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理论的诞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思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当时的时代主题是革命与战争。而随着世情国情的变化，邓小平论的形成条件有了新的变化。
一、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并不是一成不变，随着世界矛盾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会发生转化。因此，对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前，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在国际领域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在三个世界战略的指导之下，中国站在第三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不断推动与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等这些策略。这就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国际威望。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新的判断。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战后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冷战前期，由于美国强于苏联，总体来说是美国处于攻势，苏联处于守势，典型例子就是迫使苏联撤走了在古巴的导弹。而到了冷战中期，苏联强势扩张，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特别是在军事实力上一举超过美国。这一时期两大阵营的对比更加趋于平衡，虽然说局部战争仍然会有，但是短期内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再加上，人们长期在战争、冷战的阴云笼罩之下，世界各国人民都更加渴望和平。求和平谋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科学的判断。他指出，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和平因素增长超出战争因素，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工商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论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深刻论断。
与此同时，时代的发展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邓小平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前两次科技革命都没有跟上国际的步伐。而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诸多领域。邓小平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这一今后的挑战。因此，邓小平就是站在了时代的高度，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和思考中国的问题，为我们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方向。
二、历史依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一些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的弊端暴露出来，中国就开始了从以苏为师，再到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理论方针，但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主要是在经济建设中违背客观规律，脱离了实事求是，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在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曲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发展桎梏。
这就不得不使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刻的反思。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不断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三、实践基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理论来自于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那么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
以深圳特区建设为例。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经实地考察和认真研究，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地办特区，开始时叫“出口特区”，后改为“经济特区”。到1984年，特区建设已经进行4年了，伴随着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究竟经济特区该怎么办？小平同志心里比谁都急于想知道。 而且在建设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杂音存在。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但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一时间还转变不过来。种种杂音的出现，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试办特区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鉴于这种背景，1984年2月，年已80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决定南下视察，“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在整个视察过程中，邓小平没有轻易下结论，更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看，只是听。满意之处，也只是聊聊几个字的评价，而且一定是切合实际的评价。通过视察，邓小平越来越发现，深圳、珠海这几年里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让他对办好经济特区充满了信心。正是因为如此，他在珠海和深圳分别留下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习近平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道，“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正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中，在总结工作的失误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参考文献：
[1]丁根林.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J].浙江学刊,2010(2).
[2]曾培炎.重温邓小平理论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J].求是,20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