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败后,由美苏英法组成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各自占领区推行非军事化政策,在对德国军事工业企业设施进行大规模拆除中,苏联驻德管制机构对德国科学技术人员和德国科技的转移,采取了"自愿强制、为我所用"的做法。这种有选择性的人员和科学技术转移,特别是对火箭制造、飞机制造、原子武器制造及军事造船等技术的转移与利用,对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加强,都具有重要意义。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近代"文明"国家。在明治时代,日本为了证明自己是文明国家,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向世界输出其"文明"。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将明治维新作为"文明"输出到中国,既有学界的作用,也有官方的背景;既有输出方面的动力,也有接受方面的需要。重野安绎的《大日本维新史》和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就是很好的例证。只要以文明的手段输出"文明",客观上还是能够起到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作用。从"文明"输出的视角来看明治维新,可以加深对明治维新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理解。

由圣约翰大学的黄嘉音、黄嘉德弟兄主办的《西风》和黄嘉音夫妇主办的《家》杂志,在传播性科学知识、推动心理卫生方面着眼于"下层工作",力求普惠都市大众。通过这两个刊物,黄氏兄弟和他们的读者共同营造了一个身体与社会的话语空间。这些本属于卑污、忌讳或神秘的私密话题从精英笔下步履艰难地走向公众论坛,黄嘉音亦成为心理卫生运动的践行者。天翻地覆的中国历史剧变中,黄氏兄弟营造的这一方空间与都市大众文化一起走到了尽头。

从朱子辞世至南宋灭亡这一历史时期,朱子易学作为一门新兴之学,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朱门后学成为传习朱子易学的主要力量,但已开始分化为尊朱与不尊朱两派。非朱门后学的学者,则以不盲从朱子,发明补正朱说为特色。搜集整理朱子文集、语录中论《易》遗文的著作,在此时期纷纷出现,成为研究热点。此外还有学者开展了将程朱易学著作合编为一书的尝试。以上几方面内容,均下启元代的相关研究。

关于战争认识,日本某些政治活动家以选择性记忆应付,已是有目共睹。在作出彻底悔罪认错之前,这种局面还会延续。致使日本长期以来一贯持以该立场的原因,有诸说评论。自日本战败投降以来,其所处国际政治之冷战背景,虽有讨论,但未及细节,仍有深入研究必要。美国对细菌战事实的隐匿、对细菌战战犯的包庇,分割占领计划的无疾而终,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向适应冷战需要倾斜乃至转变,构成了日本选择性记忆的酿成环境。

中国报刊对1917年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都进行了即时报道。相比之下,对二月革命的报道相对密集且褒扬之声甚强,而对十月革命的报道则呈现完全不同的情形。之所以出现报道上的"热""褒"和"冷""贬"的区别,主要在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国情和民众心理取向,也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交战双方形成的对峙和彼此的宣传战、心理战的影响,以及中国参战后整体舆论导向的选择;同时也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了解认识的现状有关。

中国报刊对1917年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都进行了即时报道。相比之下,对二月革命的报道相对密集且褒扬之声甚强,而对十月革命的报道则呈现完全不同的情形。之所以出现报道上的"热""褒"和"冷""贬"的区别,主要在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国情和民众心理取向,也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交战双方形成的对峙和彼此的宣传战、心理战的影响,以及中国参战后整体舆论导向的选择;同时也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了解认识的现状有关。

王国维于1927年完成的《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一文是我国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篇重要作品。然而该文提出的"金熙宗时期蒙金之间无大战事"及"《行程录》《征蒙记》其书其事皆伪"两个结论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行程录》及《征蒙记》二书绝不可等同而论。将《行程录》佚文与相关金朝史料、域外文献进行比对后,发现它们所记载的许多关键信息均可相互印证。据此可以断定,《行程录》绝不是一部伪书,它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河西一词出现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较为明确的范围所指。至秦汉时,河西所指范围扩大转移至今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魏晋南朝所指的河西范围与汉代相同,北朝所指的河西扩展至以黄河中游之西为主,包含汉代河西所指的三层含义。隋至唐代安史之乱前,河西重回汉代所指范围。此后直至民国,河西所指最终固化为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河西范围的演变,过程复杂且阶段性明显,与黄河形态及流域地形、政治地理变迁、历史文化传承、空间用语更替等密切相关,折射出中国地域概念演进的内在逻辑。

我国著名历史教育家吴景贤先生一生从事历史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重庆西南军区师范学校、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任史学教授,撰写了大量历史教育类论著。文章结合吴景贤先生的生平事迹,从历史教育的目的观、教材观、教学观三个方面对吴景贤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进行归纳、分析,并进一步结合其历史教育的相关实践活动总结了吴景贤先生对构建历史教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贡献。吴景贤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历史教育思想对当下历史教育的改革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雅克·勒高夫的史学研究同早期年鉴史学范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对象和主题上,他继承了年鉴一代史家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传统,成为推动心态史和想象史发展的关键人物;在研究理念上,他对年鉴"总体史"和"长时段"观念进行了发展和变革,提出了"漫长中世纪"的观点;在研究方法上,"古今倒错"方法的使用体现了年鉴史家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深化理解,"跨学科"方法则进一步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勒高夫的史学研究代表着"年鉴-新史学"运动发展的新方向,对法国乃至西方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拜占廷时期的《荷马史诗》具有大众性、现实性和传承性的文化特征。在拜占廷时期,《荷马史诗》受到民众、文人学者、皇室成员的高度认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荷马史诗》顺应现实,服务于皇权和教权,颂扬皇室成员的美德,促进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荷马史诗》的抄写、翻译、评注,促进了拜占廷帝国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并在拜占廷晚期国势衰颓之际,推动了拜占廷人对古希腊人的族群认同感。

目前,日本对一次北伐的知行及其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尚未受到充分重视。日本对于一次北伐经历了由"轻视-隐忍"到"重视-出兵"再到"敌视-增兵"并"逼蒋反共"的跌宕演进。币原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经历了由"整体维持"到"内部动摇"再到"实质干涉"的曲折变化,对蒋介石下定决心实施"离俄分共"、发动四一二政变发挥了压死骆驼之"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迫使蒋介石对日妥协创造了客观条件。

20世纪初,钱荒依然严重,推行新政的清廷没有趁机统一铜币发行权,而是要求沿海、沿江省份设厂铸造铜元,以缓解制钱不足。因为余利丰厚,各省竞相滥铸,清廷难以控制。民国时期,地方军政开支增加,滥铸更趋严重。长江各省设有通商口岸,物流便捷,纷纷以邻为壑,从事套利活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铜元价格一路跌落,物价腾涨,民生困苦,加剧社会动荡。

18世纪,共用权利成为法国农业发展的桎梏。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改革的声浪蔓延到农业经济,并提出了消除共用权利的诉求。18世纪中后期,法国进行了圈地运动,并在大革命中分割共用地以求彻底消除共用权利,但终告失败。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用权利才随着法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持续改革缓步退场。共用权利衰落的漫长历程,镌刻出法国传统农业和社会的艰难转型。

世俗慈善救济权威的建立,是指世俗之人在此事业上不断发声、不断争得一席之地的进程。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这一进程在思想领域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为慈善救济注入了更多世俗性和宗教个人主义的色彩。具体而言,一是主张者身份的世俗性,代表人物为威克里夫和他的追随者罗拉德派;二是涉及慈善救济管理权和使用权内容上的反教权、反托钵僧、反代祷以及强调世俗力量的倾向。这些特点正是将慈善救济事业与社会环境变化进行整合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对慈善救济的探讨有时会杂糅在那个时代的信仰和政治需求中,涉及其本身的一些重要问题尚被忽略,慈善救济去魅化尚未实现。

宋代的传世资料数量并不算少,但与唐代相比,在有些门类却不占优势,甚至是欠缺的。我们既可向上通过揭诸来者,将研究视角上溯至唐五代,也可通过向下追踪其后世流变,借鉴元明清资料和学界成果,反观宋史,解读文献资料,研究宋史。加强宋代墓志的收集整理工作,充分挖掘墓志价值。重视宋之后文献所载宋史二手资料的价值,积极开拓元明清三朝文献中蕴含的宋代史料源。关注和挖掘明清时期修纂的家谱价值,不断提升宋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力

唐英作为中国千年一瓷人,其旗分和身份,《清史稿·唐英传》等载为"汉军旗人"。百余年来,均踵此说。本文据《钦定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实录》等文献和碑刻、档案等资料,加以考据,做出辨正:唐英系八旗满洲正白旗包衣,即其旗分为"满洲正白旗",其身份为"包衣"。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御窑厂督陶期间,烧造出"唐窑"瓷器,并被誉为千年一瓷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新政时期,江浙地区爆发了许多针对新式学堂的毁学事件:从1904年无锡米业毁学开始,1905年后快速发展,1910年达到高峰。除反对抽捐、资产纠纷等表面原因外,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新式教育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从现代化视角来看,这是工业时代的教育体系无法适应农业时代的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它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当时的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却并未缓和乡民仇学情绪,绅士对办学的热情出现下降,中央政府竭力维持新学开展,但地方政府经常推诿塞责。

内迁之前,党项定居放牧、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层层聚合、好复仇。内迁入唐后,他们转为以游牧为生,其社会开始发生分化。面对顽固的复仇习俗与游离在统治之外的党项部落,"和断"的新型管理方法开始出现,而定难军则通过联姻、授予教练使等职,进一步有效地吸纳了游离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