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成为晚清最后一桩重大宫廷悬案。本文根据摄政王、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光绪起居注官等亲历"二圣"驾崩者的日记直击现场,根据各部官员、商业大亨、退休官僚、军校学员、革命党人、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的日记记载来看威权人物驾崩后的市井百态。此外,还进一步解析时人日记中记载的各种政治谣言,诸如庆亲王吐血而亡、张之洞遇刺、隆裕皇后服毒、袁世凯自杀等看似荒诞不经的内容,却被各界人士津津乐道,以小见大,看威权人物死后的政治真空给人心造成的动荡,最终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御殿听政是宋代君主最重要的政务处理活动之一,南宋前期中枢日常政务的制度化是伴随着国家政局的稳定以及临安宫城殿宇的修筑而在孝宗朝基本完成的。因其御殿频率之高,听政时间之长,内引臣僚班次之多,对晚朝的充分利用,参与朝政的主动性高,宋孝宗成为两宋诸帝中极为勤勉的代表。但是,宋孝宗亲揽权纲、躬亲庶务的做法也引起了士大夫对君相权力边界的众多议论,从而影响了此后的中枢政局。

19世纪后半期,北美西部殖民开发为多族群往来创造了独特的历史条件。以互利互惠为基础,华人移民与印第安人在贸易、雇佣生产及跨族通婚等层面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也由此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交融。不过,作为被动裹挟进北美工业化大潮的底层劳动者,两族群在生存空间、工作机会及自然资源分享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相互之间在心怀好感的同时,对彼此也存在较多的仇视、误会和偏见。从根本上说,两者的双面关系及多元认知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作用于底层弱势族群的必然结果。

17世纪末,非国教徒为弥补自身高等教育权利的丧失而开办学园。18世纪,学园逐步兴起。学园的兴起是国家宗教宽容政策和英国社会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兴起过程中,学园针对传统教育弊端进行革新,构建了不同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育模式。整体而言,学园对于英国宗教多元化、高等教育近代化和社会世俗化产生深远影响。

伪满初期,东北北部地区的农户借贷主要有个人、政府以及商铺三个途径。这些借贷是农户最重要的融资手段之一。借贷来的资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的资金短缺问题,也客观上推动了农户之间的资金流动,自发维系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然而,如同一柄"双刃剑",其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建立在缺少政府监管之上的负债关系很容易崩溃,将负债农户推向破产的边缘,进而威胁农业经济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稳定。

李清凌教授《秦亭与秦文化》一书认为,人类族源和来源地是两个概念,族源是世系渊源。该书通过大量考辨后指出,秦嬴的得姓之祖是伯翳,远祖是少昊,族源是远古炎黄集团的黄帝一支。秦人在农耕、水利、手工业、文学与文化诸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书中还强调指出,在史料运用方面不能过度相信出土文献,在没有考古资料直接证明的情况下,自古以来的传说与纸上文献所载史料,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信任。

范睢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著名的客卿,功与过皆昭然于史册。然而,史书对其结局的记载却比较模糊,引发了后世学者的不同判断。秦简《编年记》出土后,昭王五十二年的记载被学者视为范睢"非善终"的铁证,由此,范睢"非善终说"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仅凭秦简《编年记》的记载得不出范睢"非善终"的结论,系统梳理各类材料,可知其结局应是善终,但其死因却与赵国实施的反间有重大关联,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善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既可以深刻地揭示战国晚期各诸侯国之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谋略,又能够推动秦国法律制度、客卿制度等的研究。

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研究的深入,对"一带一路"学术内涵的讨论也出现了多种观点,因此在分析比较学术界的诸多观点的基础上,从文献学的角度厘清"一带一路"的学术内涵和历史形态是我们亟须完成的任务。从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是一条具有跨界协作、平等和平、互动互鉴、共享共赢等特点的文明交往与共同发展之路。

18世纪的苏格兰与美利坚同属大英帝国的"文化省份",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与美国早期政治领袖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具有相通之处。随着苏格兰移民进入美利坚、两地社会网络的发展、苏格兰启蒙学说书籍的进口与重印、苏格兰人对美利坚高等教育的影响,苏格兰启蒙学说在北美大陆得以广泛流传并被美利坚民众和政治精英们所接受,成为美国建国立宪的重要思想资源。

莫斯科被授予为198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后,苏联政府高度重视其政治宣传价值,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东西方之间战略缓和,并提升其国内外声誉。然而,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发起了一场广泛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旨在挫败苏联寄予奥运会的政治期望。这场抵制运动使苏联未能通过举办奥运会实现其政治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体育机制的限制、抵制运动执行不力以及苏联的反抵制行动等原因,这场抵制行动在破坏莫斯科奥运会正常举办、削弱赛事质量以及损坏苏联政府的国内外形象方面均未能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目标。

基于"帝国国防方针"的战略规划,日本海军以美国为假想敌,努力构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优势,并接受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约束,以不与美国发生正面战争冲突为前提,积极构建自己的海洋帝国战略。1930年以后,伴随着国内权力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日本形成了政府与军部、陆军与海军、军政与军务等多元博弈的无核心决策体制。在国际冲突加剧和国内制衡机制缺失的背景下,基于职能主义的路径依赖,日本海军发生战略漂移,最终选择了对美开战。

20世纪20年代前期,我国国内有关生活费的调查便已有所展开,但规模尚小且不完善。1926年社会调查部(1929年改称北平社会调查所)成立后,迅速成为近代社会调查的主要推动机关。作为一个专业调查研究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创办初期即以劳工生活费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取得了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留下大量可资利用的调查资料,同时在具体调查方法的推介和生活费指数的编制问题上,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在政府相关调查统计尚未开展的情况下,调查所通过生活费调查,进而根据其结果编制生活费指数,为了解劳工生活、解决劳资纠纷提供了重要参考。

1912年夏秋之交,孙中山北上晤袁这一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恰为研判民初各派别关系的流变,提供一个切入点。袁世凯促成孙中山的北上之行,得益于南北政争形势的演变。在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了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各方面的议题。并且,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稳健派、国民党激进派等各方政治力量纷纷出场,展开了竞逐与博弈。透过其间,既展现了袁世凯北洋集团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攻防关系以及势力的消长,彰显了民元南北权力格局的变化、政党派系的分野与离合,同时也隐喻了民初政治局势的走向。

清初针对大量入关的辽籍士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在河北、山东、陕西三地施行了一系列的科举寄籍政策。本文剖析寄籍政策产生的原因,勾稽寄籍士人科举具体事例,分析该政策具有专为东北地区汉籍士子设立,考生籍贯主要为辽籍,寄籍三地登科状况并不均衡等特点,进而探讨寄籍政策的消亡原因主要在于寄籍士人的稳定及东北地区教育科举政策的完善,并总结寄籍政策对后世教育考试等问题的启示。

1949年天津解放时,房屋租赁关系十分混乱,房主和房客之间纠纷不断。1949年5月,市长黄敬发表了房屋问题谈话,宣布了保护合法私有房屋的政策。但由于谈话缺乏具体执行标准,导致房屋纠纷大量发生。1951年3月,天津市政府颁布了私人房屋租赁暂行条例,并成立了房屋委员会和房屋小组,推动了房屋问题的解决。但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房屋经纪人暗中活动、变相倒兑及空房闲置等问题,天津市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基本上扭转了房屋租赁市场的混乱局面。

民国北京的人口统计数字有多种资料来源,各种统计资料的人口数据既有相同也有差异,还存在很多错误,使用时需要加以选取与订正。民国时期北京的人口总数与户数整体呈增长趋势,而户均口数呈减少趋势,户的规模越来越小。由于人口的机械增减也即人口迁移,是北京人口数量增减的主要原因,也使户数、男女口数与人口总数的增减并不完全同步。

明中后期,朝廷在安庆及其周边地区相继设置了兵备道和巡抚进行管治,即史书所载"安庆增抚增道"。安庆早期遥寄江西九江兵备,后因海防形势变化、安庆官军叛乱等突发事件的影响,安庆与九江兵备的关系若即若离,并最终脱离其管辖,打破了南直隶府州遥寄邻省兵备管治的传统,个中缘由颇为复杂。崇祯十年,明廷鉴于江北农民起义形势严峻,故而在安池兵备道的基础上添设安庆巡抚,以便"剿贼"。明中后期安庆地区兵备道、巡抚的相继设置,既体现了其特殊的地域性质,又反映了地方变动对于建置沿革的重要影响。

湖南省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湿、热二字,而这恰恰又是许多传染病流行的必备条件。其实除了自然环境之外,瘟疫也与政治、经济和战争等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民国以前湖南贫穷落后,民众求温饱而不可得,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水旱灾害和频繁的战乱更使民众生活雪上加霜,致使瘟疫肆虐,威胁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社会凋敝。

1930年《民法》亲属编、继承编颁布,这一新法律不再维护无子者立嗣过继的传统做法,规定无子夫妇可自主收养同姓和异姓子女。家谱文献显示,宗族组织及族谱撰修者在立嗣过继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有三种,一是接受或基本接受《民法》精神,淡化立嗣意识,赋予"养子"在宗族之中应有的地位;二是适度调整旧规,向新法靠拢,在主张无子族人仍应立嗣的同时,认可女儿招赘生子为嗣、姊妹之子为嗣的做法;三是固守传统和祖制,坚持无子族人仍应在同姓血缘近亲中循序立嗣、异姓不得上谱的原则。宗族组织在立嗣过继方面的"守旧"表现并非有意违抗新法,而与宗族为同姓血缘亲族组织这一本质特征有关,男系传承是其维系和延续的思想基础。

<正>冷战结束后,"历史的终结"之声尚未逝去,全球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潮流仍在激荡,现代国家转型中的跌宕起伏,世界秩序重组中的思想碰撞,刺激着每一个历史研究者的敏感神经。2018年7月28至29日,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共同举办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日本、美国及国内各地的130余名代表,从多个视角共同探讨了150年前的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