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燃烧理论与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的切合
1.思潮与体制机制之间存在矛盾是网络舆情风险的燃烧物质
第一，主要体现在高校受众主体价值观念转变、受众主体对自身地位及社会认同感的追求。高校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加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大多数高校受众主体对经济和权利的崇拜导致社会群体心理失衡，从而加快了“社会燃烧物质”产生。第二，高校结构转型，进而高校对相应的校规校纪程序的复杂性和法制体制机制自身的弊端，使法律法规的制定落后于高校的发展。第三，受众主体对高校产生信任危机和消极情绪及侥幸心理。
2.高校网络舆情的蔓延和应急响应的失衡是网络舆情风险失控的助燃剂
高校网络舆情一旦爆发，便迅速蔓延。由于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会随着传递方式、传递速度和传递主体的主观印象和理解能力的差异出现扭曲，往往会扩大网络事件的影响范围，导致舆情事件内容的根本性改变。高校制定措施不及时是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的催化剂。第一，信息公开不及时，高校虚报甚至隐瞒实情，不及时告知真相，使高校威信大大下降。第二，缺乏网络舆情管理的预警机制。高校对网络舆情发生后的抢救措施和反应机制十分迅速，但是对潜在的危机认识仍存在不足，甚至轻视、无视，从而起到拖波助澜的反作用，这一风险的失控态势加剧了高校应急处理的难度。
3.高校突发性安全事故是网络舆情风险的导火索
在自然界中，燃烧现象要同时满足燃烧物质和助燃剂均达到燃点。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高校的网络舆情风险是在“舆情危机化学药品”等助燃剂下，“法律法规真空边界与时代脱节”这一燃烧物质在“重大交通安全责任事故火星”的引爆下，就如洪水般泛滥成灾，迅速构成燎原之势，直接导致了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爆发。
（二）高校网络舆情风险语境下的社会燃烧理论阐释
1.网络的“易可及性”扩展了高校网络舆情触发的“可燃物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高校网民基数庞大。技术的进步、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交流平台的建设，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使新信息的传播、获取和使用变得快速便捷、触手可及。借助信息技术，高校主体可以通过自己的视角将观察结果呈现给他人，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文字图片描述、评论、转发等形式进行传播和发布。对高校主体而言，新媒体的使用使普通公众具备成为信息制造者、加工者和传播者的能力，增加舆情发生的可能性。新媒体的“易可及”性极大扩展了触发网络舆情的“可燃物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一经网络传播，就会立即引起网民关注，形成网络舆情热点。
2.网络的“话语赋权”拓展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助燃空间”
话语赋权一般被理解为给予能力、权力或机会。网络技术赋予了网民生产信息并使之传播的能力。新媒体为公众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为现实中没有机会充分表达观点的群体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以低门槛、高参与度、多受众为特点为高校主体提供了帮助，使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赋权。借助新媒体的“赋权”功能，高校主体不再人微言轻。新媒介技术的便利性、普及性和深度渗透性改变了高校社会交往模式。人们在运用新媒体平台的过程中，也体验着互动传播的过程所带来的参与、意义连接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在其中形成新的身份认同、集体意识和社会团结感。因此，QQ、微信、微博、快手、抖音等媒介已成为高校网络舆论场中的热门。借助新媒体矩阵，任何一个网民的一个信息输出都有可能通过点、线、链、面、网在网络快速传播。不同的点之间、线之间、链之间、面之间相互交织、拓展，构建出立体而庞大的舆情酝酿空间。网民通过新媒体矩阵网络进行了信息交互和传播，其制造的信息数量、发生的信息变异、产生的社会影响、未来的传播态势较难预测和把控。
3.网络的“聚集效应”加速高校网络舆情引燃的速度
网络突破时空和地域限制，快速使受众聚合在一起，形成庞大的网络社群，通过信息生产、传播、交互、再生产等过程，在短时间内就某一话题或热点问题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波。高校网络主体通过情绪情感的强烈表达在网络上制造声势，形成话语趋势流，促使原本极为分散的个体在思维和行动上聚合，诱发集群效应动员和网络集体行动，最终引爆舆论话题。还有热议话题经过微博、微信、QQ等新媒体的聚合、发酵与扩散，影响网民的集体判断。网络下聚集的群体，由分化而类聚，表现出群内同质特性，极易导致群体认同。新媒体的介入增加了网民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在同质化的群体内部，社会影响和说服机制强化了“沉默的螺旋”效应，而网络的匿名化增加极端观点的可能性，通过群体内部的暗示、传染激发了网民的不理智行为，加速高校网络舆情的酝酿和发酵。
（三）社会燃烧理论对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的正向引导路径
1.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增效，全方位监测“可燃物质”
首先，发挥高校网络管理的主导地位，完善信息技术制度建设，预防公共危机，化解高校网络主体矛盾。一是要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以适应不断发展变迁的时代，与时俱进，以强制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为基础，以适当的经济手段为辅助，提高高校主体违法成本。二是要建立健全良好的沟通决策机制，打造良好的高校形象，延伸高校管理层与师生对话的渠道，加强沟通与理解。管理层只有听取民意，为师生服务，才能获得民心，缓和社会矛盾。三是高校应提高领导干部自身建设。 2.不断完善高校网络舆情应对体制机制，系统治理“助燃隐患”
首先，建立健全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体系和网络舆情监督反馈跟踪机制，使舆情风险发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采取科学的技术手段，利用好搜索引擎、监测工具、图表工具对大数据进行抓取和分析；科学建模，利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文献分析等手段加强高校对网络舆情的处理。其次，高校要合理运用网络舆论导向，有效处置公共突发事件，及时公开信息、发布官方声明，化解网络不实谣言，走好网上群众工作路线，提高高校管理的公信力。此外，高校应监测各类首发信息源、网站、论坛等，做好网络风险管理应对的“源头污染”，使网络舆情风险和高校应对措施达到平衡状态。
3.重塑网络舆情治理多维秩序，预防“升温”、源头“降燥”
高校应建立全面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做好网络风险管理的预防和预警工作。纵观近年来的高校意外事故，几乎都是发生之后才引起高校的重视，从而开展风险管理的预警措施。首先，高校应拓宽网络管理的平台，提升网络管理的意识。其次，高校应及时吸取历史经验的教训。树立“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历史观，以史为镜，吸取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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