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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综述

傅天姿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高质量的制造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同时制造业面临挑战和转型压力,数字经济的崛起为其注入了新动力。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成为生产的新要素,推动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显著提升了效率和竞争力。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和新的发展空间。本文综述相关研究,旨在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相互作用,为制造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制造业
DOI:10.12721/ccn.2024.157024
基金资助: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3Y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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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1]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战略眼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部分,面临大的挑战和转型的压力,尤其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劳动力供应的减少和成本的上升使基于廉价和充足劳动力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维持。尽管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依然有待提升,存在着规模大但竞争力不足的问题。这些挑战不仅削弱了制造业自身的竞争力,也成为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

 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以及国内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使得制造业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在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立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为其转型升级提供了指引和动力。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间的发展窗口,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迈进。 

数字经济的崛起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引领了企业变革和创新的浪潮,推动了制造业的全面数字化转型。自2010年以来,我国各省(区、市)积极响应,纷纷实施数字政策,数字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2022年,数字经济规模突破50.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排名世界第二,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数字产业的崛起不仅促使制造业向服务型产业转型,创造出全新的产业格局和商业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制造业在产业链价值中的地位,同时,数字化进程的全面推进也在广泛、多层次、深入地对制造业进行改造和提升。此外,数字化还助力产业链延长、拓宽和挖深,为制造业塑造了全新的竞争优势。

1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内涵

 Tapscott于1996年首次提出的“数字经济”概念,将数字经济等同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报告推广了这一概念。然而,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2016年杭州峰会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也采纳了此定义。

 面临新的挑战,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也逐渐显现。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劳动力特征、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规模以及资源要素错配等均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随着制造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凸显,而劳动力供需的不匹配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一大难题。同时,在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高新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研究表明,传统技术产业的渗透效率低下已成为制约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时效性的关键因素。此外,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特性虽显著,但过度集聚可能引发规模不经济,加剧同质化竞争,从而对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造成障碍。资源要素错配问题亦对产业升级构成挑战,限制了资源流向更具生产率的制造业部门,导致整体生产效率下降。

在这一环境下,数字经济的崛起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深入,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提升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而且还能驱动制造业迈向高端制造、智能生产和绿色环保的发展方向。同时,数字经济还能够优化劳动力供需匹配、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从而缓解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一些难题。

2文献综述

根据现有学术研究,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焦勇(2020)认为,数字经济有助于制造业的高品质发展,主要是从效率和价值的角度。贺立龙等人(2022年)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李雪松等(2022)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的融入促使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并推动了价值链的深层次重构。戴翔等(2022)则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发展,并对整个产业链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尽管如此,杨汝岱等(2023)揭示了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在制造业上游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下游企业的生产率。然而,戚聿东等(2020)的研究表明,虽然数字经济有助于制造业结构的高级化,但在推动绿色化转型方面,其效果尚不明显,显示出一种双刃剑的特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如何赋能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路径。王德祥(2022)指出,数字经济通过与传统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的深度融合,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这种融合不仅增加了创新资本和人力投入,还提升了人均创新水平,为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潘彪和黄征学(2022)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影响。他们认为数字经济推动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和智能化变革,从而重塑了制造业的区位格局,并显著增强了其综合竞争力。 陶长琪和丁煜(2022)的研究着眼于数字经济政策如何助力提升制造业的创新实力。他们的研究揭示,合理的数字经济政策通过深化分工等途径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层次。

就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方面,吴翌琳等人的研究揭示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在制造业生产全过程中的引入,有助于重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此外,陈贯言等人的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带来的技术变革,有效缓解了制造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压力,还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劳动技能水平,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力市场和制造业市场的匹配度。邓慧慧等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随着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等的不断演进与普及,数字经济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和广泛的渗透性,成为了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戚聿东等人的研究指出,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和平台效应为制造业的虚拟集聚提供了便利,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使得制造业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规模经济。赵宸宇的研究也强调了数据要素集聚构建的数字化平台在提升制造业管理运营效率、促进资源要素跨行业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 

当我们转向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时,会发现差异化结论。陈金丹和王晶晶(2022)发现数字化投入初期可能抑制制造业创新效率,但随后会转为促进。张晴和于津平(2020)则指出数字化投入能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结论实际上反映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3文献评述

根据已有研究来看,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之间互动越来越深入。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制造业的生产模式,也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实现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双赢。数字化生产线、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使得制造业能够实现更加高效、精准的生产。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与此同时,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变革也为数字经济的广泛应用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应用场景。这种双向的、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不仅有力推动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研究,普遍缺乏对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问题的深入考量。大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行业和省级层面,较少从城市这一更为微观的视角进行探究。同时,在探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时,许多研究倾向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然而这种模型往往存在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偏差,从而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了更好地把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和影响路径。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规律,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同时,需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政策环境、社会影响、跨学科研究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第1版.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69页.

[3] TAPSCOTT D.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4] 焦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从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J].经济学家,2020,(6).

[5] 戚聿东,蔡呈伟.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多重影响及其机理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0(7):108-119.

[6] 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6):135-152,250.

[7] 张晴,于津平. 2020. 投入数字化与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 经济评论,(06):72-89.

[8] 吴翌琳,王天琪.数字经济的统计界定和产业分类研究[J].统计研究,2021(6):18-29.

[9] 赵宸宇.数字化发展与服务化转型——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1(2):149-163.

[10] 贺立龙,张馨月.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制造业技术升级:影响机理与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研究,2022(07):99-112.

[11] 李雪松,党琳,赵宸宇.数字化转型、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22(10):43-61.

[12] 戴翔,杨双至.数字赋能、数字投入来源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J].中国工业经济,2022(9):8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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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潘彪,黄征学.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转型与空间区位变革[J].改革,2022(10):65-77.

[15] 陶长琪,丁煜.数字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基于适宜性供给的视角[J].当代财经,2022(03):16-27.

[16] 陈贵富,韩静,韩恺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力不充分就业[J].中国工业经济,2022(8):118-136.

[17] 邓慧慧,刘宇佳,王强.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研究——兼论网络型城市群建设[J].中国工业经济,2022(9):121-139.

[18] 陈金丹,王晶晶. 2022.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创新效率[J]. 经济经纬,39(03):78-88.

[19] 杨汝岱,李艳,孟珊珊.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23(11):4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