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错综复杂，政策的频繁出台和调整，给各国的经济和市场均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微观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资本结构的选择和调整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最佳价值和前景。在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约束的基础上，企业对自身资本结构的选择与调整还会受到外部宏观环境的制约，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近些年学者们关于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展开：
一、 具体经济政策层面
首先是基于某一具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角度，一是基于货币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区别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快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作为货币政策主要实施手段的利率政策，放松对其的管制会引导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降低资本结构的波动程度，从而缓解企业财务困境在资本结构波动的助推下进一步加深。二是基于财政政策对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增加地方财政支出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目标杠杆率的实现；紧缩财政政策可以调节客户集中度从而促进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对于产业政策来说，其促进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加速的效果在非国有、小规模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固定资产比例较低的企业中，只有重点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其资本结构向下调整的速度，而非重点产业政策会产生反向调整作用。不同的具体经济政策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是国家可以通过这些政策的运用来促进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已经成为共识。
二、区域经济波动和外部环境层面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法律环境水平对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显著负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则可以显著促进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企业的资本成本也会随环境不确定性的升高而提高。此外，由于“同群效应”的作用，我国企业资本结构会受到同行业企业的影响，并随着同行业企业资本结构的增长一并提高。总体而言，区域经济的波动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会对企业债务的融资结构和期限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 中介机制层面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收回贷款的风险也不断增加，从而其会减少贷款的发放额。由于企业贷款的可得性降低，为了有效规避其导致的资本结构调整收益下降和调整成本的上升，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将变得更加保守和谨慎；对于高杠杆企业来说较高的财务柔性价值会加快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并且更加倾向于采取权益方式融资，而低杠杆企业则相反。受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特定类型的企业能够通过权益融资方式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放松利率管制会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和降低企业现金与现金流敏感性，从而加快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综上所述，银行的融资约束，企业的资本收益、融资方式以及企业对于现金流量的敏感性等因素都是经济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中介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纵观已有研究，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影响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持有、投资、融资决策以及融资方式等。同时经济政策的不确定不仅可以通过具体政策的实施直接作用于企业的资本结构上，同时也可以通过各种中介机制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主要包括调整速度和偏离程度两方面，大量学者都是从调整速度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偏离程度的探讨仍然是不够充分。许多学者对经济政策的不确定的研究，往往是以一个特定的重点为中心，从一个单一的角度考察其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而很少考虑到资本供给和需求的相关变化，所以可以试图在二维框架下对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进行深入的探讨。
其次，目前有关人的特质、行为等因素在企业资本结构中的作用研究仍属罕见，例如：银行家信心、企业家信心、企业才能、投资者情绪与信心等。银行家可以说是银行等金融企业的掌舵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等传导至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而影响到银行家的决策与行动。并且，比较明确的是，银行家信心会对银行的信贷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从与人的特质或行为这个角度来分析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最后，我国目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在转变，结构正优化以及增长动力也在转变。二零一八年六月，绿色信贷和债券都被人民银行纳入到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MLF)的担保品范畴中，等同于用国家信用为绿色信贷企业进行担保，从而使得绿色信贷资产的质权和稀缺性进一步提高。那么，这项绿色货币政策也必然会进一步提高绿色信贷企业的融资水平、降低绿色信贷企业的融资成本，这对相关企业的资本结构也会有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作用机制是什么？最终效果如何？本文认为这个问题也是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参考文献：
[1] 袁春生,郭晋汝.货币政策变化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8(07):19-32.
[2] 王朝阳,张雪兰,包慧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及稳杠杆[J].中国工业经济,2018(12):134-151.
[3] 陈峻,张志宏.客户集中度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财政政策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6(05):90-101.
[4] 顾研,周强龙.政策不确定性、财务柔性价值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J].世界经济,2018,41(06):102-126.
[5] 巫岑,黎文飞,唐清泉.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J].金融研究,2019(04):92-110.
[6] 郑曼妮,黎文靖,柳建华.利率市场化与过度负债企业降杠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J].世界经济,2018,41(08):149-170.
[7] 王红建,杨筝,阮刚铭,曹瑜强.放松利率管制、过度负债与债务期限结构[J].金融研究,2018(02):100-117.
[8] 王明虎,章铁生.资本结构波动、利率市场化和企业财务困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31(05):81-90.
[9] 王朝才,汪超,曾令涛.财政政策、企业性质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16(09):52-63.
[10] 金桂荣.区域因素影响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6(07):125-133.
[11] 陆蓉,王策,邓鸣茂.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同群效应”研究[J].经济管理,2017,39(01):181-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