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VCT)是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一种检测和咨询服务,通过为高危人群提供咨询检测服务,获得更多的高危人群特征及阳性检测率,是防控艾滋病的重要公共卫生策略[1-2]。至2020年底,我国仍有21%的HIV感染者未被发现[3],检测是让更多HIV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情况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拟对宜都市2020-2022年1753例自愿咨询检测者的特征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为确定宜都市高危人群提供参考,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宜都市VCT门诊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信息系统》中录入的《检测咨询个案登记表》,收集2020-2022年求询者信息。
1.2 方法 根据知情同意、保密原则,求询者携带身份证,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面对面地开展实名制免费咨询检测;采集求询者血液,进行HIV抗体检测。HIV抗体初筛阳性的血液经实验室免疫印迹实验((WB)和条带免疫法((RIBA))[4]确证为阳性的,判定为阳性标本。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7和SPSS 16.0对求询者社会人口学行为学特征等进行分析。采用c2检验,多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VCT者人口行为学特征及HIV抗体结果
2.11 VCT者人口行为学特征分布 宜都市2020-2022年VCT者,年龄最小18岁,最大85岁,年龄均值为43.28岁,以20-49岁年龄组为主(55.56%),男性为主(60.13%),婚姻状况以已婚有配偶为主(89.56%),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58.47%)。不同年龄组、不同婚姻状况的人群接受HIV检测的率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年龄=13.80,P<0.05;c2婚姻状况=28.59,P<0.05)。求询原因以异性性行为史为主(74.33%),以无HIV检测史为主(68.80%)。不同求询原因、不同HIV检测史的人群接受HIV检测的率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求询原因=273.92,P<0.05;c2既往检测史=80.28,P<0.05)。
2.12 VCT者HIV抗体结果分析 宜都市2020-2022年1753例VCT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且阳性检测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阳性检测率最高为2022年(0.50%)。阳性检测者均为20-49岁年龄组人群(0.62%),男性的阳性检测率(0.47%)高于女性,婚姻状况以离异或丧偶阳性检测率最高(3.33%),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阳性检测率最高(0.98%),求询原因以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组的阳性检测率最高(4.65%)。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求询原因及既往检测史者的HIV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2020-2022年宜都市VCT者HIV抗体检测结果
2.2 VCT阳性检测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VCT求询者婚姻状况为离异或丧偶(OR=28.363,95%CI:1.092-736.699, P<0.05)、求询原因为配偶或固定性伴阳性(OR=106.026,95%CI:6.266-1794.000, P<0.05)为HIV感染危险因素,见表2。
表2 2020-2022年宜都市VCT者HIV感染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2020-2022年宜都市VCT求询者及阳性检测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可能与我市在两家综合医疗机构设置自愿咨询门诊有关。随着2020-2022年扩大检测率从全人群的11%提升到23.91%,医疗机构艾滋病筛查比例从35%提升到74.91%,医疗机构将筛查发现的待复查者转介到自愿咨询门诊增多。阳性检测率上升与本地近3年艾滋病疫情趋势一致,提示现行干预措施效果不佳,需尽快调整。
本文单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求询原因与既往检测史可能影响HIV阳性检测率。本研究中自愿咨询检测者以20-49岁青壮年为主(82.20%),提示宜都市20-49岁的青壮年人群为HIV感染的潜在风险人群,与既往宜昌市[5]相关研究一致。这可能与此年龄段人群处于性活跃期,善于使用“互联网+”交友和约炮从而引起高危行为发生率高有关。本研究中自愿咨询检测者以男性为主,可能与男性发生危险性行为的频次较高,且男性更愿意接受检测咨询有关。求询原因以性接触史为主(90.47%),提示性接触是当地主要高危行为,与湖北省艾滋病疫情相一致。既往有HIV检测史的求询者阳性率明显高于无既往HIV检测史的求询者。求询者可能有侥幸心理,在接受过VCT服务后,仍然未认识到高危行为的危险性。提示应加大VCT服务检测后的健康教育力度,提高求询者对高危行为的畏惧心理,从而避免反复多次的高危行为,避免艾滋病的传播。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求询原因为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离异或丧偶者,其HIV感染风险增加。本研究既往HIV检测史者中,有1例为配偶/固定性伴阳性(25%),即传播发生在抗体检测前。HIV感染者不愿主动告知配偶或性伴侣自己HIV感染情况,是导致配偶或固定性伴阳性人群HIV感染风险高的原因。离异或丧偶人群HIV感染风险增加,可能与该人群为满足生理需求,发生购买性服务等高危行为,从而增加了HIV等性病感染的风险有关。
综上所述,男性有高危性行为的20-49岁青壮年人群是本地HIV传播的重点人群,非婚异性性行为、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男男性行为是本地HIV传播的高危行为。因此,应充分利用VCT服务咨询、检测及检测后服务的特点,探索“互联网+”的宣传干预及线上咨询检测相结合方式,以检测后服务为切入点,将艾滋病“知-信-行”健康教育工作融入VCT服务,进一步扩大检测服务的可及性及便利性,提高检测率,及时发现早期感染者,防止二代感染者出现。从立法方面解决HIV感染者的配偶告知方式、告知人及告知时限,以降低艾滋病婚内传播风险;加强对性行为为高危行为的求询者的性健康教育与引导,帮助求询者建立正确的性安全观念,远离危险性行为,阻断艾滋病传播。
参考文献
[1]沈洁,李建华.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指导手册[M].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
[2]陈庆良,杨春,何丹.某区2008至2011年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情况的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 2012, 10(36):2.
[3]何纳.中国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新进展[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21, 25(12):5.
[4]Chinese, Center, for,等.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15年修订版)[J].中国病毒病杂志, 2016, 6(6):27.
[5]王早霞,杜立毅,陈宏平.宜昌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行为特征与艾滋病/性病感染现状分析[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13, 2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