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是阻断农村返贫、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新时代农村发展作出新要求。为了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立足五个方面，强调赋能乡村。在政策推动下，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100多万。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等多次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倡导青年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乡村振兴，“人”是关键因素，青年群体不能缺席。青年作为乡村拥有相当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特殊人才群体，是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力量，其必将成为乡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可以说，助推乡村振兴将无法离开青年的主动参与。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参与特征

返乡青年是在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战略驱动下，返乡青年工作生活是政策驱动、城乡差距、个人发展意愿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呈现出多样态的返乡形式。本研究根据乡村返乡动机、返乡时期、返乡社会适应状况三大维度，分析其特点与表现。

（一）返乡或留乡动机

韦伯将社会行动进行理想化分类，包括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对返乡或留乡青年同样适用。本文认为青年返乡和留乡动机呈现主动型、被动型和过渡型的特点，三者被返乡的现实情况所影响，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征在群体间互相转换。

主动返、留乡型是指青年由本人主观意愿决定返乡与留乡。根据行为差异，可划分为创业型、计划型和创新型。创业型指青年以在乡村创业为目标，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计划型指青年前往城市积累一定资本后返回乡村就业；创新型指青年携带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返回乡村，推进乡村建设。

被动返、留乡型是指青年的返乡和留乡决定并非出于本人主观意愿。根据影响因素，可被分为家庭束缚型、现实限制型、政策吸引型。家庭束缚型指青年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而被动选择返乡和留乡；现实限制型指青年难以适应城市文化、生活，无法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被迫回乡；政策吸引型是乡村振兴相关优良政策吸引青年前往乡村，青年作出抉择后，被动地参与乡村之中。

过渡返乡型是指返乡青年在衡量和规划未来发展时，着重个人发展，暂时将返乡作为一种过渡行为。过渡返乡型重视政策、地域、机会、发展空间、个人诉求满足等方面。过渡返乡型通常依赖于政策、关系网络、地理优势等外部条件，如部分大学生参与西部计划、三支一扶时，会将其视为过渡型行为。与主动返乡型和被动返乡型相比，过渡返乡型以过渡为目的，缺少长期在乡村发展的计划。但存在过渡返乡型向主动与被动转换的案例，最终因为主客观原因留在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二）季候型和非季候型

根据返乡和留乡的时长和频率，青年可被划分为季候型返乡和非季候型返乡。季候型青年指的是这些青年受到一些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无法长期留在乡村。比如大学生在寒暑假时会通过“返乡大学生基层服务计划”参与家乡治理之中，待开学后便返回学校，以稳定性、规律性为特点；青年农民工前往一线城市工作时，受到工作性质（分旺季与淡季）的影响，会选择季节性的返乡；存在部分年轻人，家乡与工作城市相近，会在节假日、短期假期回乡，特点是频率较高，时间较短。非季候型返乡指的是青年具有长期留在乡村的计划，或者说期望获取留在乡村的社会资本。这些青年在比较城乡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后，一方面可能仍然热衷于城市的现代化环境和便利，另一方面可能更倾向乡村的舒适性和慢节奏。另外，非季候型青年可能在乡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这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到一份更加稳定、压力更小的工作。通过对城乡元素多方面比较后，非季候型青年选择了回乡长期发展。

（三）融入型、半融入型、脱离型

根据返、留乡青年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圈子融入情况可以分别融入型、半融入型以及脱离型。融入型青年指的是青年在返乡后具备适应乡村文化的能力，且从个人状况、关系网络、生存发展等方面测量结果呈现良好。融入型青年多为农村籍青年，一方面农村籍青年具有农村生活经验，对乡土文化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农村籍青年在城乡流动所产生的城乡文化碰撞下，文化适应能力有所提高。半融入型青年可能仅从个体认知对乡村认同度高，但归属感不强。他们在保守的乡村文化和包容的城市文化之间反复横跳。半融入型青年多为城市籍青年，一方面对城市生活仍有向往；另一方面怀揣理想投身乡村。脱离型青年被分为主动脱离和被动脱离，一般产生于被动型和过渡型青年中。主动脱离指的是青年返乡会对乡村文化与环境持排斥态度，被动脱离指的是青年迟迟无法融入乡村之中，或被乡村文化排斥在外。无疑，何时何地文化融入都需要认同与被认同。综上，青年根据数个指标被分类为多种青年。但各类青年并不是一成不变，不是绝对的。青年在参与过程中具有反身性，通过不断认知与重构自身角色，逐渐与乡村拟合或缺席乡村。此外，青年角色的变化与建构还会受到时代主题、国家政策、社会变迁以及就业趋势等影响。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参与困境

在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青年主动性要将青年群体摆放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位置，期间许多可持续性问题暴露而出。这些问题可归为三类，一是内生性因素，如青年自身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的不足^[1]；二是外源性因素，如农村的双重性和政策的缺席与管理和情况等^[2]；三是内生性和外源性相结合的混合性问题^[3]。

（一）内生性

内生性问题涉及三方面。其一，资本的不足。青年在进行创业就业、基层服务等实践行为时，常常由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不足而无法创业就业或导致失败，又或是产生个体层面、物质层面、文化层面的融入难、适应难现象。其二，自我定位偏差。青年无法良好地认识自我因素、乡村因素以及如何建构自我与乡村的桥梁，更无法扬长避短地发挥本身的优劣势作用。以青年教师为例，他们仍处于缺乏作为意识、权威角色式微以及缺少作为支持的困境之中。^[4]因此，青年本身对身份的认同和意义事件差异是许多青年面临的困境。其三，与乡村文化情感纽带弱。多数青年实际面临着无法融合和参与乡村事务之中，更无法产生同理心，理解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质意义。对多数青年而言，他们是游离于乡村之外的。对青年本身而言，不利用工作开展和成效取得；对乡村而言，乡村更需要牢靠了文化纽带和一种场域内的力量推动其前行。

（二）外源性

外源性问题包括农村的双重性、乡村刻板印象和实践保障的缺席。第一，农村的双重性表现在农村一方面拥有许多返乡和激励等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农村具有以基础建设薄弱为主的农村问题。前者对青年有着吸引力，后者对青年又有着推力，一吸一推，青年投身乡村进程缓慢。第二，乡村刻板印象则是对农村现状的社会评价。社会舆论价值一边引导青年踊跃投身乡村，但人们对乡村的“穷”“偏”“土”等刻板印象还未改变，尤其是乡村人的“贫”“愚”“弱”“私”的特征。加之，社会媒体对乡村问题的暴露会加深了人们对乡村的偏见。第三，实践保障的缺席。首先，在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同时，不仅仅需要建设硬件基础设施，还要注重软件基础设施服务的建设。青年参与可能会面对实践渠道的阻碍，资源无法良好的统筹协调进而导致“需要的找不到，不需要的轻易得到”供需不匹配的现象。其次，青年的实践行为多缺少平台的支持和保障，青年的实在权益无法落实与维护，青年才能难以施展。

（三）混合性

1.期望的多元性

期望的多元性指的是城乡发展的期望差异、代际期望差异和个人与现实期望差异的对垒。首先，相对于发展空间期望值较高的城市而言，农村发展平台少、上升空间小、可利用的资源有限。^[5]其次，代际期望差异则是父辈与子代期望不匹配的现象。父辈望子成龙，子代则在城市挤压的压力下无法透气，期望回到相对舒适、平静的乡村。最后，个人回到乡村后，期望的经济收益与现实有所差距，甚至难以维持生活。许多青年迫于城市就业严峻回到乡村，但乡村的工资待遇与城市仍然有段距离，青年无可奈何再度前往城市的现象比比皆是。期望的差异令一些青年无法“安心”乡村，期望值影响着他们的择业判断和未来计划。

2.传统与自我之间

在对农村与城市的传统感知中，许多人认为城市是发达的，乡村是落后的，这种认知其实是不全面的。诸多农村家庭坚信将孩子送出去后，便再也不要回来的成功准则。迄今为止，青年的思想和行动仍然被这种观念局限，甚至农村籍青年对乡土文化认同度不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需要青年的力量，尤其是农村籍青年。他们凭借对乡土文化的熟悉，可以更好和更快地融入乡村之中。但在这种判断标准的影响下，许多农村青年不愿回到农村，不愿助力乡村建设。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性的影响下，青年以个体为主，强调个体的发展。在比较城市和农村后，城市的便利生活、高薪酬、现代性促使他们留在城市。在二者交替作用下，依靠纯粹一腔热血服务乡村的青年越来越少。更多是对城市与农村之价值衡量和判断。似乎理性化、经济化的趋势，对个体而言作用明显。无疑，二者是青年返乡和留乡的双重阻碍。

3.青年的进退维谷

根据理想模式，乡村振兴当中应该人尽其才，发挥每种类型青年的优势。但现实之中，基于一些无法规避的制度性因素，青年难以尽其才，振兴也难以尽其力。在基层服务、创业就业方面，青年面临着“减能”的困境，即青年的才干能力无法施展，反而被限制了。以青年村干部为例，拥有一定才能和文化素养的青年村干部在农村无法被重用。在乡村社会具有独特的运作逻辑下，地方性知识尤为重要。一方面，青年村干部在驻村后对村内情况缺少了解和把握，建立村内关系网络仍需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老干部固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陈旧理念，不会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成本培养晚辈。基于此，老干部与青年村干部在乡村治理层面无法实现良好互补和对接。久而久之，这种混合性困境便产生了。

四、结语

推动乡村振兴，政府仍然是重要力量。首先，必须重视青年教育和培训。教育和培训是青年积累知识与发展能力服务乡村的优先选择。在教育方面，应注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再教育”，如政策教育，使青年了解到有哪些政策可以利用，自己符合申请哪些条件，适合哪类政策。又如本地乡村教育，通过介绍乡村的地理要素、文化要素、经济要素等，令青年切实地了解乡村，感受乡村，体验乡村。再如评估教育，强调青年评估自身的能力，结合自身意愿，寻找有效路径。青年加强对自我的认知更有利于协调自己的角色扮演，更有利于青年在乡村振兴中有所作为，敢于作为。在培训方面，应注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再生产”方式，着重青年的技能培训。如政府须开展各项培训班，对青年所缺知识开展培训，积极主动邀请各类青年参与其中，有利于激发青年潜力。其次，要跳出“村圈”，构建乡－乡区域链接，从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同时考虑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并不是孤立地、单独地建设乡村、发展乡村，是从区域性、整体性出发，超越乡村本身，甚至可以跨越至整个县域之中，整合乡－乡优势资源，扬长避短，丰富发展渠道，同时令乡村振兴成效的辐射范围变得更广。最后，政府加速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措施，如从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多方面考虑青年的发展困境。同时，呼吁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加入其中，为吸纳青年构建有优良参与环境，提高社会配置和服饰品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另一方面，在未来乡村应如何从实际和理念入手，建设乡村。第一，加强农村的基层建设，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前者侧重为青年提供便利性服务，后者侧重青年能够被接纳和融入进乡村之中。硬件与软件建设为链接乡村资源，构建乡村与青年联动体系，串联青年－青年、乡村－青年、乡村－乡村奠定扎实基础。第二，将建设任务“分流”，鼓励青年群体以各种形式和有益行为参与乡村振兴，这对青年而言，亦是一种主体性的回归和反哺。可多形式地参与拓宽了青年参与渠道，赋能了一些因各种条件限制而无法实地参与的青年群体。

最后，重视青年的思想引导。青年在参与乡村振兴时，常常受到传统文化、现实困境、社会舆论的挑战，进而动摇留在乡村的心。一方面，引导广大青年增强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建立稳固的乡村思想阵地。另一方面，组织乡村经验分享会，邀请经验丰富的乡干部或企业家等人，回应和解答青年心中的疑惑，传授相关知识，破除负面思想对青年参与的制约性。此外，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加强乡村振兴理念的宣传，增强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荣誉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1] 郭阳. 小镇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耦合逻辑与理想偏差——基于皖西南K镇的实证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2021,(07):119-128.

[2] 梁栋,吴存玉.乡村振兴与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现实基础、内在逻辑及其省思[J].现代经济探讨,2019,(05):125-132.

[3] 蔡瑞林,张国平,谢嗣胜. 青年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蕴意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8(03):111-119.

[4] 袁月.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理性思考[J]. 教学与管理,2019,(21):59-61.

[5] 胡溢轩.生存之忧与发展之惑:乡村振兴视域下青年村干部的角色重构[J]. 中国青年研究,2019,(09):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