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生活在曼恩地区的权贵家族系加洛林上层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族群体在发展各自势力的同时,见证了加洛林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过程。在9世纪西法兰克地区的演进过程中,这些家族势力逐渐脱离了加洛林王室的束缚并走向独立,为10世纪西法兰克地区公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以曼恩地区为考察中心,在梳理主要家族势力在此地区的权力网络以及同加洛林王室博弈的基础上,将曼恩地区权贵家族势力之崛起对9世纪末西法兰克地区政治网络的影响和重构做一简要梳理。

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对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提出了多种设想,其中,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由于其较大的包容性和与当前学界研究的动向联系密切而受到学者们较多的关注。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现代化史观缺乏生态关怀的缺陷也日益明显。本文试图结合当前生态文明的整体背景,借鉴环境史的理论,以对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

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天主教传统使美国人在早期民族和国家构建中形成一种认同,即美国是新教国家,合法的美国公民必须是新教徒。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认同受到冲击。经济和阶级的剧烈变动,以及大量天主教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美国原有的公民构成,瓦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剧了新教徒焦虑,他们担心这些变化威胁到已形成的新教公民身份。1944年,当新教身份的核心象征《圣经》受到天主教徒攻击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敌意达到历史的高峰,终于导致费城《圣经》暴乱爆发和反天主教政治团体产生。

当下民间浮尸收瘗因存在诸多问题,动辄"挟尸索费",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然清代处理收瘗事宜则较为顺畅,既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保障,避免了各种棍徒的敲诈勒索,又有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资金支持,保障了所需经费用度,同时从报信、打捞到埋葬等具体环节给予了人员相应酬劳,为收瘗工作提供了持续的人力支持。清代较为完备的保障制度使浮尸收瘗事业得以完全公益性。参考清代浮尸收瘗保障制度,可为当下各类公益保障措施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晋武帝伐吴成功之后,当朝公卿大臣即不断上书,促请举行封禅,而武帝均以各类理由拒绝,对此事件古人多从冲虚守静与功成不居的角度加以解释。然通过梳理封禅行为的性质与晋史文献,可以发现晋武帝拒行封禅的行为当与司马氏政权取得特殊路径所产生的自赎心态有关,同时也是晋初政治生态复杂性的反映。

十九世纪上半叶,为了反抗剥削性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挽回失去的独立、平等和尊严,美国早期劳工运动的参与者们对于传统的自然权利观念进行了重新挖掘和阐释。他们把"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说成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从而将"自由"的内涵延伸到了经济平等的领域。他们将自己视为美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完成者,不仅重新界定了《独立宣言》在宣示人类普遍权利方面的意义,而且赋予了"独立"一词以"摆脱经济依附"的新涵义。他们还试图复活被主流政治话语所驱逐的潘恩式激进共和主义的思想遗产,并将其与自己当下的抗争运动结合起来。

日军旨在扫荡并占领中条山,精心谋划了更大规模的中条山战役。对于日军的军事企图,徐永昌等多数国民党军事高层误认为是日军渡河西犯的前兆,蒋介石虽断定日军意在攻占中条山,但为防患于未然亦依附了徐永昌等多数国民党军事高层的看法,并将重点放在了加固河防上。就具体应对举措而言,国民党军事高层制定了加固河防和主动出击的应对方案,重新启用卫立煌担任战役总指挥,并极力寻求中共方面的军事支援。从实施成效看,国民党军事高层的应对举措有诸多失当或失误之处,为之后中条山战役的败局埋下了伏笔。通过考察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因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管窥复杂纠葛的国共关系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

从围绕川盐济楚的存废和云贵协饷支付问题可以看出,清末各地督抚之间,围绕跨区域的财政利益的争执中,中央政府指令的协饷任务成为了地方督抚争夺财政利益的理由。中央也由此保持了一定对享有空前财政权限的地方督抚的影响力。为了扩大自己的财政利益,地方督抚也尽可能响应中央的协饷指令,并将承担协饷视为一种获取财政利益的依据而设法保持。通过配合中央的指令获取扩大财权,成为了地方督抚和中央政府的一种政治交换。

道光二十年湖广总督周天爵革职遣戍案,为探究道光朝吏治整饬中的政治生态提供了典型范本。在官场疲玩的环境下,道光帝试图重整朝纲,办事严猛的周天爵屡受重用与提拔。然随着道光帝派遣侍郎吴其濬等为钦差赴楚审理"他塔拉氏京控案",以及"知县禀讦总督案"的重审、"御史参奏案"的升级,引发了湖北官场大员降革。在该案背后,既反映了湖北官场中总督与巡抚及地方普通官员间的复杂关系,又透过道光帝对周天爵态度的流转,窥见其在绥靖地方层面的捉襟见肘,以及鸦片战争期间其在"战"与"和"态度的摇摆对案件审理进程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在专制皇权统治下,监察体制与吏治整饬中以道光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特征,隐喻了中华帝国晚期的时代困局。

保浙会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学会,是由陈虬等在京参加会试的浙江举子倡议设立,但由于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的弹劾及浙江举子孙灏的攻诘,被迫解散。以往学者普遍认为保浙会为保国会的分会,系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创办。事实上,保浙会的创办一方面是由于江浙地方绅商的鼓动,另一方面与陈虬的维新变法主张密切相关。保浙会名称虽与保国会相似,却并无隶属关系,且与保国会在内容与主张方面有较大差异。进而言之,陈虬等江浙地方士绅的变法维新主张与康、梁一派并不相同。

中国最后的两部实录《明实录》和《清实录》,对各自朝代的皇帝形象通过神化、美化、圣化、德化和仁化的手法进行了正面塑造,把他们粉饰为天命所归的神仙,长相奇伟、举止不凡的美男,天赋异禀、勤勉向学的圣人,德性崇高、孝友兼备的模范,勤政治国、爱民如子的仁君。然而,在《明实录》中,由于统治链条的断裂造成的"今上"对前帝的嫌怨,以及史臣对君主的不满,也使其部分实录在描写皇帝形象时进行了负面塑造,产生了杂音。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清实录》也用掌握的手法,塑造其皇帝高大英武的正面形象。与《明实录》不同,《清实录》由于清廷急于在汉人面前树立正面光辉的形象,因此一直保持讴歌的同调;它还在神化皇帝个人形象时,连带将其民族起源一并作了神化;同时对皇帝个人武功和勇力大力宣扬,不避讳皇帝为庶出的出身,并着力描写先帝对储君的默识暗赏。明清两朝实录所产生的上述差别,实原于农耕民族与游猎民族各自特性的差异,而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的一致性,则又反映出明清两朝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清朝在史学上不断加强的汉化倾向。

高校通识教育方兴未艾,而历史学类通识教育当居主干地位。然而,高校历史学类通识教育存在诸多问题,诸如缺乏统一认识,缺乏统一的课程体系与标准,课程内容与讲授方式混乱,不同类型的学校在推进历史通识课程上的力度、层次与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缺乏有效的管理,缺乏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寻求有效的路径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推进高校历史通识课程真正成为现代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教育内容。当务之急需要明确历史通识教育的内涵与理念,需要制定统一的历史学类通识教育方案,需要统一并兼顾差异性要求,需要通过通识课程设置的有效布局,把通识课程的内容与方法有效地结合。

二战爆发以来,由于《1 939年中立法》设置的诸多障碍,美国始终无法真正实施全面遏制轴心国集团的国家大战略。时至1941年底,伴随以"格利尔号事件"为代表的美德大西洋海军冲突相继爆发,美国与纳粹德国遂展开了一场"未宣布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海军冲突使得美国国内舆论大幅扭转,民众对于国家介入战争的态度逐渐积极,孤立主义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以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为首的主战派内阁终于完成了对《1939年中立法》的修订。纳粹德国正式对美国宣战后,《中立法》继而被全部废除,美国海军全面介入大西洋战场。美国人对战争的态度由暧昧转为明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中立法》缘何突然走向末日,大西洋海军冲突又怎样使孤立主义势力偃旗息鼓?该选题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美德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美国全面加入二战的原因分析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要开阔视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囿于前人成说。要善于分别普遍和特殊,从特殊和普遍的结合上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坚持研究生的录取标准,是我们能否培养出合格的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的前提条件。同时辅导几个研究生,形成一个学术群体,经常在一起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培养他们同学之间学术上的毫不保留,学习和研究上的相互支持,也培养他们为学术发展同舟共济的学术团队精神。

日常生活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近现代乡村领域成果斐然。生活史研究的核心要义在于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及对人的价值的关注,目前相关研究对此关切尚有欠缺。因此,有必要从梳理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和问题意识入手,以明晰研究路径,进而推进基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价值考量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助力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本文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日军空袭对游客的生命、旅行、游览造成的威胁与影响,以及特殊的旅行遭遇——"跑警报"下的生命体验。游客在经历个体之痛和家国之痛后,其个人际遇成为民族命运的缩影,并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想象与认同。而在转化过程中,风景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景叙事方式是采用风景意象来唤起民族共同价值认同、用风景的差异性原则来痛斥侵略者的暴行、用风景的隐喻和比附来重塑民族性格。因而,游客的旅行和"家国想象"促进了全民族抗战事业的发展。

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加快,一些地方建立水电公司并修建了水电站。然而,水电站的修建和运行在有利于绝大多数民众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水灾发生时,以水电公司为一方、沿河的受灾民众为另一方进行了多次博弈,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乡绅也参与其中进行协调,最终企业和受灾民众都做出让步,矛盾得到成功化解。

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乃胡汉民运筹许久之南北共同倒蒋计划的组成部分。胡是察哈尔抗战得以兴起的关键策动者。冯、方崛起于察省之时,胡依计划力促陈济棠组府反蒋,出兵呼应察省,陈不仅按兵不动,且对金援察省抗日消极以对。胡、陈博弈,以胡挫败告终,察哈尔抗战遂入孤军绝域之境,迅疾遭到南京弹压。冯玉祥离察后,虽大局已定,但胡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肆力奋斗,以尽人事。察哈尔抗战的历程,特别是结局,对胡汉民个人及其领导的反蒋抗日运动,皆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清朝设置基层社会职役治理地方,有一个不断推行的过程。江西是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突出的省份,该省基于康熙晚期、雍正时期推行保甲制,乾隆初年继续力行保甲。乾嘉时期刑科题本记载了乡保、地保为主的地方职役,乾隆朝刑科题本中保正(保长)较"地保"为多,地方职役比较多样化。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地保"绝对性地增多,说明地方行政职役统一化,以"地保"为标志的地方职役更加深入基层社会,清朝的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得到了基本的制度保证。

<正>2017年9月15～17日,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抗战研究中心主办、《历史教学》编辑部、《历史档案》编辑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暨大后方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隆重召开。来自国内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97篇。学者们围绕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