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 19）[1]，简称“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气溶胶和直接接触传播，其特点是传染性强，致死率高，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甚至导致全身性多器官衰竭综合征[2]。新冠的爆发波及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对世界各地造成了公共卫生挑战[3]，作为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新冠肺炎疫情未来如何传播仍存在很多未知 。2022年3月1日上海市出现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确诊病例，研究发现该变异株较之前的流行病株比较，有着极强的传染性，较快的传播速度，较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奥密克戎的爆发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军，医护人员要面对高强度的工作、高概率的感染风险、短缺的防护物资以及活动受限的防护措施，研究显示医护人员是感染新冠的高危人群，截至2020年2月，全国医护人员确诊病例达到44672例，对于这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健康威胁和压力，一线医护人员将处于精神紧张、无助和被孤立的状态，其中抑郁和焦虑是最常见的负性情绪反应 ，而情绪的好坏是反映自我睡眠质量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焦虑、抑郁和失眠的患病率分别为22.8%、 23.2%、38.9%，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及时评估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所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并作出干预,提高一线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以便更好地开展疫情防治工作。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探讨上海市疫情对抗疫一线过渡病房医护人员焦虑、抑郁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探索疫情期间影响医护人员心理因素的原因，以便提供有效的心理干预。
二、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单中心横断面研究，纳入2022年5月15日至6月15日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海医院过渡病房工作的48例医护人员，排除2例因问卷填写错误的样本。本研究方案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并经过长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均已获得所有纳入研究医护人员的书面同意。纳入标准: 在集中过渡病房参加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1月; 岗前参加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工作的防护培训； 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排除标准： 有精神分裂症或有严重的情绪障碍等精神疾病，调查期间未连续上岗，包括事假、病假及调离非一线科室。问卷发放48份， 排除无效问卷2份，有效率96%。
2.2研究方法
2.2.1 调查工具 （1）普通资料收集 查阅相关文献和专家咨询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婚姻、学历、职称、年资、职业、工作时间、有无未成年子女、是否参加防控培训等。（2）PHQ-9（抑郁症筛查量表）是一种便捷可靠的筛查抑郁严重程度自评工具，由9个条目，每个条目的分值；0分＝完全不会，1分=好几天，2分＝超过一周，3分＝几乎每天；PHQ-9量表总分范围：0～27分，其中0～4分无抑郁，5～9分为轻度，10～14分为中度，15～19分为中重度，20分以上为重度。（3）GAD-7（广泛焦虑障碍量表） 是一种简明有效的焦虑自评工具，由7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的分值；0分＝完全不会，1分=好几天，2分＝超过一周，3分＝几乎每天；GAD-7量表总分范围：0～21分，其中0～4分无焦虑，5～9分为轻度，10～14分为中度，15～21分为重度。（4）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该量表由19个条目构成，可划分为睡眠质量、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入睡和睡眠时间、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共7项。 任一项分数为0~3分，总分为0~21分，PSQI总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2.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在微信群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标明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填写方法，每个选项均设置为必答选项，每人作答一次，调查对象如实填写、独立完成，同时进行后台数据收录与监督，经过调查对象知情同意，收集资料。调查者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对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保密。
2.2.3统计方法 连续变量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用频率和百分数表示。采用χ2检验（分类变量）、Student T检验（正态分布）、Student T检验（偏态分布）检验不同年资对GAD-7、PHQ-9、PSQI量表的影响。采用单变量和多元线性逻辑回归年资对心理和睡眠质量评分的影响进行分析。本研究构建了3种模型，分析了年资与GAD-7、PHQ-9、PSQI的关系。模型1未调整混杂因素，模型2排除了人口学因素，模型3排除了人口学因素和工作强度相关因素。所有的分析都是通过R语言（http://www.R-project.org, the R Foundation）和易侕统计 (http://www.empowerstats.com, X&Y Solutions, Inc, Boston, MA)进行的。P值小于0.05（双侧）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3.1 一般资料 参加此次调查的46名过渡病房一线医护人员中，男9名（19.6%），女37名（80.4%）；学历构成大专及以下18名（39%），本科16名（34.8%），硕士研究生7名（15.2%），博士研究生5 名（11%）；婚姻状况未婚 27名（58.7%），已婚19名（41.3%）；有未成年子女12名（26.1%），无未成年子女34名（73.9%）；医生15名（32.6%），护士31名（67.4%）；工作年限2年以下12名（26.1%），3-5年11名（23.9%），6-9年9名（19.6%），10-19年10名（21.7%），20年及以上4名（8.7%）；初级职称32名（69.6%），中级职称11名（23.9%），副高3名（6.5%）。
3.2 影响过渡病房一线医护人员焦虑、抑郁及睡眠质量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医护人员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婚姻状态、家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工作负荷以及工作时间对过渡病房一线医护人员的主要指标均无统计学意义。医护人员的年资与焦虑具有统计学意义，以年资10-19年的焦虑水平（-7.83, -0.23, P=0.044）呈现负向相关性，表1。
表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一线临床医护人员焦虑、抑郁及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1一般人口因素和广泛焦虑障碍量表（GAD-7）、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的单因素分析，表中数据以n（%）或平均值±标准差（SD）表示，β以均数（95%可信区间）表示、OR以均数（95%可信区间）表示，P＜0.05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3.3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心理状况的多因素分析
以GAD-7、PHQ-9、PSQI得分为因变量，以对过渡病房一线医护人员心理状况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年资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以2年及以下为基线水平，模型1未排除混杂因素，模型2排除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混杂因素，模型3排除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及工作强度等混杂因素（表2）。模型1中仅一线医护人员年资为10-19年与GAD-7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4.03（-7.83, -0.23, P=0.044）。模型2中仅年资3-5年与GAD-7（-2.01（-6.50, 2.49）, P=0.388）、PHQ-9（-1.99（-7.55, 3.57）,P=0.488）不具有统计学差异外，其余年资均与GAD-7（-7.87（-13.89, -1.84）, P=0.016 vs. -15.56（-27.45, -3.67）, P=0.015 vs. -19.99（-33.84, -6.14）, P=0.008）和PHQ-9（-9.01（-16.46, -1.55）,P=0.024 vs. -18.07）-32.78, -3.36）, P=0.022 vs. -19.02（-36.15, -1.88）,P=0.037）得分具有明显相关性，且随年资的增长，效应值明显增加。模型3中年资＞5年与GAD-7得分（-8.13（-15.85, -0.42)，P=0.045 vs. -17.70（-31.70, -3.71）, P=0.020 vs. -19.99（-33.84, -6.14）,P=0.008），年资≥10年的医护人员年资与PHQ-9得分仍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19.96（-37.81, -2.11），P=0.038 vs. -25.27（-47.78, -2.76）, P=0.037），且相比于模型2，在相同年资情况下，模型3效应值更大。年资与PSQI得分在三个模型中，均不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关系。
表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年资对一线医护人员心理状况影响的多因素分析
年资和GAD-7、PHQ-9、PSQI的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中数据表以n（%）或平均值±标准差（SD）表示，β以均数（95%可信区间）表示、OR以均数（95%可信区间）表示。模型1未调整混杂因素，模型2排除了人口学因素（年龄；性别； 职业； 文化程度），模型3排除了人口学因素和工作强度相关因素（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工作负荷； 工作时间）。
四、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过渡病房46名医护人员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年资与GAD-7和PHQ-9得分具有统计学意义，随年资增长效应更明显且统计学意义更大。尽管在单因素分析中两者并未有明显相关性，考虑可能是混杂因素干扰了统计结果。通过多因素逻辑回归调整了人口学因素和工作强度相关因素后，结果显示一线医护人员的GAD-7和PHQ-9得分与年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且随年资的增长，效应值更大，这与罗晓丽等人的研究具有一致性，且一线医护人员随着年资的增加，临床经验相对丰富，抗压能力及防控意识较强，在疫情防控中自我效能水平较高，心智和心理韧性更成熟，易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故而产生的心理问题较少。本文对于年资≤5年与GAD-7和PHQ-9得分无相关性，可能与这类人群工作时间较短，责任和负担轻，以及在婚姻和家庭中扮演的角色较轻，因而不易受到影响。
本文调整了人口统计学相关的因素后，年资与GAD-7、PHQ-9相关性变强，效应值变大，这可能由于医护人员的年龄、学历、性别、职业等因素影响了焦虑和抑郁。在贾田田等人的研究中认为年龄大的医护人员积累的突发事件的经验较多，心理承受能力较强，产生的心理问题较少；医护人员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理性面对新冠所带来的危害，自我调节能力越强，焦虑及抑郁的发生率也会降低；邓蓉]等人的研究中认为护士的焦虑程度要高于医生，可能原因与护士长时间近距离的护理操作，高风险的职业暴露，不规律的作息时间有关，因而焦虑程度较高，也与大多学者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因参加疫情工作的医护人员大多是女性，频繁夜间值班会扰乱人体正常生理节奏，而女性由于自身特殊的生理结构，在经期进行隔离工作，在生理和心理都会产生不适感，比男性更易出现躯体化症状，心理敏感脆弱，另外女性在工作中长时间穿防护服，体力消耗较大，容易疲劳，在应激的环境下容易出现焦躁；相对于高学历的医护人员，低学历医护的焦虑和抑郁更明显，可能与高学历主要人群为医生，负责查房和紧急救治时进入隔离区域，与病人的直接接触时间小于护士；在邵灿等人的研究中则认为高年限、高年龄及高学历是导致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与我们的研究得到的结果不一致的，考虑原因：1、没有排除一些混杂因素的干扰2、研究人群和研究时间地点有差异性，因而与本研究得到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差异。
本文调整了工作强度相关的因素后，年资与GAD-7、PHQ-9相关性更强，效应值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工作强度影响了焦虑和抑郁的情况，这和谭芳等人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考虑原因是工作环境完全封闭，参加防控工作的医护人员工作时间长及工作负荷重，采取白8-8，夜8-8及24小时轮班制，沉重的防护措施使得肢体活动度有限，极易暴露的工作环境让一线医护人员面临随时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加重了心理负担，安全感下降；另外也有研究指出时间风险是影响一线医护人员心理的重要因素，主要与疫情结束的时间无法掌控，疫情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不断加大，使得医护人员对自身的身体症状产生焦虑。
睡眠质量受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学历、对防控知识的了解、接触过新冠患者、睡眠疾病史等多种因素调控，本研究中年资与PSQI得分不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关系，这与陈雪萍等人的研究结果具有明显差异性，考虑可能是由于研究的这类人群自身睡眠情况较好，入睡时间快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此次上海疫情较武汉疫情相比，严重程度较轻，防护物资方面准备相对充足，大部分人群都接种过新冠疫苗，对新冠病毒的抵抗力增强，心理负担较轻，因而睡眠质量较好；参加抗疫的所有医护人员的医疗工作任务繁重，为了减少交叉感染和浪费医疗资源，医护人员会在穿防护衣前尽量少食，少饮 ，体力消耗大，长时间的疲惫状态可以促进睡眠，使得睡眠质量变好，因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面对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情况下及时评估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和睡眠质量的情况，并提供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能够更好地抗击疫情。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专门的休息区域，合理安排一线医护人员工作和放松时间，保持正常且规律的生活作息，另外增加心理咨询室，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和指导，帮助医护人员保持一个积极的和稳定的精神状态，鼓励进行呼吸放松 、肌肉放松 、冥想放松等放松训练方法减少焦虑和抑郁的发生，同时也要加强对防控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严格按照防护要求，降低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增强抗疫胜利的信心，提高医护人员的睡眠质量。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对上海市长海医院过渡病房46名一线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因疫情发生突然，医院根据疫情发展进行紧急的人力资源调配，同时也为了减少感染的发生，用最优的医护资源进行医疗工作，样本量有限，可能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偏差，以后将会扩大样本量进行跟踪调查。
五、结论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的焦虑、抑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资对其影响更为显著。
参考文献
[1]陈雪萍,马薇,惠培林等.疫情期间临床医护人员睡眠质量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21,8(02):35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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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俣彤，王会，陈顺瑞等.疫情防控中解决医务人员心理危机 干预困境的策略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0，33( 9) : 1066- 1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