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再是单向传播，而是实现了双向传播。由于网络环境的便利，人们更习惯于通过网络获得信息，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并发泄情绪。心理学对于此进行研究，表明情绪是一种反映，也是一种心理体验，都是针对某个个体或群体。情绪所表现的是社会心理，当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通过行为表达[1] 。在情绪信息中，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更具传染性，速度传播非常快，甚至会出现情绪感染，群体行为得以形成。只有研究和引导情感舆情信息，有效判断和引导潜在舆情，才能将舆情危机有效化解。
一、爆料人的表达情绪化影响舆情
当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上发布新闻时，他们可以理性地或情感地表达。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当爆料的内容有确凿的证据且充满感染力的时候，与简单的证据更容易传播。但是，当告密者的文本中充满情绪的时候，甚至情绪可以掩盖证据，信息受众会认为告密者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不会信任传播的内容[2] 。
（一）案例
在2019年1月份，在天涯论坛有题为《安徽XX老支书冒死发帖》的文章，采用了实名发文，将其受到村霸欺凌的问题反映出来，并明确有镇干部包庇的现象。
（二）研判
由于所涉及到的内容是“举报贪污腐败遭到报复陷害”，对网民非常有吸引力，成为了舆情热点。对这个案件进行研判的回收发现，虽然为实名发帖，上面还有自拍和身份证等各种证明身份的资料，但是文章中的语言是充满攻击性的。所以，跟帖有个别网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多数网民认为，爆料人应该举证并说出实话[3] 。
（三）应对措施
调查表明，村干部所提供的信息不符合实际，爆料人由于腐败而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缓刑3年，没有受到迫害的问题。爆料人与“村霸”为兄弟关系，两人由于建房纠纷多次向警方报案。警方的“村霸”调查不构成非法犯罪，也没有立案。村干部多次调整，也没有妥善解决。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后，当地镇政府实名跟帖，将事实澄清，并将调查所获得的结果以及完整的证据材料传输到论坛上。
二、意见领袖人的表达情绪化影响舆情
当意见领袖出于信任而发布情绪化信息的时候，信息受众不会对信息的真实性提出太多质疑。此时，意见领袖所表达的情绪对他人非常有感染力。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如果反映不真实，就要及时处理；如果这种反映是真实的，那么安抚情绪和澄清事实以回应公众舆论都非常重要[4] 。
（一）案例
2019年2月，一名知名意见领袖刊发《物理脱贫法》一文，对某县的脱贫工作表示质疑。在文章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为响应2020年全面脱贫的号召，2020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专项治理行动开始执行，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拆违拆旧”，对一住户唯一住房强制拆除，而且没有补偿。
（二）研判
扶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果披露的内容属实，那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根据数据显示，微薄大V账号发布后，短短几个小时内，文件阅读量就超过很大，并继续传播。从评论来看，网民们没有质疑此事的真实性。大多数职位都受到嘲笑，并对当地政府和基层官员表示不满。该大V发文后，短短数小时，该文阅读量突破50000，并不断扩散。跟帖网民并不会质疑这年事情的真实性，跟帖中对当地政府及基层官员的嘲讽与不满都发泄出来。
（三）应对措施
第一、当地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立刻进行调查工作;
第二、将证据核对好之后，当晚11时，县委书记与这名大V直接电话沟通，针对有关房子的内容进行了沟通，详细介绍房产、面积、价格、购买时间以及位置等等，而且将拆除危房的沟通细节明确。由于爆料人有房，也有一定经济基础，还曾经带着母亲到国外旅游，其所享受扶贫政策，不符合政策。经过采用电话沟通的方法，县委书记使用微信将部分证据资料向大V传输，并承诺第二日晨将文字材料及完整的证据资料发给这名大V。收到前期证据资料后，当晚11时许，这名大V自行将文章删除
三、评论者情绪化表达对舆情的影响
（一）研究内容
网络言论之争后，一些网民从原有的理性分析进入到情感辩论阶段。政府将当地的官方微信公开并及时回应，如果没有准备好，手续的工作难度更大。比如，黄山市有网友组织，微信群、朋友圈和论坛等等，如果个人的信息不准确，就会导致网络暴力产生[5] 。
（二）研判
民间社会组织在全国许多城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以高铁为例，在选线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就产生了舆论战，网民面临真实情况，心理承受能力重。一些网民会受到零碎信息和负面情绪表达的影响，双目被蒙蔽，双方的攻击持续增加，导致此次舆论持续扩大。
（三）应对措施
高度重视舆论评估，在规划过程中，首先要对类似重大项目的各种反应予以关注，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对可能的社会反应作出评判。这就需要密切关注区域“V”、地方门户、微信地、方论坛、微博以及公众号等等，使得舆情导向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分析舆情的时候，要将舆情对冲及时清除，将舆情处理工作做到位[6] 。
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研究可以明确，在舆论场上，情绪化与理性化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随着公民意识逐渐提高，政府就要基于法治建设的基本逻辑促进互联网稳定有序运行，使网络生态基质得到培育，维护其健康。这就要求各地要从两个方面“约束”，即“约束”权力和“约束”民意。前者可以防止过度权力侵害合理民意，要求官方所提供的信息量更加权威和全面，后者对公民媒介素养、道德素质以及法治意识进行培养，发挥舆情的引导作用，对于谣言、诽谤者和侮辱严厉打击，将网络言行纳入到良性轨道中，营造出充满正能量的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 马玉丽.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舆论监督的效应研究[J]. 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0，000(2):58-59.
[2] 陈爱妮. 社会治理视域下公共服务质量评价问题研究[J]. 产业创新研究， 2019， 024(10):169-171.
[3] 赵薇. “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研究[J]. 新丝路:中旬， 2020， 000(4):1-2.
[4] 张艳国. 新时代深化社会治安改革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重大课题——序廖宝光博士新著《社会治理视域下治安社会化研究》[J]. 社会科学动态， 2019，000(8):126-128.
[5] 任帅军.“枫桥经验”视域下打造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J]. 职工法律天地， 2019， 000(10):204-205.
[6] 赵宬斐， 李璐.“云治理”视域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创新路径研究[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033(1):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