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关于资本、贸易与货币形态的研究成为其考察的重要领域。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当时受到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样的，认为货币仅仅充当商品交换中介的“人不在场”的机械研究范式影响。马克思对其《政治经济学原理》所做的批注修正了这个错误导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穆勒笔记》中的交往异化思想确实是对 《第一手稿》中的第四个规定的说明和解释, 其内容也确实包括如下三个规定:私人所有的异化就是交往的异化；货币本身就是交往的异化；交换本身就是交往的异化[1]。从亚当·斯密等人的“劳动分工”概念到大卫·李嘉图的“劳动机器”概念所突显的“谋生劳动”主题，构成了马克思转向劳动异化理论的内在契机和重要经济学语境[2]。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围绕着货币权力这一核心领域展开了详细而深刻的分析，为关于货币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所扮演角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崭新视野。
一、私有财产外化是货币权力表现为异化交往的前提
马克思异化理论是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阐述的，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定义，“异化”可以被理解为人与外界社会的物我关系颠倒。马克思通过其早年巴黎时期对货币权力再生产及其对社会权力再生产逻辑的系统考察，提出了标志性的关于人在资本社会中面临四重“异化”的伟大理论。其中“交往异化”（即人与人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相异化）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第四重规定。
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对货币“精致的盲目信仰”，指出他们用生产价格和供求关系等因素来对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并进行定义和衡量，依然没有阐明资本化了的货币其本质所在，进而也无法理解货币权力是如何形成并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比如穆勒在书中的“媒介”部分指出：“拥有金银条块的人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变成货币的金银条块比其原来的形式具有更高的价值时，才要求把金银条块变成货币。.......因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量，所以货币少时价值就高。”[3]P17这显然是将货币价值仅仅放在供求关系中当作一般等价物来看待，而忽视了资本化的货币通过私有财产外化在生产中进行财富掠夺的事实。虽然如此，穆勒“精致的盲目信仰”依然给了马克思以充分的启发。一是这里穆勒的交换关系，已经是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对超出自然经济后非实体经济关系的透视，这有可能走向之后第一层级物像证伪的逻辑构式; 二是交换本身作为中介关系，却呈现了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关系颠倒，这有可能走向之后第二层级经济物像证伪的批判构式[4]。区别于穆勒，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私有财产及其表现权力始终作为私有制下的与人本身相异化的所有制关系而存在，离开了这一范畴，私有财产将失去其在私有制下作为 “私有物”的属性。“实际上，滥用对于私有者来说具有极其明确的经济界限,”[5]这种“界限”的思考体现出马克思已经将货币资本化更纯粹地从社会交往异化形态的角度考察，并从资本大生产的分工形式中寻找其异化的根源所在。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揭示了私有财产外化成为了货币资本化的必要前提，货币通过资本化的流转把人变成了“行走的资本”，进而实现其对社会一切形态的货币支配式重构，完成其权力表现的历史进程。值得一提的是，在《穆勒笔记》“论生产”部分，马克思特别引注了现代资本生产的效度化分工是如何使工人走向自我割裂与孤立的。作为资本的货币，并不是其表面看起来的由人进行支配，而是反过来成为了支配人的上帝，人与人的交往形式变成了异化了的货币表现权力支配的“物化”形式。
二、资本主义价格机制是货币权力表现为异化交往的媒介
关于价格机制是如何产生交往异化这一现象，马克思在“论工资”部分作了进一步的引证。从马克思引证穆勒的部分来看，价格机制是资本家能够付给工人多少工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资本家显然会根据供求市场的晴雨波动来调节生产规模，进而影响生产过程及劳工工资水平（虽然穆勒提出的追加资本的数量成比例少于实际工人数量时工资便会下降，反之则会提升的论断是错误的）。价格机制作为资本家实现其利润并将利润资本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货币权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可以说，货币权力以价格机制作为其实现的让渡因素，通过价格机制所实现的资本增值利润，在货币资本化的过程中为货币权力的再生产提供了购买力因素。由此往复循环，使得工人变成了资本家源源不断产出货币资本的生产工具，资本家变成了货币资本自我增值的投资工具。货币资本化在完成货币权力表现的同时，人在与其自身相异化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彼此关系的“交往异化”形态，人被割裂为货币资本的附属物，人的交往变成了货币资本增值的必要手段并成为其支配的奴隶。
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进一步指出：“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表现，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 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5]P19马克思站在崭新哲学的高度，重新评价了作为人的生产是和以实现的，同时辛辣地批判了资本的生产是如何把人的现实生产变为货币资本的奴隶的。人在生产活动中个人价值的实现本是以他者价值实现为前提的，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完成了其哲学体系从孤立割裂的人到“类”本质的人的认知飞跃。从巴黎时期开始，马克思逐渐认识到关于人的“发现”的生产，必然是每个人在生产中实现一切人价值的物质资料转化形式。资本社会的价格机制为实现资本再生产提供了支撑保障，如亚当·斯密所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式的公平自由，以及社会阶层的扁平化趋势。在一个黑格尔曾描述过的“市民社会”形态中，似乎地主和农民们都加入到生产与购买的商业大潮之中了。但实际上，资本扩张在不断加剧生产者及雇佣他们的资产者间的双重异化，个人生产无法成就其本身价值及其“类”本质的自由实现。资本市场机制作为货币权力表现为异化交往的主要媒介，使得交往异化形态在资本社会表现为货币支配人的价值和一切行为的普遍形态。
三、资本主义信贷是货币权力表现为异化交往的推手
货币信贷的产生对于诸如圣西门主义者而言，似乎意味着人性的复归。这种所谓“复归”的表象和私有财产权的发展，共同构成了所谓“经济权利自由”的虚假图景。一方面，似乎人人无论贫富都可以抵押信用贷款，遵守信用者获得“收益”，违背信用者失去“收益”。但实际上作为货币高度资本化的产物，货币信贷业务的发展是货币权力已经不满足于单纯以出卖劳动力作为其再生产形式，而是要将借贷者的个人信用、道德甚至个人大宗财产作为抵押物进行货币资本投资再生产的赌注，以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贪婪目的，来承担比以往信贷行业还未与工业资本高度融合时最大风险还要大得多的不确定市场风险。这种货币资本的惊险“跳跃”，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在信贷关系中用货币来估价一个人是何等的卑鄙!.....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成了买卖的物品。”[8]P22-23信贷的使用会使经济情况不断恶化，因为它只能解决交易问题而无法解决生产问题。市场本身存在投机的盲目性和延迟的滞后性，大量信贷创造了一个符号化的环境，向生产者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加剧了不平衡和过度积累。资本主义国家银行业的急剧扩张与泡沫化，恰好印证了西方国家信用体系正在被这种“升级”版的货币权力形态所绑架的事实。
随着信贷市场的出现和繁荣，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的问题不断呈现出日益严重的倾向，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反而不断加剧了财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稳定。信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率，促进生产开发不断进行。但在另一方面，信贷是投机和寄生的非生产性积累。作为一种保护产生实际产品价值的符号化与流转性积累活动，信贷业具有相对独立性，市场眼花缭乱的价格信号会使得信贷资本的流动非常投机化和不确定化，信贷行业高收益所带来的高风险使得经济危机循环周期缩短，并对整个实体经济的破坏性越来越强。资本主义大生产及其危机的过度积累，促使信贷资本更多转化为非生产性积累，导致技术发展停滞不前。它也同时加剧生产积累困难，形成社会财富缺失，加速社会分化。在资本化货币权力控制下的时代，信贷资产者和劳工之间的矛盾，大资产者和中小型的资产者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发展空间矛盾，富有者与赤贫者之间的矛盾，也随着货币信贷行业的发展，持续地加剧和强化这种社会交往形态的“异化互动”。
四、结语
《穆勒笔记》是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逻辑构建的重要理论节点。“交往异化是马克思走出孤立人的自我异化逻辑,走向复杂的社会关系逻辑的关键环节,也是马克思建构社会概念以及唯物史观的前提。”[9]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所提及的交往异化，是伴随着货币权力的扩张与其对人的支配作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外化是货币权力表现为异化交往的前提，分工则是私有制条件下交往异化的直接来源。另外，资本价格机制作为货币权力表现为异化交往的媒介是货币权力表现为社会权力的必要条件。资本社会的金融信贷行业则是货币权力表现为异化交往主要的推波助澜因素。在资本化的货币所缔造的社会中，人本应以自我满足为目的而进行的社会生产，变成了奴役其自身的手段和工具，货币权力表现为和人本身价值及意义相对立的资本社会权力结构。一方面，人真正的自我实现需求被压制和剥离，被货币资本“裹挟”的人的交往行为，变成了违背人自身交往需求的、依托资本价格机制实现资本流通增值和货币权力再生产的必要环节及手段。另一方面，在货币权力膨胀的过程中，货币信贷与金融资本成为了推动人剥夺其自身存在价值及意义的桎梏，同时也加速推进了这种将人自身生产为货币权力外化所控制的生产物，以及其对应社会形态及权力结构的过程。当然，马克思并不反对“通过生产产品表现人自身价值 ”的形式，马克思认可的，是通过生产产品使得人本身的人格意义及价值实现凝结在产出物中，并使其作为人格独立价值的生命体现。这种通过物质生产来实现人真正自我发现的形式并不排斥交换，但一定是以反对货币权力外化造成人类社会普遍交往异化作为前提的。马克思通过《穆勒笔记》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权力与交往异化间关系的深刻考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生产与交换作了初步阐释，为实现人类社会生产力解放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深刻的价值参考。
〔参 考 文 献〕
[1]王福生.重思《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117-123，176-177.
[2] 张福公.《穆勒笔记》中异化逻辑的演进过程及其经济学原初语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0-16.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2002.
[4] 张一兵.马克思：从他性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穆勒笔记》再研究[J].河北学刊，2022（3）：42-5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23.
[11]韩立新.《穆勒笔记》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J].现代哲学，2007（5）：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