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VCT）是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一种检测和咨询服务，通过为高危人群提供咨询检测服务，获得更多的高危人群特征及阳性检测率，是防控艾滋病的重要公共卫生策略[1-2]。至2020年底，我国仍有21％的HIV感染者未被发现[3]，检测是让更多HIV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情况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拟对宜都市2020-2022年1753例自愿咨询检测者的特征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为确定宜都市高危人群提供参考，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宜都市VCT门诊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信息系统》中录入的《检测咨询个案登记表》，收集2020-2022年求询者信息。
1.2 方法 根据知情同意、保密原则，求询者携带身份证，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面对面地开展实名制免费咨询检测；采集求询者血液，进行HIV抗体检测。HIV抗体初筛阳性的血液经实验室免疫印迹实验（（WB）和条带免疫法（（RIBA））[4]确证为阳性的，判定为阳性标本。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7和SPSS 16.0对求询者社会人口学行为学特征等进行分析。采用c2检验，多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VCT者人口行为学特征及HIV抗体结果
2.11 VCT者人口行为学特征分布 宜都市2020-2022年VCT者，年龄最小18岁，最大85岁，年龄均值为43.28岁，以20-49岁年龄组为主（55.56%），男性为主（60.13%）,婚姻状况以已婚有配偶为主（89.56%），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58.47%）。不同年龄组、不同婚姻状况的人群接受HIV检测的率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年龄=13.80，P＜0.05；c2婚姻状况=28.59，P＜0.05）。求询原因以异性性行为史为主（74.33%），以无HIV检测史为主（68.80%）。不同求询原因、不同HIV检测史的人群接受HIV检测的率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求询原因=273.92，P＜0.05；c2既往检测史=80.28，P＜0.05）。
2.12 VCT者HIV抗体结果分析 宜都市2020-2022年1753例VCT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且阳性检测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阳性检测率最高为2022年（0.50%）。阳性检测者均为20-49岁年龄组人群（0.62%），男性的阳性检测率（0.47%）高于女性，婚姻状况以离异或丧偶阳性检测率最高（3.33%），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阳性检测率最高（0.98%），求询原因以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组的阳性检测率最高（4.65%）。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求询原因及既往检测史者的HIV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2020-2022年宜都市VCT者HIV抗体检测结果
2.2 VCT阳性检测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VCT求询者婚姻状况为离异或丧偶（OR=28.363,95%CI:1.092-736.699, P＜0.05）、求询原因为配偶或固定性伴阳性（OR=106.026,95%CI:6.266-1794.000, P＜0.05）为HIV感染危险因素，见表2。
表2 2020-2022年宜都市VCT者HIV感染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2020-2022年宜都市VCT求询者及阳性检测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可能与我市在两家综合医疗机构设置自愿咨询门诊有关。随着2020-2022年扩大检测率从全人群的11%提升到23.91%，医疗机构艾滋病筛查比例从35%提升到74.91%，医疗机构将筛查发现的待复查者转介到自愿咨询门诊增多。阳性检测率上升与本地近3年艾滋病疫情趋势一致，提示现行干预措施效果不佳，需尽快调整。
本文单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求询原因与既往检测史可能影响HIV阳性检测率。本研究中自愿咨询检测者以20-49岁青壮年为主（82.20%），提示宜都市20-49岁的青壮年人群为HIV感染的潜在风险人群，与既往宜昌市[5]相关研究一致。这可能与此年龄段人群处于性活跃期，善于使用“互联网+”交友和约炮从而引起高危行为发生率高有关。本研究中自愿咨询检测者以男性为主，可能与男性发生危险性行为的频次较高，且男性更愿意接受检测咨询有关。求询原因以性接触史为主（90.47％），提示性接触是当地主要高危行为，与湖北省艾滋病疫情相一致。既往有HIV检测史的求询者阳性率明显高于无既往HIV检测史的求询者。求询者可能有侥幸心理，在接受过VCT服务后，仍然未认识到高危行为的危险性。提示应加大VCT服务检测后的健康教育力度，提高求询者对高危行为的畏惧心理，从而避免反复多次的高危行为，避免艾滋病的传播。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求询原因为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离异或丧偶者，其HIV感染风险增加。本研究既往HIV检测史者中，有1例为配偶／固定性伴阳性（25%），即传播发生在抗体检测前。HIV感染者不愿主动告知配偶或性伴侣自己HIV感染情况，是导致配偶或固定性伴阳性人群HIV感染风险高的原因。离异或丧偶人群HIV感染风险增加，可能与该人群为满足生理需求，发生购买性服务等高危行为，从而增加了HIV等性病感染的风险有关。
综上所述，男性有高危性行为的20-49岁青壮年人群是本地HIV传播的重点人群，非婚异性性行为、配偶／固定性伴阳性、男男性行为是本地HIV传播的高危行为。因此，应充分利用VCT服务咨询、检测及检测后服务的特点，探索“互联网+”的宣传干预及线上咨询检测相结合方式，以检测后服务为切入点，将艾滋病“知-信-行”健康教育工作融入VCT服务，进一步扩大检测服务的可及性及便利性，提高检测率，及时发现早期感染者，防止二代感染者出现。从立法方面解决HIV感染者的配偶告知方式、告知人及告知时限，以降低艾滋病婚内传播风险；加强对性行为为高危行为的求询者的性健康教育与引导，帮助求询者建立正确的性安全观念，远离危险性行为，阻断艾滋病传播。
参考文献
[1]沈洁,李建华.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指导手册[M].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
[2]陈庆良,杨春,何丹.某区2008至2011年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情况的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 2012, 10（36）:2.
[3]何纳.中国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新进展[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21, 25（12）:5.
[4]Chinese, Center, for,等.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15年修订版）[J].中国病毒病杂志, 2016, 6（6）:27.
[5]王早霞,杜立毅,陈宏平.宜昌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行为特征与艾滋病/性病感染现状分析[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13, 2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