综合国力下降，成为全球化的制约因素。例如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以自立的区域自贸区代替WTO在世界贸易的作用。特朗普政府把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和孤立主义推向极致，大搞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色彩和冷战思维，大搞“科技冷战”，建立“芯片联盟”。俄罗斯是能源、粮食和自然资源大国，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仅导致全球能源和粮 食安全受到威胁、原材料等大宗商 品供求矛盾突出，而且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再陷困境，金融领域风险激增。美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使美元结 算和支付体系的信誉与安全性受到质疑，世界经济正面临分裂和断层的风险。
三、俄乌冲突对于中国“一带一路”企业的影响
中国“一带一路”企业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俄乌冲突对于中国企业的冲击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加原油进口成本
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快速攀升，对中国这样能源进口大国影响巨大，提升企业经营成本。有数据现实2020年和2021 年，中国原油进口规模分别为5.4 亿吨和5.13亿吨，原油进口费为2500亿美元。 国际原油价格每上涨1美元，原油进口支出将增加35亿美元。2022 年1月，国际原油均价为90美元/桶左右，到了6月， 国际原油均价已经攀升到了120美元/桶左右。原油每桶上涨了30美元中国将多花费 1750 亿美元。能源巨额的成本支出上涨，会通过缺口传导至国民经济下游各个行业，对中国企业产生一定影响。
石油是能源基础，也是基础性的化工原料。俄乌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高企，会沿着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链向下传导，下游的炼油、化学、纺织、机械制造等行业不得不面对成本上升问题。这些行业必然将增加的成本转移到下游行业企业之中。 例如炼油行业和化工行业集中度较高，有能力将上涨的成本转嫁出去，造成企业盈利空间大幅缩减，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和生存压力。事实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长期徘徊在 120 美元/桶的高位，导致中国企业运营成本也明显增加。
能源价格上涨通过产业链传导至消费端，民众消费品的成本增加，造成通胀压力会随之增加。能源价格传导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传导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根据中国超4亿辆汽、柴油车的保有量，成品油价格上涨将直接提高民众生活成本。有数据显示，油价每上涨 1个百分点，会带动居民出行成本上涨0.1个百分点。二是间接传导，国际原油价格提升工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原油价格与工农业原材料价格密切相关，油价上涨会随着生产链下传导至消费端，带动消费品价格上涨。例如，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后，国内化肥价格出现了30%的上涨，进而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
（二）中国企业面临的次级制裁风险
根据是否对相关交易具有明确的管辖权，美国经济制裁通常可以分为“一级制裁”和“次级制裁”两类。一级制裁适用于具有“美国连接点”的交易，最常见的连接点包括交易涉及美国主体、美国金融机构、美元、美国原产货物等，外国主体利用或者通过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以促成违反制裁的交易，导致美国个人或实体违反制裁规定的，也将构成违反一级制裁，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可以对外国主体追究刑事和民事处罚责任。次级制裁主要适用于不存在上述“美国连接点”的交易，一般包括两类情形：一是禁止非美国主体开展参与、支持违反人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等美国制裁项目重点禁止的行为（如明知某项目涉及军事入侵等，仍参与其中并起到重要作用）；二是禁止非美国主体对某些被实施资产冻结等制裁的主体提供支持（如与某些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名单）的主体开展正常交易）。美国《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第14024号行政令的“实质性支持条款”等对俄制裁法规中体现了一定的次级制裁特征。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升级以来，美国利用其经济优势地位，频繁运用次级制裁，限制中国企业或个人与美方制裁目标国家的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美国的次级制裁在实践中通常可以划分为三种，即贸易制裁、投资制裁和金融制裁。从实施手段而言，除了在相关制裁行政令的条款中设置带有次级制裁性质的规定之外，最为典型和常用的手段就是在OFAC所公布的SDN清单中加入“受次级制裁”或“有次级制裁风险”。通常来讲，如果中国企业与带有该标签的SDN清单列明企业开展交易，则可能会被美方以违反经济制裁为由列入SDN清单，导致其在美资产被冻结、账户被银行冻结等严重影响，又或者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除此之外，根据欧盟有关制裁条款的字面含义，如果第三国实体属于在欧盟境内全部或部分开展任何业务的任何法人、实体或机构，理论上也需要遵守欧盟制裁法规。即第三国企业如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则该第三国企业从事对俄交易，可能被纳入到欧盟管辖范围之内，需要遵守欧盟经济制裁政策。例如，如果一家中资银行就一项受制裁交易向欧盟客户提供融资，则该中资银行的行为在欧盟制裁法下属于违法行为。
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主要围绕能源、金融等重点领域，并涉及多家俄罗斯大型金融机构，是次级制裁的高风险领域。根据相关制裁法规的授权，目前美国对俄次级制裁风险主要集中在能源、金融等领域，美国通过将相关行业的主要实体列入行业制裁识别清单（SSI）、SDN等制裁清单，限制第三国主体与被制裁主体的合作，实现对俄重点经济产业的极限施压。根据《关于被冻结资产人士所拥有的实体的修订指引》及OFAC相关常见问题解答，SDN清单和SSI清单适用“50%原则，由受到SDN或SSI一个或多个主体单独或累计拥有所有权达百分之五十或以上的任何实体自动被认定为SDN或SSI主体，同样受到相关制裁限制，即使这些实体自身并未被列入相关制裁清单。此外，美国制裁一般不会向上穿透，但如果母公司明知或故意指示下属实体从事违反美国制裁政策活动，则违规责任可能延伸至母公司，与子公司一并受到处罚。
四、中国“一带一路”企业的应对俄乌冲突的应对策略
（一）推进原油进口多元化战略
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国际原油贸易格局。考虑到未来能源安全风险，中国企业必须加大力气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推进中国原油进口多元化战略。中国企业要加强与俄罗斯能源企业的合作，在油气勘探、油气管 道建设、原油现货贸易等方面进行合作。 发挥好“一带一路”倡议作用，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强化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加快与中东企业，确保原油贸易稳定性。 中国企业还应扩大自东南亚原油进口的规模，扩大对非洲、南美等地区的原油进口。同时构建安全的原油运输体系。加强与原油海运沿线国家的合作，中国企业应全方位参与到对方港口、管道、船队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原油海运的保障力。 加快推进经阿富汗到达伊朗的原油管道建设，中国企业要依托中巴经济走廊从海运转向管道运输，避开马六甲海峡，保障中国原油运输安全。
（二）规避次级制裁风险
开展黑名单筛查工作，确定交易主体的风险程度与交易受限条件。建议采用数字化法律合规解决方案，突破黑名单筛查工作的困境。所谓数字化法律合规解决方案是指利用法律科技，以信息化系统等方式设计一套完整的，集风险识别、自动化处置和专家干预于一体的解决方式，以实现法律合规制度的实际落地。黑名单筛查仅作为数字化法律合规解决方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续可以根据企业本地化实施闭环部署需求，实现与客户、供应商等合作伙伴业务系统的对接。梳理资金通路，评估资金安全。金融机构是交易结算的核心枢纽，一旦相关交易涉及被制裁的银行，或第三国金融机构认为交易存在制裁风险，都可能引发资产冻结，造成财产损失。企业需摸排涉及被制裁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评估相关制裁措施对具体交易的影响。同时，排查涉俄交易的资金路径是否涉及第三国金融机构，确定涉及的币种、项目背景、交易主体等，评估第三国金融机构若采取冻结措施将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评估相关受控物项违规转移风险在本次俄乌冲突下，各国通过限制或禁止本国企业对俄输出先进的商品、技术和软件，从而切断俄方重点产业领域所依赖的进口供应链，限制俄罗斯重点领域和行业发展。欧盟等国家出口管制角度域外效力相对较弱，更多采取拒绝或撤销出口许可证等管控措施。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域外效力较强，基本伴随EAR受控物项“由生至死”的全过程，不仅关注美国原产物项，而且对于外国生产的涉及美国物项的产品也规定了管辖效力，具体来说包括涉美原产物项成分占比超过最低减让标准的外国制造产品、以及基于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受到EAR管辖的外国产品等。
参考文献：
［1］王艺璇：从《两个罗斯民族》看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的俄乌民族差异观，《欧亚人文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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