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英语等级能力量表》的发展
201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提出要加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外语教育教学与考试综合改革提出明确的要求。2018年4月《中国英语等级能力量表》(以下简称《量表》)应运而生。《量表》以语言运用的导向目标,“三级九段”的测量格局,“能做……”的语言能力描述结构,受到了广大学者、英语教师的关注,开启了《量表》背景下英语教学与测试的标准性、持续性、统一性、可比性的研究序幕,架起了英语教、学、测的沟通桥梁,在提升考试质量、推动国内外考试对接、促进多元评价、反馈教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知网搜索主题“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截止到2021年8月,与《量表》有关的论文多达347篇。其设计者和广大学者、教师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量表》研制的理论依据、基本原理、研制框架,以及在学习、教学、测评中的对接与应用。
二、职业本科院校公共英语能力测评
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2019年2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这既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也丰富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培养基地。在职业本科教育背景下,大学公共英语应突出工具性、人文性、职业性相统一的课程性质,要尝试走出一条职业化、应用型的英语教学之路,既要避免对普通本科英语的教育方法、教学模式、开设课程等环节的模拟,又要避免高职专科基础上纯粹的延长学制时间、增加课程等做法。职业本科公共英语应该更侧重大学生英语职场应用能力的培养,打造高层次“外语+技术”的职业化人才。
一项能力或技能的掌握程度往往需要依靠信度高、效度高的测试进行检验。按照测试的目的,邹申(2012)将语言测试分为学业测试(achievement test)、水平考试(proficiency test)、分级考试(placement test)、诊断考试(diagnostic test)等[1]。根据国际已有量表的使用情况,量表在测评中使用的频率是最高的。例如,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以下简称CEFR)对语言测评的影响远超过对教学大纲和语言教育的影响。而且量表也有助于营造一种终结性评价和包括教师评价、同伴互评、学生自评在内的形成性评价有机结合的评价氛围与文化[2]。可以说,《量表》变革了英语测试,为英语考试内容设计、试题命制、评卷及成绩报告等提供质量保障,推动了国内外考试的对接与互认,为形成性、终结性等测评方式提供能力参照标准。
刘建达,杨满珍(2021)指出:量表在语言测评中的应用数量最多,范围也最广。迄今《量表》在实际英语学习、教学、测评中应用的研究,总体上较为宏观,多是理论上的探讨,而对《量表》在实践中的系统应用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还需从多方面对《量表》的应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3]。因此,本文专门探讨《量表》在职业本科院校公共英语能力测评中的应用。
三、研究理论基础
Nagai et al.(2020)把CEFR对语言测评的影响归纳为三类:(1)与CEFR相关的测评(CEFR-linked),指那些在测评工具开发完成并且实施之后与CEFR进行关联对接的测评;(2)基于CEFR的测评(CEFR-based),包括那些从设计初始或之前就把测评对象的语言能力水平定义在CEFR的某个级别上的测评,人们可以依据测评结果推断出测评对象的语言技能处于CEFR的哪个级别,通过“能做”描述语描述测评对象对测评任务的掌握程度;(3)参照CEFR的测评(CEFR-informed),指参照CEFR的设计理念、描述语级别、支持CEFR的证据而设计的测评,这类测评很少推断测评对象处于CEFR的哪个级别。刘建达(2021)在Nagai et al.对接理论的基础上,将《量表》对英语测评的影响也归纳为三类:(1)《量表》对接已有测评(CSE-linked assessment)。如雅思(IELTS)、普思(Aptis)、托福网考(TOEFL iBT)。(2)基于《量表》开发测评工具(CSE-based assessment)。如正在开发的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National English Test System)。(3)参照《量表》开发测评工具(CSE-informed assessment)。主要强调《量表》在形成性评价中的应用与作用[3]。
四、《量表》在职业本科院校英语能力测评中的应用
本文依据Nagai et al.(2020)和刘建达(2021)的研究分类,以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山外”)为研究对象,以山外实施的“国际英语能力测评+国内英语能力测评+校本英语能力测评”三重测评模式为主线,讨论《量表》在职业本科院校英语能力测评中的应用。
(一)《量表》对接的国际测评(CSE-linked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本部分主要讨论《量表》与普思考试对接在职业本科院校英语能力测评中的应用。山外于2019年成为山东省首家普思考试示范校。普思考试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开发的一种创新型现代化国际英语测试系统。它强调沟通为本,注重听、说、读、写四项英语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测评,包含核心测试模块语言知识(语法和词汇)及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四个独立能力测试模块。普思考试也与国际测评体系CEFR对接,这也促进了中国英语能力标准与国际量表相接轨。
山外历来重视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强调“英语+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成功将普思考试引入到新生英语应用能力入学测试,和第二学期末英语应用能力诊断性测试。通过两次成绩的对比,诊断一年以来的基础英语技能学习的强项与弱项,从而帮助学生在第三学期有针对性地选择大学英语听说或读写课程开展进一步的学习。至今,山外对接普思考试,已成功完成2019级和2020级两届本、专科生的英语能力测评任务。
(二)《量表》关联的国内测评(CSE-linked national assessment)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由国家教育部高教司主持的一种教学考试,它对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我国大学生的英语能力进行客观的、公正的、正确的评价,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对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4]。作为评价在校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四、六级考试已被社会和用人单位普遍认可,是存在时间长、考试人数多、改革力度大、考试效度高、社会效益显著的大规模标准化英语水平测试。
事实上,大学英语四、六级还未与《量表》进行完全的对接工作。仅仅揭薇(2019)率先开展了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与《量表》对接的可行性研究,发现专家们能够通过考试任务分析选择合适的考生表现描述语,描述语判断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准确性[5]。旷丹、王晓轩(2021)基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中国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效度验证展开论证。研究表明,《量表》描述语基本对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书面表达的内容、语言、论述、逻辑等方面进行准确描述,从而划分等级水平,有效测量考生的书面表达能力[6]。
山外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为第三、四学期的英语能力水平测试,主要目的就是检验前三个学期的大学英语学习水平和能力水平。四级成绩达到425分及以上,表明语言能力已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提高目标”所设定的教学要求。六级成绩达到425分及以上,则表明语言能力已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发展目标”所设定的教学要求。王守仁(2018)指出,《量表》从大学生英语水平和需求实际出发,将本科学段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水平分为两个等级,五级和六级的标准分别相当于目前的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对应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的教学要求[7]。因此,《量表》对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起到促进作用,也间接地给予四六级考试相应的能力描述。
(三)参照《量表》开发的校本测评(CSE-informed school assessment)
校本考试能凸显“坚持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原则,国内许多高校开发了体现学校办学思想和特色的校本英语水平考试[8]。《量表》实施以来,一些高校也发布了校本考试与《量表》对接的报告。例如,上海交通大学英语水平考试(SJTU-EPT)与《量表》的对接[9],浙江大学校本英语考试听力部分与《量表》的对接[10]。
参考《量表》开发校本测评是校内英语能力测评发展的重要方向。山外的校本考试还未与《量表》建立起对接,因此,校本考试成绩暂且也不能对标《量表》的各个等级。因为考试对接《量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研究者建立论证为对接的结果提供充分证据。目前,山外校本考试是依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的教学要求,遵循学校提出的“外语+技术”人才培养方案,参照《量表》描述语,参考普思考试、四六级考试模式与内容,在第一学期末、第三学期末、第四学期末开展的期末学业测试,涉及口语、听力、词汇语法、阅读、翻译写作五大模块,旨在考查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英语应用能力、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力求实现考查标准从“考英语”转向“强能力”[11],理论基础从“知识构建”转向“能力构建”[12]。
为此,我们在相应的学期建设了校本英语能力测试题库,结合本学期课程学习内容,参考普思考试、四六级考试、雅思考试、各类英语(写作、阅读、翻译、词汇等)竞赛等考查项目和侧重能力测评的试题,对学生一学期以来的英语学业能力开展评估。题库也会不断地更新与改进。
校本考试与《量表》对接有助于学校科学制定对考生的能力要求,合理命题和控制题目难度;有助于考生获得详细的分数报告和具体的反馈信息,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有助于教师及时调整和规划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有助于使用者深入了解校本考试,为不同的校本考试提供可比较的平台。校本考试的设计更符合本校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开展校本考试与《量表》的对接将为校本考试合格分数线的设定及其合理性提供依据,为考试的设计与改进提供参照,从而提高命题水平和测试效度[13]。因此,职业本科教育背景下,校本考试与《量表》的对接,设定符合校本考试各级别的临界分数线,将是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四)参照《量表》实施的形成性评价(CSE-informed formative assessment)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指出,大学生英语能力测试的目标是构建“形成性测试与终结性测试相结合”的综合测试体系[14]。由于信度问题,高利害(high-stakes)测评一般不会使用自评,但在低利害的测评中,尤其是形成性评价中经常会使用到[3]。
周艳琼(2021)以分数解释/使用论证(IUA)为效度框架,验证自评量表描述语的难度水平与《量表》中指定的水平基本匹配,多方证据基本支持《量表》自评量表的效度[15]。自评表“倡导学习者是学习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为实施“以学习为导向的评价”(Learning-Oriented Assessment)提供有用的工具[16]。借助自评表,学生可以对自己的英语水平进行自评和互评,对自己的英语能力进行诊断,突出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
《量表》重视语言学习过程中认知能力的发展,以运用为导向,强调语言使用。在日常教学中,我们鼓励学生充分利用《量表》提供的自评量表,主要涉及组构知识运用能力、听力理解能力、书面理解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语用能力和笔译能力等自评量表,帮助学生对自身英语应用能力水平做出判断或诊断。在每节具体课程中,教师可针对每堂课的具体教学内容和语言技能活动,从《量表》中选取适当的各项能力描述语,让学生在学习之前和之后分别做出自我评价,帮助学生了解周期学习的情况,强化语言技能的习得。此外,老师可以让学生评估自己的整体英语水平,依据《量表》的自评描述语,学生可以找到自己的弱项和强项,从而能够周期性地设定目标、制定计划、实施学习、开展反思。
当然,自评量表不仅可供学生评价自己的语言能力,也可以帮助老师判断学生的语言能力,以便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日常学习状况,开展有的放矢的教学。
五、结语
欧洲委员会将CEFR对语言测评的影响和作用可以归纳为三点:(1)界定考试内容;(2)陈述达到学习目标的测评标准;(3)描述现有测评的能力层次[17]。《量表》在职业本科院校英语能力测评中的应用也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第一,强化不同学期“国际英语能力测评+国内英语能力测评+校本英语能力测评”三重测试模式,为各学期学生英语能力水平提供了统一标准,保证测试的科学性、评分的一致性、组织的严密性、成绩具有可比性和可解释性,实现了“量同衡、车同轨”。第二,《量表》及自评表的应用导向和能力描述,有利于减轻教、学、测各环节的负担。越清晰的标准,越有利于学习者和教学者明确的目标,正确、高效地评价学习效果,提升学习效率。第三,考试分数变活,不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能力的代表,可以根据相应级别的能力描述语对自己做出准确、科学的评价,判断自己“能做什么”和“未能做什么”,明确自己学习的方向。
《量表》自颁布至今,时间并不长,还需要广大教师不断地去了解、研究,并投入使用。我国有关考试与《量表》的对接研究还相对较少,尤其是与职业本科院校校本测试对接还是空白,这将是今后职业本科院校英语能力测评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邹申. 语言测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22-23.
[2] Little D.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A Research Agenda[J]. Language Teaching, 2011, 44(3):381-393.
[3] 刘建达,杨满珍.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在语言测评中的应用[J]. 外语测试与教学,2021 (2): 1-11.
[4] 杨惠中.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十五年回顾[J].外语界,2003,(3): 22-30.
[5] 揭薇.英语口语考试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接研究——以CET-SET 4为例[J].外语界,2019,(1): 71-80.
[6] 旷丹, 王晓轩.中国英语书面表达能力量表的效度验证——基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J]. 现代外语,2021 (3): 98-102.
[7] 王守仁.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 外语教学 2018(4):1-4.
[8] 何莲珍. 新时代大学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J]. 外语界, 2019(1):8-12.
[9] 王华. 校本英语水平考试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的对接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英语水平考试”为例[J].外语界,2020(5): 72-79.
[10] 闵尚超, 姜子芸.校本听力考试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接研究[J].外语教学,2020,41(4): 47-51.
[11] 杨帆, 吴莎. 测评、教学与学习的衔接[J]. 中国考试. 2018 (2): 71-77.
[12] 刘建达, 韩宝成. 面向运用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建设的理论基础[J]. 现代外语, 2018 (1): 78-90.
[13] 何莲珍, 罗蓝. 语言考试与语言能力量表对接研究: 路径与方法[J]. 外语教学, 2020(1):29-33.
[14] 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英语教学指南[S].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15] 周艳琼.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自评量表的效度验证[J]. 现代外语, 2021(1):101-112.
[16] 刘建达.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与英语学习[J].中国外语,2017 (4) : 4-11.
[17] Council of Europe.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Z].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1.
作者简介:姜超,男,任教于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与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