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创建、壮大是国家支持、农户需求、资本逐利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Agricultural Contracting Services ,简称 ACS)产业的发展 , 国家安排了专项资金对服务供应商进行补贴 。2014 年至 2016 年 ,补贴金额分别为 8 亿元、10 亿元和 12 亿元 ,2017 年更是飙升至 30 亿元 。此后 ,补 贴金额逐步上升至 2020 年的 45 亿元 。除了国家支持之外 ,小规模家庭生产者对 ACS 需求的不断增加,也促进了 ACS 市场的形成 。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下 ,农村 劳动力持续外流加剧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短缺 ,这是需要 ACS 的主要原因之一 。ACS 供 应商的出现也促进了 ACS 市场的形成 。2017 年 ,AMS 供应商数量达 520 万家 ,其中农机合 作社超过 7 万家 ,而当年的农业机械化服务总收入超过 5500 亿元 。 由于农机服务是小规 模家庭生产者使用最广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形式 , 因此本文将以此为例来考察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情况。
(一)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现状
从 2008 年到 2019 年 , 提供 AMS 的机构数量和参与这些机构的人数分别增加了 16%和 193.8% ,不仅机构的数量增加了 ,而且这些机构的成员也增加了 。从 2008 年到 2019 年 ,每 个 AMS 机构的平均成员从 4.4 人增加到 11.1 人 , 农机合作社的平均成员数量也从 12.3 人 增加到 20.3 人 。此外 ,从 2008 年到 2019 年 ,在所有农机服务组织中 ,拥有价值 50 万元以 上农机设备的比例从 5.3%上升到 29.5%。除了表 1 所示的情况外 ,与 AMS 机构数量的增加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些年提供 AMS 的专业化家庭(Specialized Household ,官方定义为“服 务专业户”)数量几乎保持不变(约 420 万户) 。AMS 机构数量的增加和服务专业户数量的 相对稳定揭示了AMS 行业集中化和资本化的趋势。
表 1 2008要2019 年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的组织数量及人员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2009—2020)》
AMS 提供者在基层出现 , 即农机合作社和服务专业户等营利性组织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农村的分化是农民生存条件日益商品化和农业生产条件市场化的结果 。根据国家统 计 ,在所有购买了农业机械的农户中 ,大约有 10%—12%是服务专业户 。这些服务专业户 主要从事扩大再生产 ,与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小规模家庭生产者有很大不同。在分化过程中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服务专业户 ,每种都专门提供 AMS 。第一类是那些通 过完全投入自己或家庭劳动力来提供 AMS 的人 , 第二类是 AMS 供应商购买农业机械 ,但 依赖雇佣的农机手来操作机器。第二种类型的服务供应商依赖雇佣的农机手来提供服务。第二类服务供应商的数量不断增加 ,因为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 AMS 市场中 , 那些拥有更多农机并依赖雇佣农机手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可以迅速地 响应市场需求 ,更有可能获得订单。
二、中国农机服务产业对小规模家庭农业的影响
中国农机服务市场的扩张给中国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带来了哪些影响 ?在我国的主流话语中 ,推广 ACS 产业的目标是为小农户提供现代农业技术。 由于服务提供者通常不需要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 , 因此可以保护小农户的土地免受剥夺。 一些研究表明 ,ACS 的使用有助于保持小规模家庭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然而 ,保留耕地并不一定能保护农业小生产者免受资本的渗透。
在农业机械化普及之前 ,收割和犁地等生产环节都是靠人工或牲畜完成的 ,不需要现 金支付。AMS 市场发展的直接影响之一是农业现金成本的增加。如下页图 1 所示 ,从 2004年至 2020 年 ,种植水稻、小麦和玉米的总成本和农机服务的成本都有所增长 ,虽然总现金 成本仅增加了 2.5 倍 ,但农机服务成本却增加了 4.8 倍 。2004 年至 2020 年 ,农机服务成本 占总现金成本的比例从 14.5%上升到 27.9% ,相比之下 ,农户的现金收入没有以同样的速度 增长 ,相反 ,它在 2012 年后开始波动 。无论农户的现金收入如何波动 ,农机服 务成本仍在稳步上升 ,尽管在 2015 年之后增速有所放缓。
从 2004 年到 2020 年 , 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的产量仅增长了 15%。由于 AMS 提供者参与粮食生产并没有导致粮食产量的显著增长 ,可以大体推测 ,通 过取代小规模家庭生产者的劳动力投入 ,AMS 提供者获得了小规模家庭生产者本应获得的 收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小规模家庭生产者购买 AMS 时 ,服务提供者从其农业总收入中分得了一杯羹 。中国小规模家庭生产者的农业净收益在过去十年中呈不断下降趋势 , 2015 年后几乎跌至零 ,甚至为负。当农业小生产者的净收入几乎为零时 ,他 们的现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家庭劳动力和耕地的机会成本 ,这意味着农业小生产者的 利润主要来自他们的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权利 。从理论上讲 ,如果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工业 资本占用 ,小规模家庭生产者不再需要将家庭劳动力投入农业中时 ,那么他们从农业中获 得的将只是基于其土地承包权的租金。在华北地区 ,特别是在小麦和玉米主产区 ,几乎所有 的生产过程都已机械化 ,小规模家庭生产者只需要在管理灌溉和协助农机手播种、收割方面投入微量劳动 , 即小农户可以将所有生产任务都承包给服务供应商 ,从而在几乎没有任 何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从农业中获得净利润 。
不仅大规模土地经营者可以通过将农业生产任务承包给 ACS 供应商来获得净利润 , 小规模家庭生产者也可以这样做 ,一项关于中国土地承包经营的研究表明,一户从事水稻 生产的小农在 2012 年将所有生产任务承包给 ACS 供应商,有超过 7462 元/公顷的净利 润 遥 。另一项研究显示，2014 年一位从事小麦和水稻双季种植的小规模家庭生产者在购买 了全过程农业社会化服务后依然获得了 14 910 元/公顷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小规模家 庭生产者可以获得的利润来自村集体成员享有的土地承包权，而不是他们的劳动投入 ，从 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所有的农业生产活动都被工业资本取代，那么中国的小规模家庭生 产者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身份而不再是一个农业主体 。
三、农机服务社会化条件下实现对小农户的保护对策
在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大趋势下 ,应警惕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采取措施遏制资本对农业剩余的过度切割 ,保护好小农户的利益 。具体 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稳步提升种粮补贴。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 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补贴依据由省级人 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自定 , 补贴标准由地方根据补贴资金总量和补贴依据综合测算确定。 中央财政应结合农资市场价格走势和粮食生产形势 ,每年安排资金 , 向实际种粮的农民发 放一次性补贴 ,缓解农业社会化服务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 ,保障种粮农民的合理 收益 ,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 ,逐步调整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补贴对象。按照中央和各地的相关政策安排 ,当前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补贴对象多为承接项目任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农业服务 专业户、农业服务类企业、供销合作社等服务组织 ,一般很少直接补贴给农户 ,这容易导致 虚报冒领、资金挪用、服务质量不高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作为服务对象的广大农 户不能给服务提供者“打分”“评价”,无法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倒逼农业社会化服务 机构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 ,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因此 ,建议政策层面今后应逐步调整 补贴对象 ,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直接补贴农户的制度 ,提升其议价权和谈判权 ,让农户直接受益。
第三 ,构建“集体统筹型服务”。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太低是影响小农户与社会化服务 主体对接的障碍 。作为全球少有的几个仍然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国家 , 中国可以尝试在土地 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 ,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资本化农业的农业现代化路径 ,这条路径以集体
统筹为基础、以小农户的组织化为核心 , 即由村集体或建立合作社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对接 公共服务或市场化服务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比如 ,一些地区探索了由村集体统一购买技术 服务、统一组织销售 ,村集体承担起了农产品经纪人的功能 ,负责集货、对接外来农产品收 购商、调解村民与收购商之间的矛盾等。村集体通过将小农户组织起来 ,使他们可以低成本 地使用这些服务 ,实现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
[1]陈义媛.中国农资市场变迁与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J].开放时代袁2018（3），95-111.
[2]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J].开放时代，2022（3）：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