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长期以来是文艺学学科的主流话语形态，而以庸俗社会学为模版的学科理论则最终陷入了"决定论/还原论"的窠臼。随后兴起的文学审美化研究与文化研究则是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拨，但与此同时其也造成了文学的式微。面对新时代的文艺发展需求，有必要克服传统文艺社会学的"决定论/还原论"倾向而建设出一种"中介论"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来重新拉近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对此，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理论资源:文学场在吸收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合理因素后，从文学生产与文学接受的双重维度重新定义了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而在文艺与社会关系的关系上，其也对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论点做出了发展性的阐释。这为重建中国马克思文艺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理论资源的借鉴。

悲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马克思以现实的革命运动为给养，在《致拉萨尔》的信中首次真正意义上提出了"现代悲剧"的理论概念——一种革命悲剧理论，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悲剧的本质内涵，不仅为悲剧研究开辟了崭新的理论视域，也对随后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悲剧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说来，在现代，"悲剧"已然成为一个与政治、与历史、与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经验都密切相关的广义文化概念，因而在对现代悲剧的研究中需要综合运用精神分析、审美人类学等理论方法，使美学研究切入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与人的深层情感经验的表达，以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理论也为反思中国现代悲剧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把法律的规范性和引领性结合起来。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民法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史就是一部对自由价值孜孜以求的历史。尽管古代社会的惩罚性赔偿存在法律与宗教不分、公法与私法合一以及对贵族和宗教予以优位保护等缺陷，但各国大都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严格限定于加害人的恶意侵权及贪利性侵权等具有严重主观恶性的侵权行为，推动了自由价值观萌芽，但与现代民法所追求的自由价值相比，管制的色彩极其浓厚。近现代社会，英美法系主要是通过追求效率来促进自由价值目标的实现，而大陆法系则主要通过对平等价值的维护来体现对自由价值的尊重，二者对自由价值观的追求"殊途同归"。惩罚性赔偿制度对自由的促进和保障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借助民法典编纂的契机对该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要探讨马克思《资本论》所批判和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道德问题，必须首先对其商品论中的道德伦理维度进行探析。商品的价值形式论表征着《资本论》的"哥白尼转向"，目的在于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商品论中所蕴含的道德伦理维度的探析需从这里开始。商品价值形式论中的非对称性关系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神崇拜"成为现实，而"物神崇拜"在精神层面又使"欲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普遍精神状态。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欲望出发，可以发现《资本论》的商品论中一直隐藏着批判致富欲或求金欲的元伦理学。

腐败犯罪一直是中国刑事法治严厉打击的对象，近年来审理的腐败犯罪案件中，突破了简单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成了新的腐败犯罪形式，其社会危害性很大，但性质较为模糊，形式十分隐蔽，这对传统的腐败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利益论的角度来看，物质生活资料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在人与物的关系表象下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治理腐败犯罪，尤其是新型的利益输送型腐败犯罪，必须从本源的利益属性、资本与权力的关系、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上探寻腐败犯罪生成的原因，从制度上防止利益冲突，切断利益输送链条。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理论一般地具备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二重分立的矛盾结构，这是宗教服务于现存统治而掩盖现实矛盾的必然要求。因此，佛教哲学也一定包含了彼岸世界的维度，这具体表现在其"六道轮回"的宇宙观、"涅槃寂静"的解脱观和"善用假名"的真理观三个方面。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把宗教视为一种异化力量，其核心规定在于人丧失主体性而陷入客体化的地位。但是，佛教解脱论在理论表达上始终把人描述为发挥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能动主体，这是佛教哲学区别于一般宗教学说的重要特质。当然，佛学的主体解脱论有其特定的边界和限度，一旦超出这个限度，佛学的主体性特质就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并最终发挥其统治现实世界的异化功能。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重要理论。这个理论用于先锋小说的审美研究是具备有效性的。先锋小说重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表现，但因为自然感官的扩大化、社会属性的倾斜化、精神意识中主体消失导致了审美的异化。先锋小说表现了人的"人化自然和人化世界"的实践本质，却因为对自然性的过度铺陈和对外部存在的拒斥而走向了异端。先锋小说重视人的发现及个性创作，形成过文学声势，却因为人物的扁平化、文本的过度形式化、创作方法的外源化而逐渐式微。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理论一般地具备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二重分立的矛盾结构，这是宗教服务于现存统治而掩盖现实矛盾的必然要求。因此，佛教哲学也一定包含了彼岸世界的维度，这具体表现在其"六道轮回"的宇宙观、"涅槃寂静"的解脱观和"善用假名"的真理观三个方面。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把宗教视为一种异化力量，其核心规定在于人丧失主体性而陷入客体化的地位。但是，佛教解脱论在理论表达上始终把人描述为发挥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能动主体，这是佛教哲学区别于一般宗教学说的重要特质。当然，佛学的主体解脱论有其特定的边界和限度，一旦超出这个限度，佛学的主体

区域海洋合作是海洋治理难题的重要良方。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迫使南海合作需从低敏感领域切入，海洋保护区建设就是低敏感的合作领域之一。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它是推进南海海洋治理相对稳妥的重要途径。作为南海海域重要的岛国，菲律宾在海洋保护区建设上的丰富经验可以为中国在南海海域建设海洋保护区提供有效的借鉴。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保护区建设，一方面需要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另一方面需要从菲律宾案例中构想出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从前景上看，中菲合作共建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更将成为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一个重要趋向。

以宏观、微观层面联通来拉拢东南亚国家并助力自身发展为目标，日本二战以来对东南亚实施联通政策，并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战略运作:二战后到21世纪初，依次侧重于经济、政治、制度和平衡类型实施联通战略；从21世纪初开始，着眼走廊联通战略，并凸显其中环境保护的"绿色"属性。走廊联通战略包括陆地和海洋，前者主要针对中南半岛的东西、南部经济走廊，后者主要涉及马来群岛的"东盟经济走廊"。同时，日本特别融"绿色"理念于"陆地走廊"联通，并通过依托日本企业、输出国内治理模式、设立环境关联中心等落实战略运作。针对日本战略运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需做好如下应对:找准"一带一路"与东盟地区相关走廊的联通机遇、深化"一带一路"的联通机制效应、落实"一带一路"多元联通的具体实践。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提出的目标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应稳定在气候系统免受危险干扰的水平上，同时应加大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力度。然而，受不同国家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分化的影响，国际上对于这一目标的量化标准、每个利益相关方应该承担的减缓责任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国际气候谈判屡陷僵局。只有公平分摊减排份额，建立减排监督机制，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让节能减排成为常态，才能开创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

随着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总量不足变为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总量充足，而有效供给不足，难以适应现阶段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重要利器，可以确保中国农产品在确保国内有效供给充足的前提下引领国际市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国内外两大市场，充分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矫正行政配置在资源配置中的扭曲作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深化改革机制和培育创新驱动力，从而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引领中国农业走向国际舞台。

易地扶贫搬迁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存在"目标一致，利益耦合"的战略协同关系，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实现互利共赢。一方面要发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拉动作用，通过"人的城镇化"和产业扶贫方式，引导和鼓励贫困群众有偿退出宅基地；另一方面要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对易地扶贫搬迁的驱动作用，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优先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的土地指标紧缺和资金不足这两大难题，提高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增加搬迁群众的生计资本，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目标。

在整体丝绸之路的视野下，一方面，明代云南大理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重要节点，是中国丝绸之路对外交往的汇合点或称枢纽。这表现在南方丝绸之路主要包括的云贵川三省中，惟有从云南可以出境通往外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衔接，海贝就是最好的证明。大理以通行贝币而著称，以明末贝币为白银替代、海上丝绸之路极大发展而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明朝大理人李元阳撰《黑水辨》，提出"澜沧江即《禹贡》黑水说"，经过徐霞客亲历考察而验证，无异揭示了云南大理在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互通互联的重要地位——丝绸之路多元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和核心区。以上两方面在以往的丝绸之路研究中为学界不同程度地有所忽略，应该切实加强研究。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打破了"唯心史观"的思辨模式，摒弃了"普遍历史"的传统观念，进而决定性地开启了"具体化分析"的研究路径。一般地讲，"吃喝住行"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前提，"劳动实践"是历史创造的现实基础，但这貌似浅显的常识并没能真正嵌入传统历史哲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实现了革命性突破。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历史哲学根本无法提供"应用于"任何时代的抽象公式，而仅仅能够提供"具体化"研究的方法，进而言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并不是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而仅仅是供人们借鉴的"科学概括"的研究案例。

鉴于《茶经》一书在中国茶业确立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中国学者对《茶经》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大多习惯立足于古代汉族文化的价值观去解读原文，却没有注意到其间始终贯穿着跨文化叙事这一主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各民族在传统茶业发展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从多民族文化背景去解读，《茶经》体现出来丰富的对传统之植茶技术、跨文化冲突与包容之茶事以及茶之古今异名的记载情况，说明唐代以前的传统茶业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协同演化的历史见证，中国传统茶业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之前，傣族地区仍有大量土地荒芜，本地文化并不鼓励无节制地对森林进行开发。在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傣族更依赖田地自身的修复能力，一年只种一季粮食，主要通过休耕来实现地力的自然恢复。傣族地区虽然建有相对完善的水利设施，但都以引水为主，并没有建设可以扩大灌溉面积的水库。当面临短期缺水的情况时，将秧苗临时寄养在地势较低的小块土地上，雨季到来后再将它们挪到已得到灌溉的大片田地中；傣族的水稻生产体系投入人力较少，土地只是浅耕，不施肥，也没有除草等田间管理活动，与东亚汉族地区的农作实践差别显著。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单位面积的稻米产量，认为当地农业生产"落后"，但考虑到人力物力的较少投入，傣族传统稻作可以说是一种高效、理性的生产方式。

中国是葛类植物的原产地。华夏先民付出了巨大的劳力和智力的投入，成功地驯化了这一作物，并积淀起了丰富的知识和植葛用葛的成套技术，使这种作物在先秦时代大放异彩，成了关系民众生活的关键农作物，并支持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繁荣。但秦统一全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多民族的共存，要实现全国性税赋制度的统一，中央王朝逐步将粟和麦定位为国家统一的征税主粮，规定桑、丝、麻作为税赋征收的主要纤维产品。葛类植物的产品由于不能满足国家统一税赋征收的需要，在中原地区被逐步淘汰，葛的社会身价也随之跌落，流变为半野化生长的蛮荒作物，仅仅是在边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还在一定程度地种植和利用。时至今日，时代巨变，葛这种作物的优势可以得到发扬光大，其不足和局限也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加以化解。为此，发掘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不仅可以推动这一产业的恢复，还可以实现现代意义上的转型和创新，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西方现代性发育的创新观念植根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竞争-企业家行为"，而中国从传统到现代都是集体主义，这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发育始于指导思想的创新，表现为政府在制度供给上的理念创新，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合理追逐利润机会的激励，这是微观领域如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的根本前提。经济创新的动力是理性约束下的财富欲望，但离不开先进政党的领导和整个民族国家的转型以及法治的保障。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动力，同时应认清创新的终极目的是财富的全民共享。

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使中国实现了三个告别:告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绎范式、告别西方主流社会学的发展范式、告别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僵化模式。伴随着实践的推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也处在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并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历史逻辑和价值寓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演变不断重构着人类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