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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2数据的考察

刘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610072

摘要: 利用CGSS2012数据考察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社会信任资本、社会参与资本与社会网络资本)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资本”对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影响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社会信任资本”呈现出弱显著,但“社会参与资本”这一维度的变量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在统计学意义上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公民参与
DOI:10.12721/ccn.2024.15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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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承担基层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必然载体。面对社会结构调整和分工细化,社区利益结构与利益格局分化,单一政府或社区居委会无法有效满足居民个性化、多元化利益诉求。生长于社区内的社区社会组织凭借自身优势,及组织拥有的区域性、自治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特质,以兴趣爱好、功能需要、问题解决和志愿激励为动力自发生成多类型社区社会组织,凝聚居民利益,成为居民组织化,满足居民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和承接政府职能的有效载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挥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组织被公民社会研究学者普遍看作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和核心要素,参与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公共社会事务助力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努力及其共治共享的大背景下,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已经由单一向多元延伸,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逐渐成为参与社区管理的主要力量(王处辉、朱焱龙,2015)。社会关系网络、规范、信任以及社会成员的沟通交往是社会资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因而本文将从社会资本角度讨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社会资本能否促进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

二、文献回顾

帕特南(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社会信任、规范以及关系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整体社会的效率”。诸如信任、规范与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视为组织和社区的重要特征,其具有自我增强和可积累性,可以通过促进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活力和运行效率。社会资本可以增进集体行动的能力,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和“关系”行为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投机行为和因投机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社区是人们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而建立在自愿与社会服务意愿基础上的社区社会组织,关注其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助,热衷于各种社团与社区活动,注重公民社区意识的提高,可以促进包容性的社会信任程度的提高,进而提高公民凝聚力在城市社区中,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最大程度动员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建立文化认同,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寻找社区自组织基础,是政府实现共治共享社会的重要政策方向。这就与帕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不谋而合。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区,将受益于其成员之间的合作,个人可以在社区中共享互助互惠、信任、协作与邻里友谊中的益处。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提高社区治理绩效,提高社区邻里社会资本的存量与增量,无疑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同时通过文献整理可以发现公民的社会资本影响其社区参与行为。帕特南(1999)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存量丰富的地区,人们会自觉地遵守互惠规范并且热衷于参与社区活动,建立活跃的参与网络,并且居民之间建立了信任与合作。张红霞(2004)通过研究发现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有助于其社区参与,即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越高,同时对于社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刘春荣(2007)使用“邻里社会资本”概念来描述一种邻里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这种网络和信任有助于将居民个体融入社区,形成一种地方公共问题的治理力量,增进社区的集体福利。黎熙元与陈福平(2008)的研究则从反面论证了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积极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即社区社会资本的减少导致了居民社区参与度的减弱。社区建设、社会资本以及公民参与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共同本质,因此在“社区”这一地域范畴内,以社会资本理论为框架来分析社区居民参与,特别是对于社区组织参与的影响因素,并将两者统一与社区治理理论之下将更有助于理解这三者间的内涵关系。

已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对社区居民自治和居委会参与进行研究,理论视角具有启发性,但是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对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相关研究略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2),实证研究上述问题。拟通过重点考察中国城市社区中公民的社会资本对其社区组织参与的影响,通过此项研究,为当前政策所倡导的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扩大居民参与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根据文献回顾和本文分析的需要,在此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信任资本、社会参与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本三个维度。在研究社会资本对公民社区组织参与的回归分析中,本研究用性别、年龄、收入、社区类型作为控制变量,以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的6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公民社区组织参与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并做如下假设:

H1:社会信任资本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产生积极影响。

H2:社会参与资本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产生积极影响。

H3:社会网络资本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产生积极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2年的A卷相关变量和数据,运用stata16.0对该数据进行分析。

(二)变量设计

1.因变量

因变量所要测量的是公民是否参与社区社会组织。以居民是否为社区组织成员作为因变量,为了测量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程度,用问卷中:“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社区组织”。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类变量,是社区组织成员=“1”,不是社区组织成员=“0”。

2.自变量

考虑不选取过于复杂的有关社会资本的各方面变量,而是围绕“社会信任资本”“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参与资本”这三个维度有针对性地选择变量,考察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公民社区组织参与的影响。

(1)“社会信任资本”主要用人们之间包容性的社会信任这一指标来进行测量,采用问卷中运用量表测量受访者对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不同对象的的信任程度。将量表的各题项得分相加,分数越高则表示社会信任度越高。

(2)“社会参与资本”主要测量三方面情况分别为“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讨论”。

“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参与”的测量问题为“您是下列组织的成员吗?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将是组织成员编码为“1”,不是组织成员编码为“0”。“社会公共事务组织参与”的测量问题为“在过去12个月中,您是否经常参与下面这些本地事务的讨论。必须3人及以上参与,正式和非正式的都算。”参与其中任意一种公共事务都为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将参加过编码为“1”,没参加过编码为“0”。“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讨论”的测量问题为“过去12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下面这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活动(包括网上的参与)”,受访者只要参加(建设本社区的志愿活动、与体育、文化艺术或学术相关的志愿活动、与社会弱势群体相关的志愿活动)的任何一项都被定义为公共事务参与,反之,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则被定义为不参与。公共事务参与是二分类变量即“参与”=1“不参与”=0。

(3)“社会网络资本”是产生社会资本的根源,是测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采取两个测问项目,其一是“请问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这一问题的答案衡量。其二是“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均合并赋值为“很少”=1;“一般”=2,“频繁”=3。

3.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其他可能对因变量造成影响的变量,更加准确地检测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了性别、年龄、收入、社区类型四个控制变量。将性别设置为虚拟变量,对个人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第四个控制变量是公民居住的社区类型,剔除“农村”的选项,将“未经改造的老城区”=1、“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2、“保障性住房社区”=3、“普通商品房小区”=4、“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5、“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6。

四、实证分析

因为本文所研究的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所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本文以公民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作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收入、社区类型、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网络)作为自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在核心自变量中,“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讨论”这三个代表“社会参与资本”的变量对公民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结果非常显著(p<0.05)。与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相比,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发生比是不参与的7.18倍;与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相关组织相比,参与的公民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发生比是不参与的社会公共事务相关组织的公民1.84倍;与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讨论相比,参与的公民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发生比是不参与的社会公共事务相关组织的公民4.17倍;说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无论是相关组织或相关活动的参与,都会使公民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发生比越大。“社会信任资本”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有影响,结果为弱显著(p<0.1),公民的社会信任度越高,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概率越高。但在“社会网络资本”中,与邻居朋友互动程度很少的公民相比,“与朋友互动程度频繁”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有影响,结果为弱显著(p<0.1)。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年龄和收入对公民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p<0.05),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生比会显著增高,即年龄越大的公民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可能性越大;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公民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发生比就增加0.09个单位,即收入越高的公民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成员的可能性越大。对于社区类型,相对于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中的居民在0.1的显著水平下更有可能积极加入社区社会组织。

从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看,pseudeR2为0.24,说明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异的解释能力一般,LRchi2的值为361.18,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于是进一步对该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使用Hosmer Leme show方法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但精准度较低。

五、结论与讨论

虽然已有文献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参与进行相关研究,并得出会产生影响的结论,但从本模型分析可看出,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信任资本”与居民社区组织参与之间的影响并不显著,当然也局限于本次分析样本数量和其他未关注到的相关因素作用。但可以确切地得出结论: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资本”在统计学意义上对公民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一定意义。就理论意义来说,本研究支持了以往的部分研究结果,即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或不同形态对社会治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参与资本对公民的社区组织参与乃至社区参与、甚至社会治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构建共治共享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对于当前的社区建设,促进社会资本特别是社会参与资本的累积以实现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理念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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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艺(1999-),女,汉族,四川广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