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实践论》作为“两论”之一，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启迪，并围绕中国革命现实问题，聚焦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系，实现了理论与中国特色实践的高度融合，被广泛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范例。深入探究《实践论》的形成背景，明确其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方面的贡献，并对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有助于新时代下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
一、《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我们党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全然不顾国内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盲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把毛泽东等人坚持从实际出发的立场说成是“狭隘经验论”，甚至号召党内要同这种“狭隘经验论”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2]”。在王明等人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盲目遵循教条的思想的指导下，我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打击。好在遵义会议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重新确立，把党的革命事业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1937年7月，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误区并未完全消除。部分同志一味摘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片段，而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另一部分同志则过于固守自己的经验，未能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联。此外，尽管国共开始了新的合作，但国民党政府发动的文化围剿依然在进行，加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际。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抗日和解放战争，必须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层次，用马克思主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和群众。《实践论》便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二、《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继承
《实践论》中体现的认识论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观点一脉相承。这首先体现在核心概念、核心观点的一致性上，其次还体现在《实践论》对经典作家名言的直接引用上，如文中多个地方直接引用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原文。
（一）《实践论》坚持了实践是认识基础的观点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列宁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坚持了这种观点。
首先，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5]。”人们通过生产活动逐渐认识自然规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其次，认识是随实践由浅入深发展的。例如，长期以来，受生产范围限制，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片面的。但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生产力的增长，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更加全面。最后，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或理论的真实性不是基于主观判断，而是基于实践的实际结果。“只有当实践的结果与人们的设想一致时，认识才得以验证。”
（二）《实践论》坚持了认识过程两次飞跃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体系的显著差异之一是其对理论在改革现实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因此从实践到认识不是认识活动的终结，认识还必须回归到实践中，以验证、深化其理论或为实践提供指导。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6]。”毛泽东继承并深化了这一思想，形象地将认识的过程描述为两次飞跃。
认识过程的首次飞跃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5]。”这一过程也就是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规律的过程。第二次飞跃则是从理性认识重新转向实践。“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5]。”只有回到实践，我们才能验证认识是否与客观的实际规律相符，并据此以准确的理解指导实践。因此毛泽东认为，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加重要。
（三）《实践论》坚持了辩证发展的认识观
毛泽东认为，实现了认识运动的两次飞跃之后，认识过程既完成了，又没完成。对于某一具体过程而言，人们通过实践，使对于事物的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再去指导人们的实践，产生了预期的结果，那么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算是完成了。然而，一方面，人们认识受到各种因素的局限，一开始往往比较片面，因此需经过反复多次的重复才能到达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中的事物都是在不断向前推移和发展的，过去产生的对事物正确的认识或许不能指导现在的实践，因此，人类认识的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前进、深化的过程，它包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基于此，毛泽东坚定地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同时反对了形而上学的孤立和静态的认识观。
三、《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中国化发展
（一）将认识论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相结合
毛泽东将认识论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哲学进行了结合，比如《实践论》开篇，他就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破题为“知和行的问题”，并扬弃了中国先贤们的知行观，将知和行的关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基础上，说明只有在实践中知和行的问题才能得以正确解决[7]。这样，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与中国哲学的“知行合一”观联系了起来。
毛泽东还大量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俗语、谚语来阐释认识论的相关哲学原理。如他用“吃一堑长一智”来说明，人要在实践中检验认识，从失败中取得教训，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思维与外部世界的规律相一致；用《三国演义》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解释在人头脑中进行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表达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亲身参与变革实际的实践中，才能揭示事物的真正本质并深入理解它们。
（二）将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的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8]。”《实践论》中，毛泽东运用众多实例将认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例如，描述认识的发展阶段时，他提到考察团来到延安，对当地的地形、建筑、群众大会、听到的言论和所见文件等直观体验构成了基本的感性认识。但当他们整合这些信息并深入思考，便得出了关于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成功的理性判断。在描述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时，毛泽东写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改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改变......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5]。”形象说明了认识的过程并非一劳永逸的，革命党人必须随时更新自己的认识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思考和实践，以确保革命的正确方向和最终的胜利。
（三）把认识论基本原理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
《实践论》体现出的鲜明的中国语境和中国风格，除了在于将认识论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革命相结合，还在于使用了朴实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例子，即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讲述复杂抽象的哲学原理，克服了哲学远离大众的神秘性，增强了理论的活力和传播力[7]。在说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时，毛泽东用民间俗语“知识里手”来嘲笑那些道听途说、不重视直接经验的人；为了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他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5]。”毛泽东采用中国本土化的语言体系，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原理，构建了一个内容上充满哲理但形式上更为通俗的认识论体系。
四、《实践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一）把现实问题、实践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去审视和反思
《实践论》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关键之一就在于其着眼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哲学性的深入剖析。在党内出现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时，毛泽东并未仅将其视为表层的实践问题进行处理，而是升华至哲学层面进行思考。他深知，在复杂的革命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引领历史前行，关键是要从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哲学性的反思与解答。因此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凭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与认识关系的精准把握，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进而倡导要走一条实事求是的道路。
（二）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实践论》的基本观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在内容上结合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实践，在形式上采用了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方式。《实践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思想精华，更重要的是，它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转译与革新。这种革新既体现在对中国革命核心议题的哲学式抽象和逻辑性探析中，也显露于借助中国的历史经验、传统寓言、典型成语以及日常风俗对相关理论的生动阐释。这不仅表现为从哲学的角度对中国革命中的关键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与系统总结，而且在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特点的结合中，对认识论领域提出了众多新颖观点，从而铸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系统完整的中国化的哲学创新。正是这些特质，使得《实践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成功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文中说，“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9]。”“学哲学、用哲学”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新时代，我们不仅要深入领会《实践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所展现的经验，还应从更为宏大的视角出发，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时代发展的实际土壤。我们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紧密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活力与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 肖向平.《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典范[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7(03)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01）
作者简介：刘惠东（1996-），男，汉族，山东莒县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