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匠人虔诚的神佛信仰、特殊的等级身份、严格的技术等级制度、优厚的社会待遇是日本工匠精神的肇因，而中世时期行业团体的出现、丰厚的经济回报以及战国大名的重视则成为古代工匠精神进一步强化的外在动力。近世以来，町人伦理逐渐内化为工匠精神的重要内核，家业传承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工匠精神。近现代的会社制沿袭了家业传承的存续特点，吸取并发扬了近世工匠精神，成为日本制造的品质保证。

中国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造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由虚转实"，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辅之以服务业，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应当在抓紧淘汰钢铁、建材等传统落后产能的同时，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业，在提高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同时，还要以文化为抓手，提高制造业的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在文化化、智能化与制造业的融合中使制造业走向高端先进、富有文化内涵之路。

生态文明多元协同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创新模式，其治理成效取决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与共容。基于利益共容理论视角，审视现阶段生态文明多元共治，还存在政府协同、市场协同、社会协同、主体协同、政策协同等不畅的问题。促进多主体之间利益共容是生态文明协同治理的关键，为此需要做到:凝共识，树立科学利益观；强政府，构建利益激励兼容机制；活市场，以必要的利益调控强化企业生态责任；励社会，让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合理的收益；健机制，推进生态文明整体治理。

中国现行社会救助体系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面临着职能分散、资源分散、政策碎片化以及相关制度衔接不畅，政府间社会救助权责不明确，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等相关制度之间缺乏衔接和互补，动态管理不足等问题。因此，必须深化社会救助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救助统筹体系建设，从制度、资金、信息、部门等领域统筹，增强完善社会救助统筹体系的动力。因此，明确各项社会救助的功能定位，建立不同类型社会救助功能彼此互补的模式，推进制度统筹；以完善社会救助预算管理制度为重点，推进资金统筹；以建立统一、互通互联的社会信息平台为依托，推进信息统筹；以联席会议或部门协调机制为抓手，推进部门统筹管理，这些都是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推进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作为民生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与聚焦点，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并未达到理想状态。事实上，在农村退出、城市进入、社会融合三个环节中农民工市民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深层次剖析后，会发现这些问题进一步反映在物质、制度以及精神等文化层面，这与奥格本用于解释社会变迁中产生诸多问题的文化堕距理论不谋而合。目前，中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因此有必要从文化堕距理论的三种文化变迁视角探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原因，并进一步整合相关社会资本，尝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

在医患关系紧张、"医闹案件"频现的局势下，"鉴定双轨制"下所暴露出的鉴定结论采纳规则不明、出庭质询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都让法官的判决步履维艰，尤其体现在诸如"生存机会丧失"等新型医疗权利纠纷案件中。基于此，需要通过鉴定标准的统一、鉴定人实名制的建立、鉴定人异议意见保留、鉴定人出庭质询和专家辅助人等制度的完善手段来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供合理的行使空间，防止权力的滥用或架空，从而促进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受历史、政治等因素影响，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进展一直较为缓慢。近年来，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借助网络化、科技化手段已从我国台湾向祖国大陆蔓延，这对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以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为例，探究其中的主要问题，诠释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特征，探索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的新模式，以切实保护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两岸互利共赢。

精准扶贫是党和政府立志要坚决打赢的重要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目前，精准扶贫面临着传统乡土礼法社会中互惠原则和差序格局发生变化、乡村劳动力流失等现实困境，重构乡村文化体系、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培育乡村微观经济主体，可以凝聚乡村脱贫共识，化解乡土脱贫利益冲突，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有效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国家资源下乡提供乡土重建的新视角。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土壤不同，东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导致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东方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由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选取不同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东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和差异，对于重新认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继续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当代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关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为开展此类研究提供了恰当的分析视角。从唯物史观分析科学知识是否必要、是否可能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探讨科学知识的本质特征、知识的资本化问题、当代知识的新特征问题以及作为商品的科学知识产品的相关问题，旨在表明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对科学以及对唯物史观的双重意义。

"辛亥革命"是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颇为重要的历史知识，但在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它却有着不同的知识呈现。按照结构分析法来考察历史知识的生成过程，这一问题似可解答。这类知识蕴含着叙事层、观念层和目的层三个层次。在共和观和革命观的指导下，这两个时期多数教科书分别采用了共和叙事与革命叙事，其结果为无论是在关注节点还是对革命以及民国建立的评价上，都存在较大差异。而之所以如此，与当政政权建构其政治合法性有关。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政府通过制定教育宗旨(精神)、实施教材审查制度来规训教科书的内容，以便将其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知识的形式呈现，并成为一般国民的历史观，可见，"辛亥革命"这一历史知识是由政权、教育与编者共同"制造"而成的。

明代渔政制度由河泊所制、业甲制和贡课制共同构成。经考证，河泊所沿袭元制，是受有司督管同时具备较强独立性的朝廷派驻机构，由河泊官与户、工、礼部对接，承担渔户管理与贡课征缴之责。明初湖广地区河泊所数量众多，因设置过滥、藩王侵占及垸田开发等因素，在宣德以后经历了三次裁革高峰；业甲制是以"赤历册"为基础的渔户组织和管理制度，"业甲"为社区单位，每"业甲"辖十二至十五"业户"不等。"业总"指"业户"之总，其职能更趋近于"吏"；贡课制包括名贵鲜鱼、鱼产品上贡和鱼课的征缴。明代鱼课经历了先课米后课钞(包括实物、折色)再课银的演变。鱼课总额亦在嘉靖、万历年间急剧减少，出现征收范围扩大及转嫁田赋现象。

东汉以降，尤其自东吴之后，南海地区海上交通日盛，大量记述南海地区的地记应运丛生，是为中国古代南海交通史上较早的一次对南海地理知识的大规模补充，非唯超越两汉，且成为唐后修纂南海诸国各类史志中的早期珍贵资料，可以借以纠正《通典》等书中史料的一些错误记载。但在地理知识急速扩充的同时，六朝人的地理思维仍旧继承了先秦两汉时代形成的"九州八极"的地理思想，与"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及"荒服之外，草木皆异"的文明观念相配。影响所及，六朝地记在处理一些处于地理认知边缘上的地域时，出现了"规整化"和"南方主赤"两大虚构倾向。前者表现在好以一种以简御繁的规整方式排列一些实际很不规则的地理区域，倾向于给当时所知的世界找出一个"中心点"；后者表现在产生了极富想象和志怪色彩的"火洲"和"火浣布"等认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即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国法治实践过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的新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新时代"的内涵:为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进行了顶层设计；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基本方略；"树立宪法法律至上"这一法治理念是对"三个至上"理论的修正，属于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内涵的进一步准确把握，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新时代社会矛盾论为法治建设指明了建设和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判断标准；其余诸如"依法立法""以良法促善治""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和明确党组织不具有超越宪法法律特权，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原先法治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时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国家治理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话语基础，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本土治理之道。西方自由主义囿于所谓"个体自由"的先验性价值，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不断摇摆，其逻辑在"自发生长"与强行输出话语之间自相冲突，陷入了新自由主义与激进思潮之间的双重迷思。与之相对应，马克思主义话语基于具体实践、基于历史情境的认知方法克服了自由主义话语的价值悬设，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理的思想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一脉相承，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整合全球风险与国内转型期双重叠加问题的话语选择。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家治理需要认识西方现代性的窠臼，构建属于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探寻契合本土的民主法治，并构建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符合良善治理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技术合作中的先进技术会从三个维度对政治产生冲击:上层精英的分裂与对立、下层民众对新技术权力结构的反抗、传统权威衰落产生的权力混乱。英法德的历史教训和伊朗、阿富汗当前的困境都表明技术可能对政治造成负面影响。应对先进技术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也应该从促进新旧精英的妥协、提高普通大众的福利以及重构连续性和回应性的政治权威三方面入手。从保护海外利益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角度，中国作为技术输出国应关注技术合作对引进国的政治影响，其中，评估、建议、自行防范和倡导国际规则都是值得采取的手段。

中国保险公司近年来热衷于发展投资型保险，不仅带来巨大损失风险，而且举牌上市公司引发资本市场波动。2016年保监会明确提出"保险姓保"，但目前该理论急需完善，还有许多需要回答和探索的问题。通过对马克思保险理论中"分摊损失""补偿损失"的论述，重温保险最初本质。在此基础上，区分保险的原生性功能和依附性功能，为"保险姓保"提供理论支撑。在法律上，公共利益是限制民商事主体自由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保险之所以姓保并不是保险公司发展了保障型保险以外的产品，而是其他业务给保险公司带来了更大的经营风险，从而危及到了保险业背后的公共利益。落实"保险姓保"，需要抓紧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具体规则。

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有着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梦大众认同的质的规定性，包含着中国梦大众认同的目标和方法以及界限和底线。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梦大众认同，仅仅是一种表象的认同，其中必然包含着误解、误读。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阈，探析中国梦大众认同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的差距，解决中国梦大众认同面临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梦大众认同的品质。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重要理论。这个理论用于先锋小说的审美研究是具备有效性的。先锋小说重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表现，但因为自然感官的扩大化、社会属性的倾斜化、精神意识中主体消失导致了审美的异化。先锋小说表现了人的"人化自然和人化世界"的实践本质，却因为对自然性的过度铺陈和对外部存在的拒斥而走向了异端。先锋小说重视人的发现及个性创作，形成过文学声势，却因为人物的扁平化、文本的过度形式化、创作方法的外源化而逐渐式微。

悲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马克思以现实的革命运动为给养，在《致拉萨尔》的信中首次真正意义上提出了"现代悲剧"的理论概念——一种革命悲剧理论，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悲剧的本质内涵，不仅为悲剧研究开辟了崭新的理论视域，也对随后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悲剧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说来，在现代，"悲剧"已然成为一个与政治、与历史、与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经验都密切相关的广义文化概念，因而在对现代悲剧的研究中需要综合运用精神分析、审美人类学等理论方法，使美学研究切入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与人的深层情感经验的表达，以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理论也为反思中国现代悲剧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