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是珠江水系的主要干流之一,由西向东贯穿广西、广东两省,保护好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对两省的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补偿方式上更加灵活有效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成为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广西为开展西江流域生态补偿工作在制度制定、资金投入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探讨了在推进西江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中存在的困难,同时借鉴了新安江的经验措施,提出完善顶层框架设计、明确考核指标、建立资金分配机制、加强监管与绩效考核等建议。

本文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对2005～2016年西部地区服务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σ收敛和β收敛检验,对西部地区服务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收敛性分析,并探究影响TFP变动的因素。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服务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各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西南地区服务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西北地区；技术进步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主要因素,规模效率的上升幅度有限；西部地区服务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迹象,西部各省份之间差距逐步在缩小；工业化水平、企业规模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土地财政"背景下,以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的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自身收益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选择与房地产业结成城市增长联盟。这是中国房地产调控失灵的主要原因以及长效调控机制建设的最大制度梗阻。研究了增长联盟对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阻碍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并基于此提出了产业升级对增长联盟拆分的两种路径:(1)产业升级导致的结构变迁会形成新的增长驱动因素,导致增长导向的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增长联盟出现分化；(2)技术进步打破原有经济体的均衡,使新技术产业对土地要素的依赖程度下降。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产业地产机制、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运用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等政策建议,并将其作为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的重要一环。

我国社保费率调整"三角困局"正逐步形成,提高保障水平、降低缴费成本、控制财政支出似乎成为"不可能三角"。以征缴体制改革为契机,短期内实现全国平均70%的实缴比例符合当前中国国情,所带来的基金征缴增长率约为9%,增缴红利规模在4500亿～5000亿元之间,不仅不会在全国造成大面积企业利润挤压,还将留出2%～3%的降费空间。

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本文在总结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认为西部很多地区缺乏有效降成本的途径以吸引加工贸易企业,本地开放主体培育严重不足,外贸开放平台区域分布不均衡、效率不高、容量不足,吸引内外资的优惠政策和营商环境并不具备竞争优势。下一步,应瞄准西部地区扩大开放存在的关键问题,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措施,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对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研究发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现不同走势,但是,以全部收入计算的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都是基本稳定的。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在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居民消费不能成为现阶段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本文对"精准扶贫"是否真正有效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进行研究,并对精准扶贫政策未来十年的福利效果进行预测。本文构建的福利效果测评体系包含三类指标:公平、效率、自由。通过对实施精准扶贫地区的基尼系数、经济增长率及个人可支配收入与物价指数的比例变化情况进行测评,并建立精准扶贫政策福利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内蒙古自治区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三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并选用2012～2016年辽宁省14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规模与潜在竞争力因子、盈利与成长因子和资本充足率因子是辽宁省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的主要评价因子；安全性与流动性因子、环境因子和信贷风险因子是辽宁省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次要评价因子；盛京银行、锦州银行和大连银行在省内占据绝对的竞争优势地位；辽宁省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处于竞争劣势,但在盈利与成长性和信贷风险管理等方面仍表现突出。因此,面对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辽宁省城市商业银行应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趋势,加强银行自身内部改革,加大金融创新力度,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以提高辽宁省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促进辽宁省经济持续稳健的发展。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保障商业银行健康运行的基石。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银行发展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作为全球银行公司治理原则的主要制定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公司治理原则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其历次修订反映了国际银行业公司治理理念和实践的发展演变。本文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司治理原则的演进历程和驱动因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优化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江苏、四川、陕西、吉林及河北五省随机抽样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三个维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越深,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率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越大,则农户收入越高。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要优化当地发展环境和产业结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要推动进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高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率；要发展农村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本文以2016年发生并购重组的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综合绩效角度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并购重组前一年、并购重组当年、并购重组后两年的综合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并购重组使国有企业获得一定的短期绩效,但长期绩效并未得以明显提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国企并购重组要想提高综合质效,面临着宏观调控管理新变化,改革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以及适应形势变化的新思路。如何在这新背景下切实提升国企并购重组的综合绩效?基于政府视角,应当要重新定位国企并购重组目标；规范国企并购行为,推动并购重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规范产权市场交易。基于企业视角,应当要明确企业并购动因,确定合理的重组规划；同时要加强国企并购之后资源整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雾霾溢出效应的测定有助于优化治污资金的分配和提升资金使用绩效。本文通过雾霾污染的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省级地区PM2. 5转移矩阵,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京津冀雾霾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的PM2. 5污染相互溢出关系中,河北为PM2. 5净输出地区,而北京和天津为PM2. 5净输入地区。结合2017年数据,区域间治污资金分配如若考量溢出效应,则京津冀三地进行的治污资金初次分配比例应从18. 23%、5. 53%、76. 24%变为29. 33%、10. 36%、60. 30%。本文的启示在于,在治污资金的纵向分配中应适当考虑外部性而重点关注对于雾霾输出地的投入；在雾霾的协同治理中依据污染物当量减少和溢出规模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在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剔除溢出效应干扰,识别真实绩效,提高资金分配和使用效率。

本文基于2003～2015年我国各省份的一些代表性污染产业的相关面板数据,测度了我国各类污染产业转移的变动状况。结果发现,我国各类污染产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转移现象。总体特征是各类污染产业从东部地区转出,中部地区成为各类污染产业的集聚地区,东北地区表现出明显的重度和中度污染产业转出而轻度污染产业转入的趋势,西部地区成为各类污染产业的选择性转入地区。进一步分析得出,我国污染产业转移与正式环境管制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管制中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口密度对污染产业的转移也有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三次持续的问卷调查,力图通过经济学人这一群体来了解公众对雾霾治理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经济学人群体对政府环境监测结果信服度明显提升,从第一次的28%提升到目前的70%；对于政府雾霾治理的成效满意度也从0提升到44%。调查显示,经济学人认为目前雾霾治理困难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虽然社会对环境改善有进一步的要求,但调查也显示公众自身并不愿意承担更高的环境治理成本,而且随着环境改善,支付意愿会进一步下降。经济学人对加大针对环保技术研发的公共投入有较高的支持度,认为改革政绩考核指标是下一步环保工作的着力点。

供给侧改革下应加快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本文提出养老服务产业化运行机制是具有前后逻辑结构的链式过程:产业环境—市场需求—产业基础—产业模块化—产出效应。即由行业理念、政府产业政策、市场竞争组成的产业环境激活产生了由人口因素、购买需求、购买力组成的养老服务市场需求,进而要求建立由产业组织体系、产业资金、人才队伍组成的养老服务产业基础,形成以产业基础优势禀赋为依据,将养老服务按产品设计、服务生产、服务功能模块划分的养老服务产业模块化,最终产生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就业岗位带动效应等。其中,贯穿整个养老服务产业化运行的核心能力是资源整合。同时,产出效应又刺激新的市场需求并启动新一轮循环。研究基于运行机制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的重点内容之一。2014年以来,我国农村开展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对明晰农村集体产权、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股权设置、股权管理、股权流转等方面探讨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认为随着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推进,应高度重视股权的设置和管理,在促进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推动农民财产性收入持续性增长。

资管新规是为了切断金融监管制度套利的链条,规范资管业务发展,打破刚性兑付,引导社会资金"脱虚向实"。资管新规的相关规定对信托公司的业务方向、利润来源、组织架构、信息披露、人员配备及激励方式等都会带来显著影响,信托公司原有的业务模式会被打破,信托行业需要重新探讨和构建新的业务框架,积极发展主动管理业务,适应资管行业新的监管要求和竞争格局。

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业。在影响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诸多因素中,金融政策与产业集聚是极为关键的两个因素。基于此,本文使用江西省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金融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行为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企业对政府融资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其升级意愿越强；我国现阶段不少的产业集聚还处于低层次的"扎堆"集聚,企业之间集而不聚,难以产生集群效应,不利于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并未实现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这可能是由于企业之间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对企业转型升级行为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有必要创新金融体制,以提升融资政策对企业的服务力度,同时形成具有外部溢出效应的产业集群,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尽管虚拟经济在当今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发挥的作用令人瞩目,但是反映在税收实践中,税收中性在发挥理论支撑作用上却力度不强。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税收中性已经不能在两大经济类型之间就局部产生的税收失衡作出解释；另一方面,税收中性自身所依托的经济理论基础也存在一定问题。结合当前经济中虚拟经济比重越来越大的现状,要理解新的市场环境下的税收中性问题,须对税收中性所依托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并从新旧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对税收中性进行思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现行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已落后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本文在对中国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发展进行总体回顾的基础上,对内剖析现阶段"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消极影响,对外探究美国、欧盟等在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立法方面的国际经验,尤其联系2017年末特朗普税改关于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调整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再思考中国现阶段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建构建议,以对监管层相关监管规则的改进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