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十世纪中后期，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翻译研究出现了第二次转向——文化转向。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译者的“性别”、“身份”、“主体”及 “话语”意识随之觉醒，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逐渐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女性主义的翻译观。由此，翻译研究的领域被不断扩大延伸。随着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不断发展，女性主义者抓住这个机会为女性权利抗争，以提升女性译者的地位和在场性。基于这种视角，翻译被认为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对等，而且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与交流，更是一种政治行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较之西方为晚，主要以零星的期刊文章为主，而非系统性的理论专著。直到本世纪初，才有国内学者注意到，译者性别也是影响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因素。朱虹教授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领军人物，她最先将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介绍给国人。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研究视角投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2000年，廖七一编写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开启了中国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的先河（胡作友&胡晓娟&李而闻, 2013）。2004 年《中国翻译》推出的一系列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专栏论文影响极大，直接推动了此后该研究领域的快速成长与繁荣。如刘军平（2004）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从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观出发,探讨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渊源、对翻译的影响及其作用。又如徐来（2004）的《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指出人们在谈论译者时,对于译者的性别,一直作了笼统的处理,并始终把男性译者作为默认值，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并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了揭示并维护译者、尤其是女译者主体性的工作成果。此后，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译者性别身份的研究逐渐成为了学术热门。
虽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兴起不久，却以其蓬勃之势影响了国内外的翻译活动，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一视角下，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批评受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而相互作用，翻译研究将由此获得发展。因此，笔者将以女性主义的翻译学理论为基础，分别从语言风格、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的再现及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增补、劫持、前言和注脚）出发，对《灿烂千阳》的两个中译本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性别不同的译者是如何在其译作中发挥其译者的主体性。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视角对《灿烂千阳》中译本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尝试，不仅有助于重塑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开拓翻译研究领域的新视角，给当代翻译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并促进其客观发展。
1.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1.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发展贯穿了整个近现代史。女性主义翻译学虽为一种新兴学科，却有着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女性主义兴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从 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女性主义致力于为全世界的女性争取各种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如房产权、投票权、教育权等。1949 年，西蒙娜·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将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展开了对父权中心制更为深刻和激烈的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者开始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吸取养分，把性别视角引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之中，并且提出“女性的解放必须从语言开始”（Simon, 1996:8）。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女性译者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翻译策略，主要为弗洛图提出的干预策略。她于2004年在《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一书中定义并且描述了三个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即增补、劫持、前言和注脚。
在中国，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女性主义翻译学才走进国门。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虽引进时间不久，但却没有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学那么激进，一直以温和的方式不断实践，对中国译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朱虹教授是第一个引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学者，也是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介绍出去的先驱。之后的孔慧怡（1999）、艾晓明（2004）、穆雷（2008）等学者，也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
传统的忠实观认为译者应该绝对忠实于原文和原文作者。原文作者是翻译过程的中心和主体，而译者则是边缘和他者。翻译的绝对标准——“忠实”是不容质疑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时刻遵循原著，忠实地翻译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甚至是每一个标点符号，以体现对原文和原文作者的尊重。而女性主义译者则认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才是翻译工作的主体。翻译过程是译者在文化、社会和个人因素的制约下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译文则是译者对翻译目的的确定、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等进行选择而产生的结果。
2. 女性主义翻译观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灿烂千阳》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女性主义翻译观下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灿烂千阳》的两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译者主体性的发现来自于译者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翻译理论的发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被压抑的译者从以前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通过分析，笔者发现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皆充分发挥了其自身的译者主体性。一直以来，译界认为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更注重对原文中的女性意识、女性身份及其自身主体性的凸显。但李继宏（男性译者）的译作也发挥了其自身的主体性，也能通过对译文的干预彰显女性的声音和形象，不仅充分体现了女主人公为女性权利而抗争的意识，也反映了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
2.1 语言风格
性别不同的译者在翻译同一作品时的语言风格是不同的。长期以来，受传统翻译忠实观的影响，译者始终处于一种低级的从属地位。而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女性主义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通常会通过寻求对语言的介入和控制来彰显自己的女性译者身份。如：
例（1）
ST: Attention women: You will stay inside your homes at all times. It is not proper for women to wander aimlessly about the streets. If you go outside, you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mahram, a male relative.（Khaled Hosseini, 2007:297）
TT1: 女人请注意。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呆在家里。女人在马路上瞎逛是不合礼节的。如果你们要到外面去，必须有男性的亲戚陪同。（Li Jihong, 2007:283）
TT2: 女性注意：必须随时呆在屋内，不可漫无目的在街头游荡。出门时必须由男性亲人陪同。（Li Jingyi, 2008:257）
分析：上述条例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散发的传单中的一部分。在塔利班的残酷统治下，妇女失去了工作权、受教育权，甚至人身自由权。在翻译时，两位译者的译文具有不同的语言风格。李继宏选择了“请”、“是不合礼节的”与“如果”三个词语，更显礼貌，体现了他对女性的尊重，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程度。而对于女性译者来说，翻译不仅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也是女性译者实现自身政治观点、掌握更多话语权的载体。因此，李静宜在处理译文时不仅使用了大量的“必须”和“不可”等强硬的命令性词汇来强调这些规定的不合理性，而且还在原文中省略了许多礼貌用语，以激发译文读者对女性角色的同情，体现女性主义的特色。
2.2 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的再现
性别不同的译者在建构不同性别的人物形象时采取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下文是一些例子：
2.2.1 女性形象的再现
例（2）
ST: She swallowed dry spit. Shifted on her chair. She had to steel herself. If she didn't, she feared she would come unhinged.（Khaled Hosseini, 2007:218）
TT1: 她干咽了一口，在位子上挪动着身体。她必须让自己镇定下来，否则的话，她担心自己会情绪失控。（Li Jihong, 2007:210）
TT2: 她干咽一口口水，在椅子上如坐针毡。她一定要坚强起来，否则的话，她怕自己会撑不住。（Li Jingyi, 2008:190）
分析：这段文字是描述莱拉听到塔里克在医院受重伤时的反应。笔者认为两版译本各有可取之处。李静宜译文中的“如坐针毡”与李继宏译文中的“情绪失控”两个词语描述皆显细腻，皆能向译文读者传达莱拉的紧张、焦虑之感，使得原著中一些较为抽象、隐含的概念和细节能够通过译文呈现给译文读者。一个受男权压迫，悲壮而无奈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2.2.2 男性形象的再现
例（3）
ST: But I'm a different breed of man, Mariam. Where I come from, one wrong look, one improper word, and blood is spilled. Where I come from, a woman's face is her husband's business only.（Khaled Hosseini, 2007: 75）
TT1: 但我是一个身体里流着不同血液的男人，玛丽雅姆。在我来的地方，要是错误地看了人家的女人一眼，或是说了不得体的话，那就会引起流血。在我来的地方，女人的脸只有她的老公才能看到。（Li Jihong, 2007:73）
TT2: 不过我和他们不一样，玛黎安，在我的家乡一个不该有的眼神，一句不得的话，马上就会导致血流成河。在我生长的地方，女人的脸只属于她的丈夫。（Li Jingyi, 2008:67）
分析：与李静宜的译本相比，通过李继宏的译本——“但我是一个身体里流着不同血液的男人”，译文读者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拉希德的傲慢和自负。拉希德认为自己不同于那些无法控制自己女人的男人，他坚信，自己的妻子玛丽雅姆就是自己的所属物品，并对她有绝对的支配权。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不管是男性译者还是女性译者，有时都能够站在女性的心理角度去组织译文，为女性发言。
2.3 女性主义翻译观下的翻译策略：增补、劫持、前言和注脚
女性主义翻译在实践上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的（interventionist）翻译实践，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创造。女性主义翻译发挥译者主体性有三种实践方式：增补（supplementing）、劫持（hijacking）以及加写前言和注脚（prefacing and footnoting）。
2.3.1 增补
增补策略实际上是对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做出的一种补偿。对于一些涉及到女性角色的内容和词汇，女性译者会使用增补策略对女性角色予以强调。通常，女性译者会更多地使用一些形容词、副词来突出女性角色的行为、性格特征。如：
例（4）
ST: Next, Mariam knew, he'd go on about Kabul's gardens, and its shops, its trees, and it's air, and before long, she would be on the bus and he would walk alongside it, waving cheerfully, unscathed, spared. （Khaled Hosseini, 2007: 58）
TT1: 玛丽雅姆知道他接下来还会说起喀布尔的花园、商店、树木和空气；也知道不用多久她将会踏上客车，而他会跟着车走，欢快地、若无其事地、断断续续地挥舞着手臂。（Li Jihong, 2007:56）
TT2: 玛黎安知道，接下来他就要谈起喀布尔的花园、商店、树木和空气，再过会儿，她就要坐上巴士，而他会跟在巴士旁边挥手，开心愉快，若无其事，没有愧疚和不安。（Li Jingyi, 2008:53）
分析：娜娜（玛丽雅姆的母亲）死后，扎里勒和他的妻子强迫年轻的玛丽雅姆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鞋匠。在此之前，玛丽安一直崇拜着扎里勒，认为他是一位温柔、慈爱、而又称职的父亲。然而，令她吃惊的是，为了他的妻子、孩子和自己的名誉，扎里勒抛弃了娜娜，现在他也要抛弃她。在翻译原文时，李继宏忠实于原文，向译文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度渴望温情父爱，却被父亲残忍抛弃的悲剧女性形象。而李静宜在译文中除遵循忠实的翻译原则外，还通过增补“没有愧疚和不安”来表达她对扎里勒冷酷行为的强烈谴责，更好地契合了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
2.3.2 劫持
与上述的增补策略相比，劫持策略更显激进。增补策略是在忠实的前提下，根据原文的语义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补充，从而体现女性主义色彩。劫持策略则不同。译者在应用劫持策略时可能会在译作中强行嵌入具有女性主义价值理念的部分，更会对具有男权主义色彩的表达进行强制删除甚至是反转性表达，从而彻底改变原作者的写作意图。
例（5）
ST: “What's happened to you？” he said. “I married a pari, and now, I'm saddled with a hag. You're turning into Mariam.”（Khaled Hosseini, 2007: 325）
TT1:“你怎么回事？”他说，“我娶回来一个美人，现在却骑着一个老太婆你变得越来越像玛丽雅姆了。”（Li Jihong, 2007:300）
TT2:“你是怎么搞的？”他说：“我娶的是仙女，现在却变成丑老太婆。你怎么能越来越像玛黎安。（Li Jingyi, 2008:283）
分析：“saddled with a hag”在语境中是具有侮辱性的词汇。在翻译过程中，男翻译家李继宏将其直译为 “骑着一个老太婆”，而李静宜则有意识地劫持了原文中这一贬低女性的倾向性描写，并进行“重写”，突出了自己的女性译者身份，并适当地提高了女性角色的地位。
例（6）
ST: The other night, sitting on the bedroom floor, where he was shaving a com from his foot, he said quite casually, “So what was it like between you two?” “Laili Majnoon. You and the yak lenga the cripple. What was it you had, he and you?”（Khaled Hosseini, 2007: 260-261）
TT1: 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卧室的地板上，磨着他脚上的鸡眼，漫不经心地问：“这个小东西像你们两个中的哪一个啊？赖里和玛姬浓。你跟那个残废。这个小东西是谁的？他和你？”（Li Jihong, 2007:249）
TT2: 有天晚上，他坐在卧房的地板上修脚底的硬皮，随口说:“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赖里和马吉努啊。你和那个瘸子。你们两个，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Li Jingyi, 2008:227）
分析：拉希德怀疑莱拉和塔里克过去有过婚外情，当时他正在审问莱拉。他坚信，莱拉背叛了他，认为孩子是莱拉和塔里克的杂种。李继宏在译文中使用了“小东西”和“残废”两词，忠实地翻译出拉希德对孩子和塔里克的讽刺和轻视。与李继宏的直译相比，李静宜劫持了原文的原意，从而避免了对孩子和莱拉的辱骂，也削弱了拉希德对他们的怀疑。在她的翻译中，她只是表达了对莱拉和塔里克之间关系的怀疑，而不是质疑或质问。显然，劫持策略的运用表现出了译者的女性意识，同时也体现了女性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然而，女性译者对原文的劫持实际上也存在弊端，这种行为偏离了传统的忠实原则，不能完全传达原作者的写作意图。
2.3.3 前言和注脚
前言和注脚策略包括解释原文的背景和作者的意图，以及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旨在突出译者的女性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发挥女性身份在小说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两位译者皆未作序，但女译者李静宜在翻译中加入了大量的注脚来说明原文背景，而男译者李继宏则很少使用或不使用注脚。如：
例（7）
ST: Ramadan came in the fall that year, 1974.（Khaled Hosseini, 2007:84）
TT1: 那年——也就是1974年——秋天，斋月来临。（Li Jihong, 2007:81）
TT2: 那年，一九七四年秋天，斋月来临。（斋月：伊斯兰教义中规定于回历九月行斋戒，自日出至日落禁止饮食）（Li Jingyi, 2008:80）
分析：“斋月”这个词对不熟悉伊斯兰教义的中国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李静宜在译文末增加括号注解 “斋月”，使得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上下文。
例（8）
ST: I won't bother you with it, ham shira,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hen I went to do my private business, the simper of the two, it felt like passing chunks of broken glass. （Khaled Hoss eini, 2007:217）
TT1: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的病情，小姐，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当我去处理一些私人事情的时候，这两条该死的腿沉重得我寸步难行.（Li Jihong, 2007:209）
TT2: 病情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小姐，你只要知道我在办每天生活两大事时①，比较简单的那件事让我觉得，简直像排出一堆堆碎玻璃千割万剐。
①此处所谓生活两大事应指大小便，较简单的那件事意即小便。（Li Jingyi, 2008:189）
分析：这句话是谢里夫向莱拉描述他生病时的生理痛苦与生活不便时所说。李静宜为了使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含义，在句末增加注脚，使得译文读者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疾病给谢里夫带来的痛苦。即使是最简单的生理活动，他也不容易完成。而李继宏的译文“我去处理一些私人事情”更显模糊、委婉。两者皆有可取之处。
3. 结语
笔者从译文的语言风格、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的再现及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增补、劫持、前言和注脚）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灿烂千阳》两个中译本的差异。通过案例比较，笔者发现，首先，在翻译中的确存在性别问题，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的译本往往有所差异。其次，两位译者的译作虽各有优劣，但皆充分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女性译者（李静宜）更能体察女性的细腻感情，对女性形象比较体贴保护；男性译者（李继宏）则更显中立、客观，但有时也能同原作的女性角色产生共鸣，并通过对译文的干预彰显女性的声音和形象。
女性主义译者不仅强调性别认同的意义，而且还积极地通过各种翻译活动，运用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如补充、劫持、序言和注脚等来建构女性身份，展示其译者自身的主体性。但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发展至今也有一些局限性。它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甚至有一些翻译家过分强调语言的性别与政治性，由此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评。因此，在对比评价译本时，一方面应该遵守翻译的最高标准——“忠实”原则，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分赞扬译者主体意识过分发挥的行为。不管男性译者还是女性译者，都要充分领悟原作者的深意，对有关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的翻译要尽量做到公正客观，才能保持整个译本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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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瑾瑄（1998-）,女,汉,陕西西安人，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单位邮编：650091，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