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7-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受托审计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时,不同的变更情形中是否存在初始审计费用折价现象,以及该现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影响后,同时变更事务所和签字注册会计师时、仅变更事务所而至少一名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变时均会发生初始审计费用折价现象;第一种变更情形中的初始审计费用折价会损害审计质量,而第二种变更情形中的初始审计费用折价则不会对审计质量造成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剔除了事务所合并更名样本后,结论依然成立;初始审计费用折价现象在同时变更事务所和签字注册会计师后第一年依然显著存在;在事务所和签字会计师同时变更时发生初始审计费用折价的情形中,更可能发生非标准审计意见规避行为。研究结论对于维持客户关系、保证审计质量、发展审计行业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精准的物价预测是科学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决策前提和依据,如何提高物价预测的准确性是宏观经济政策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以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RM)、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研究对象,基于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价格指数构成要素之间的价格传导关系,提出一种新的多元传导模型对三种价格指数的环比数据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计算翘尾因素以推算物价的同比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新的预测方法对物价环比数据和同比数据的预测效果在水平预测和方向预测的角度上,均优于基准模型。基于这一方法对2018年我国物价进行了预测,主要结果包括:2018年我国物价整体稳定,CPI将温和上涨,涨幅比2017年提高,全年上涨2.1%,其中翘尾因素影响1个百分点;PPI和PPIRM将继续上涨,但涨幅比2017年回落,全年分别上涨3.6%和4.3%,其中翘尾因素分别影响2.4和2.8个百分点。

明晰港口城市绿色增长发展机制可为地方政府推动港口城市绿色转型提供参考。本文以地方政府的全局视角,揭示了港口城市绿色增长的增长协同与资源约束的二重机制,建立了一个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量化描述了主观、客观的控制因素作用于自然资本和实体资本以实现港口城市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绿色增长过程。通过港口城市——唐山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港口城市绿色增长可期的"未来"在于增长协同机制下提高港口城市GDP与港口吞吐能力之间协同的"稳态"水平,港口城市绿色增长的必要前提在于资源约束机制下港口城市海岸线资源应满足的基本条件。

考虑涨幅限制对IPO抑价的影响,本文使用2009年7月到2015年7月间新股发行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新股上市首日设置涨跌幅限制会使得IPO抑价更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气氛会影响IPO抑价率。在上市首日不限制涨幅的情况下,市场气氛高昂会降低IPO抑价;而在上市首日限制涨幅的情况下,市场气氛高昂会提高IPO抑价,而且此时的IPO抑价率高低与公司的基本面信息更不相关。

本文引入成分期望损失方法,借助上市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上的日频交易数据,针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信托业等金融部门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进行测量和评估,同时针对研究结果采用条件在险价值的方法考察稳健性。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部门中系统重要性机构相对稳定,而且针对系统性风险测量表明风险主要集中于少数金融机构。根据不同金融部门的成分期望损失贡献度的相对比较,银行业在我国金融部门系统性重要机构评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次为保险业,证券业居其后。本文随后根据我国金融机构成分期望损失的贡献度对系统重要性程度划分了三个类别,政策制定者据此可以对处于不同类别中系统重要性程度不同的金融机构施加具有差异性的监管要求。最后,本文结合样本外成分期望损失值的预测,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并结合研究发现提供了相关研究思路和政策启示。

在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虚拟化程度已成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二者关系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本文以美国从工业化时期发展演变到经济虚拟化时期的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滚动时窗的贝叶斯网络学习,研究了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二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机制,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顺序,虚拟经济相关指标逐步进入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经济转型阶段不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可能不同,本文从中国经济转型角度分析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其影响。经济转型分体制转型与结构转型,文章采用247家中国上市企业的公开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体制转型中,体制社会资本促进市场权力的提升,阻碍经济绩效的发展,市场社会资本改善经济绩效,对市场权力却没有影响;结构转型中,政企关系资本却对传统行业起着抑制作用,对新兴行业有促进作用,其他关系资本促进传统与新兴行业的发展。

网络位置日益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低位置企业能否通过网络异位置联盟方式突破低位置陷阱,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以中国信息行业企业为样本,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分析网络异位置联盟对低位置企业位置跃迁效果,以及低位置企业合作伙伴网络位置和环境敌对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网络异位置企业联盟对低位置企业的网络位置跃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合作伙伴网络位置对网络异位置企业联盟与低位置企业的网络位置跃迁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环境敌对性对网络异位置企业联盟与低位置企业的网络位置跃迁之间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针对总部迁移的多指向问题,在集聚优势拉动观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内部资源跨度对总部迁移区位选择的影响。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内部资源跨度是企业总部迁移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即总部迁移区位选择的内部资源锁定观。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与集聚优势拉动观基本一致,中国上市公司更倾向迁往总部集聚优势跨度更大的区位。二是,中国上市公司更倾向迁往内部资源跨度更小的区位,并且与总部集聚优势跨度相比,内部资源跨度对总部迁移区位起到决定性作用。三是,对不同类型企业来说,不同类型内部资源跨度的影响略有不同。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从企业层面发现了内部资源跨度对总部迁移区位选择的核心作用,推动了总部迁移理论,特别是总部迁移多指向现象研究的深入。

"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合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整个战略生态圈中企业的战略选择呈现群集特征,其中企业间合作的稳定性成为影响整个战略目标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战略下很多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需要与当地民商事主体进行合作,又更多的依赖当地政府的介入。相关研究对于三方博弈主体研究较少,并且少量已有对三方博弈主体博弈的研究仍然在给定一方博弈策略的基础上对其他博弈双方进行分析,缺少深入地分析揭示企业合作过程中战略选择的群集本体演化规律,也少有对东道国地方政府介入该合作动态过程的关注。本文用演化博弈论分析企业合作以及地方政府监管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企业和东道国地方政府在企业合作过程中都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上级国际政府应该专门设置监管机构,同时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动态扶持或者惩罚的策略,才能够促进"一带一路"覆盖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现代经济学标准假设下,构建连续时间的动态IS-LM模型,对IS-LM模型的动态演化特征进行研究和仿真分析,揭示了连续时间IS-LM系统动态演化的特征、条件及系统均衡点拓扑结构。研究表明:IS-LM动态系统在周期振荡条件下具有稳定的焦点、不稳定焦点和中心点等三类均衡点,系统均衡有稳定焦点均衡、不稳定的焦点均衡和中心点均衡三类;当IS-LM动态系统满足非周期振荡条件时,其均衡点有稳定的节点、不稳定节点、鞍点、星型节点四类,系统均衡有稳定的节点均衡、不稳定的节点均衡、鞍点均衡三类,仿真分析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

本文立足中国情境,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聘请高校独董对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聘请高校独董能够为民营上市公司带来更高的绩效,而且是通过"行监坐守"和"将伯之助"两条路径实现的。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高校独董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特长都对其发挥监督职能有显著影响,而且其咨询能力、无形的声誉资源和有形的社会资源都能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绩效的提升。然而,本文的实证结果还显示,担任行政职务和兼职过多的高校独董,虽然为企业带来了声誉和资源,但是却未能充分实现"行监坐守"的职责。本文的贡献在于,对民营上市公司大量聘请高校独董这一现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不仅拓展了现有有关独立董事的研究,而且为民营上市公司选聘高校独董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