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治理观也成为我国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支撑。
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治理思想
马恩虽然对社会治理的内涵和实践没有作出具体的概括和总结，但是他的许多著作中闪烁着社会治理的思想火花，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治理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治理思想。马克思在其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市民社会论，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理论，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是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起点。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出，马克思坚持的社会治理是市民自治，通过自治可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社会自治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条件，在马恩所处的时代，这个条件显然是不满足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将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这种带有阶级属性的工具将趋于消失，但是在当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让国家消失的程度时，国家仍然在发挥着社会管理和治理的职能。除此之外，马恩还认为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马克思还认为社会治理最终实现的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民众不断受到熏陶，民众的现代科学素养开始形成，逐渐摆脱国家、政体的束缚，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独立的个人，实现自己全面的发展。
2.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
列宁也有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列宁同样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任务等内容，列宁继承了马恩等政党学说，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中的巨大作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最先进的政党，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全方面都要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列宁还提出要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此列宁还专门成立了“监察委员会”，来实现党自身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列宁同样重视作为治理主体的人民群众。党的坚强领导建立起来之后，列宁还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列宁不仅汲取了马恩马恩政党理论，还吸收了考茨基和卢森堡等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对他们民主集中制思想进行了辩证扬弃，在进行社会治理的时候，同样重视民主和集中，将人民参与纳入社会治理的进程中，在民主的基础上，将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关于社会治理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列宁还强调加强社会法制建设，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法制是最后一道防线，法律制度是社会治理的保障。用法律来保障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和公正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就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如《土地法令》等），用法律来实行对社会的治理。除此之外，列宁还重视文化的作用。列宁主张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来武装头脑，重视文化熏陶的伟大价值。在文化治理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俄共的领导权，文化治理是服务于社会政治治理的，对俄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和创新，增强民众的道德意识，保持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服务于苏联的社会治理，这是文化中给予社会治理的道德支撑作用。
3.毛泽东的国家建设思想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尽管没有提出社会治理，但在他的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奋斗取得了宝贵的国家建设和治理经验。建国之初，由于没有经验可以遵循，在社会治理上效仿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苏联经验给我国建国之初的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扰。苏共二十大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察觉到了苏联经验的弊端，着手开始探索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之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中阐发了社会治理应该怎么进行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治理的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治理就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那么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就要坚持人民至上，用民主的方法来进行治理，治理的过程还要贯彻全过程的民主，不管是在治理决策之前、之中还是治理之后，都要充分考虑民众的意见。要照顾民众的利益，在进行社会治理的时候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和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避免因为利益问题而使矛盾升级，演化成其他矛盾。
4.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的社会统治和统治者的社会管理，而是适应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邓小平强调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基础，构建一个“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的现代化治理格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重点优化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提高党在关键位置的作用，提高党“把方向、促改革”的能力。邓小平认为，社会治理要有法治的保障，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使社会治理平稳的进行下去。有了法治的保障，我们的治理才能由发生“人治——法治”的根本转变。除此之外，邓小平还探索了多元治理的治理体制。多元治理即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公众协同参与。通过多方面主体的共同努力，建成科学的治理体系。邓小平还强调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在于其终极目的是使人民受益，保障其根本利益，在治理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以人为本。
5.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观，他认为，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政府所坚持的治理政策最终也是为人民的，治理的成果坚持人民共享。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发挥乡村党支部政治引领的核心作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所坚持的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治理需要社会的企业、组织等机构协同完成，需要每个人民都参与进来。法制保障是保障基层治理顺利实施的最后一道防线，提高基层干部的法制素养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治理思想都是继承前人的经验而又守正创新，都以改造社会、造福社会为己任，都进行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探索，都聚焦于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民为主体、社会组织的协同、社会主义文化改造民众、法制保障等方面进行社会治理，对于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深化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政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好“最后一公里”，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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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M].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25.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52-156.
作者简介：董一飞（1999— ），男，汉族，河南三门峡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