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与时俱进地提出城乡关系治理理念：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所探索的客观规律，厘清当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屏障，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导致城乡关系不断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关系的发展会呈现出从混沌一体到对立分离再到融合发展的态势。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在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生产方式不断演进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城乡融合成为城乡关系演进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所探索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最早提出“城乡融合”概念：“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的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进程，但并不意味着是随时可以实现的，满足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实现城建之间的融合发展。其一，实现城乡融合的物质条件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未达到足够高度造成了城乡差异，因而必须大力提升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才能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生产力存在的巨大差异，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合同里劳动的差别，每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都是平等的、自由的，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带来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们不在为劳动所束缚，人人得以自由发展。在此基础上，“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其二，“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条件即是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驱使下，大量资本在城市聚集，随之而来的便是农业与工业手工业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城市压迫剥削农村，农民沦为廉价劳动力，致使农村处于经济发展链条的薄弱环节。因此，只有废除私有制，取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有，保证农业农村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才能提升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填补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逐渐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
二、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限制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城乡之间的矛盾已有所缓和，城乡关系亦有所改善，但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仍暴露出许多问题。要完成城乡融合发展目标，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党和国家还面临着城乡间产业发展不协调、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难破除等悖困。
第一，城乡之间产业发展不协调。从总体上看，我国城乡产业分布存在不协调问题，非农产业与农业产业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城乡产业要素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农业到城市非农业领域的单向流动，城市产业反哺带动乡村的效力不明显。鉴于考虑产业发展成本要素，第二三产业都倾向于在城市投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涉农产业也主要集聚在城市区域，而农村分布的主要是传统的、不发达的农业产业。城乡产业分布差异化，现代先进技术难以进入农村，导致农村现代化道路困难重重。
第二，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从教育资源看，城乡之间存在教育不公平、机会不均等的差距，城市教育水平、教师质量、教学设施、教学环境等远高于农村；从社会保障服务看，城乡间社会保障存在失衡现象，城市居民的参保体系更加完整，城市高于农村；从基础设施层面看，我国加大力度在农村地区覆盖网络、硬化道路、兴建农田水利等，但农村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从医疗卫生方面看，乡村的医疗水平、医疗设施落后。诸多方面事实表明，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存在差异，是限制城乡融合发展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第三，城乡二元结构难破除。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心从村向城市转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依靠农业积累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导致农村人口在就业、医疗、财政、社会福利等方面与城市人口存在差别待遇，最终造成城乡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改善城乡关系，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使二元结构有所松动，但打破长期以来固化的二元城乡模式并非一蹴而就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遗留矛盾成为新时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绊脚石，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三、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制
构建新时代构筑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是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乡关系、有效整合城乡各领域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机制保障，必须针对实际，着力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落实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是固化的二元结构，只有废除城乡二元结构，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遇，城乡矛盾才能得以化解向融合发展转化。党在十九大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需要。
第二，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要加强城乡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还应充分发挥乡村独特的风土文化和生态禀赋，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鼓励城市企业融入农业生产经营，依托地区特色打造新产业链，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增强产品附加值，依托独特风土文化，联动旅游农业、电商农业，催生物流配送、市场销售、技术服务等新式现代化农业体系。
第三，促进城乡资源优化配置。教育上要强调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提升乡村居民自身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基础设施上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乡村振兴创造基础条件。医疗卫生上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制度，不断扩大医疗覆盖范围。就业创业上建立统一的城乡人力资源市场，既鼓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也鼓励城市人才到农村创业就业，以实现城市和农村人口双向良性互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9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作者简介：刘亚星（1996—），女，河南许昌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冯慧（1966—），女，博士，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社会发展；王国胜（1962—），男，河南漯河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