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财力和财政地位得到明显提升,但是居于基础地位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质性推进,因此现行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同程度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笔者经过文献研究发现,在论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文献中涉及最多的概念是事权、支出责任、财力、财权。因此,笔者从事权出发,围绕事权与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事权与财力等关系着手构建分析框架,通过该分析框架引出事权范围界定、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事权划分的配套改革等问题,综合各方观点为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提供一种框架性思路。

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论述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最终消费品进口壁垒的下降对中国品牌与中国制造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制造业同时具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劳动力成本、全球最完备产业链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全球领先的消费品市场规模三大优势,而且中国制造业规模巨大很难找到转移的承接方,机器替代人的可能性提升,使积极扩大进口不但不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品牌和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会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中国"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可以同时兼得在品牌培育和制造两个领域的优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大而不强,主要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低、盈利能力不强、能耗高且污染大、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创新能力,以渐进创新提升产业地位,以改进创新改造传统产业,以突破创新实现跨链发展,以全球创新链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改变中国国际分工的不利局面,建立起绿色、高质量的中国现代经济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始终围绕国家现代化及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改革与完善等重大议题进行研究,经历了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确立及向现代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过程。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已经初步建立了与国际经济学术接轨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当前,中国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借鉴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益知识体系和分析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在全球经济理论体系中丰富和增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朝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方向迈进。

对原始凭证的审核是财务人员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高校尤其是综合性高校,具有文理并存、理工兼有,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广泛等特性,原始凭证更会呈现出形式上的多样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因财务人员的知识结构等原因,在对原始凭证审核的过程中,往往不清楚哪些是该审核事项,哪些是不该审核的事项,容易出现审核的"边界"不清,发生审核越位或缺位等现象。本文旨在就高校财务人员在审核原始凭证环节可能出现的越位和缺位做出分析,以期引起广大高校财务工作者的重视与改进。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挑战,也对现有的组织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诸多企业率先进行了组织创新变革。本文基于松散耦合理论视角,探究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创新,归纳组织创新的必要性和新特点,探究组织内部和组织间松散耦合系统的组织形式和特点,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互联网时代下组织创新的实现路径,即转变合作关系、调整激励方式、引进市场化管控机制,构建自驱动自成长组织结构,为企业的组织创新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丰富了组织创新的相关研究。

2018年是金融强监管、去杠杆的深化之年。在金融强监管与去杠杆的背景下,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波折较大,呈现出五个特征:(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增速背离；(2)第一产业投资表现亮眼,但第三产业不容乐观；(3)中部地区增长较快,但西部地区上半年回落明显；(4)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前低后高；(5)PPP投资进一步规范。在定性分析基础上,本文建立协整模型定量考察了新增贷款、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新增贷款和新增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此外,误差修正模型显示,若新增投资偏离其长期均衡,那么误差修正项就会在下一时期从反方向以0.74%的强度对其修正。最后,本文提出了在强监管和去杠杆条件下,投资还需"精准"发力的建议。

本文基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与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方程组,研究了融资约束对股利税差异化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利税差异化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显著降低；融资约束在股利税差异化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中发挥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本文结论证实了中国股利差异化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为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下减税降费的实施效应提供启示。

世界一流军工企业是要在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的基础上,长期保持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影响力,必须实现"五个一流",即强军报国的一流理念、要素融通的一流能力、开放协调的一流行为、变革创新的一流机制以及共益认同的一流绩效。当前,我国军工企业正处于由基于产品服务一流的高速增长向基于企业一流的高质量发展过渡的动力转换阶段。军民融合是实现动力转换、迈向世界一流企业目标的基本方略。目前,我国军民融合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认识不足、动力不足以及实践不足,关键在于打破军民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增强竞争,促进开放,优化配置。现阶段,军工企业应着力加强军民融合能力建设,政府应以竞争中性为导向深入推进军民融合。

本文基于2003～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基础设施提升对金融集聚的总体影响。结果表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基础设施提升是促进金融集聚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并对其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对本地的金融集聚起促进作用的同时抑制临近城市的金融集聚。本研究评估了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提升对金融集聚的影响程度,以期对现有研究金融集聚、粤港澳大湾区系列文献作进一步的拓展与补充。

本文基于31个省(区、市)2003～2015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二者交叉项均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随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程度提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也会相应增多,且金融发展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对政府规模的正向影响。而第三产业比重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将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调整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控制。在实践中,因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代表地区经济及金融水平朝良好方向发展,故我们不能通过抑制两者正向发展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所以要重点坚持"调结构"的举措,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展第三产业,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得以有效控制。

本文从居民收入、人口流动、经济预期三个方面,探究"去产能"对重工业城市房地产需求影响的传导机制。以2013年底化解产能过剩政策为基础,定义及划分重工业城市,并利用PSM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城市数据,对比分析"去产能"前后重工业城市房地产需求影响因素的波动情况。最终提出拓展居民购房能力、维持就业稳定、优化产业布局等建议,为重工业城市应对"去产能"在房地产行业的负面冲击提供思路。

在我国制定碳税立法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其制定与实施对我国能源企业产业的影响不言而喻。本文参考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碳税法》在碳税与福利规范之间的关系,碳税与其他税种的协调、调整,碳税税收优惠额度以及政府部门的报告义务等方面的实施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传导减排信号的需求、征税的操作性以及公众的接受程度等因素,为我国未来制定碳税时所要面临的实践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推动区域间均衡、协调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企业家精神对激发经济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推进区域间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我国当前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保护机制尚不健全,企业家精神在区域间的辐射和溢散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应通过优化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环境,以激发企业家创业与冒险精神、创新与变革精神,以及社会与人格精神。

本文基于原始文献和实地调研资料研究日本循环型社会建设路径的内容、优化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构建循环型社会制度体系,推行一系列经济手段,制定科学、严谨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并持续、有效地执行,是日本循环型社会建设路径的核心内容。提高循环的质量并着手建立国际物质循环系统,以小型家电回收再利用体系为样本推进静脉市场的正规化实现产业成熟,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的指标群范围扩展至整个环境、经济、社会层面,通过多种形式的整合创造更大的附加价值从而提高资源生产率,实现日本循环型社会路径的完善、深化和创新,日本的上述经验对于积极探索更有效的中国循环型社会建设路径具有启示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革命",可以说是最近一个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前工业化时代"的五个阶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四波浪潮,发现中国的工业化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引爆"并快速推进,但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为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物质、人才、组织形态和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基础。而改革开放以后的四波工业化浪潮,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制度实验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在这四波浪潮中,无论是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经济特区,还是面向新时代的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都存在着高度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基于为宏大叙事寻找微观证据的目的,我们调研了位于江苏丹阳的一家钢铁民营企业——天工国际。从村办修理厂到乡镇企业,再到上市公司和国际企业集团,天工国际的成长历程实证了"中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当前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背景下,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方向演进,是新时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新使命。

本文界定了创新要素的内涵,从多个角度描绘了当前创新要素从传统发达国家向全球新兴国家流动,从一线城市向新兴城市流动,从远郊科学园区向城市中心流动,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流动的新趋势,并揭示了创新要素流动的驱动因素。最后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向我国流动的政策建议。

中国在研究讨论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和存废转型中需要参考他国的经验教训。韩国的产业政策在后发国家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韩国在短短60多年间,从一个世界上贫穷的农业国完整地经历了"轻工业主导—重化工业主导—第三产业主导—知识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钢铁、汽车、半导体、电子、船舶、化妆品等诸多产业在全球拥有较强竞争力,培育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产业政策在这一压缩型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但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韩国病",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政治转型背景下,韩国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直接推动形成了韩国的第二次"汉江奇迹",其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产业政策制定和转型提供参考。

新时代推进科技创新驱动二元经济转型,能够激发创新活力,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探讨科技创新驱动二元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理论基础上,考察了吉林省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现状,发现科技创新是当前吉林省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但目前,吉林省科技创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科技创新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投入不够、动力不足等问题。为更有效地实现二元转型,吉林省应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激活创新潜能、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农业科技体制等方面采取措施。

现有的研究较少涉及企业异质性影响三重螺旋系统创新效应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以我国9808家电子通信设备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层分析法,实证分析企业异质性对三重螺旋系统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三重螺旋系统中大学和产业主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而政府的影响不显著；大学和产业主体的影响会因企业规模、所有权和研发投入而不同；在剔除企业异质性对三重螺旋系统中每个主体创新效应的影响后,三重螺旋系统各主体之间的交叉效应仅仅表现在市域层面大学与产业的相互作用上,而其他相互作用对企业创新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