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世纪中文出版社

肖光文《历史研究进展》 2020年9期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基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现实考虑,开始强调少数民族自治权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丰富和发展。但这一时期,中共没有完全放弃民族自决政治话语,继续倡导民族自决的联邦制,并没有完全实现由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转变。在实践探索中,中共民族政策形成了两种发展趋向。一种发展趋向是统一国家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另一种发展趋向是主张联邦制下的民族自决。这两种民族政策的发展趋向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并存的状态,直至新中国成立才最终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成了历史转变。

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下载：21 浏览：195

尚季芳《历史研究进展》 2020年7期

摘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着中国东部国土的沦陷,西部地区成为坚持抗战胜利的大后方。西北地区因历史悠久、国土辽阔、民风敦厚、资源丰饶,加之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这里变成了抗战的重要一极。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引领着中国的抗战前途和命运走向;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将丝绸之路的合作共赢推向了新高度;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蕴含着刚健自强和不畏强敌的精神,它又成了提升民气、鼓舞民力的抗战精神源泉;强烈的国家认同,使得外敌制造的分裂阴谋难以得逞,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21世纪以来“抗战剧”热播折射出的电视剧热点与难点下载：96 浏览：499

许建华欧阳宏生《中国艺术研究》 2018年1期

摘要:

21世纪以来，"抗战剧"从不温不火到热得发烫，经历了两波一折得失相伴的发展历程。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可以看出"抗战剧"持续火热的主要原因是在题材领域不断深入开掘，塑造了许多个性突出的英雄人物，以多样的叙事模式持续激起观众的收视热情。这也是所有不同种类的电视剧的热点所在。同时，历史与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又是所有类型电视剧的热点聚焦之处。而电视剧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何通过其娱乐功能来彰显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又是电视剧创作的难点所在。

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以重庆为中心的考察下载：86 浏览：264

常云平聂强《历史研究进展》 2019年10期

摘要: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东部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随之西迁重庆。大量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来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他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出版了大量研究性论著,涌现了一批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学术研究领域骨干,推动了抗战大后方社会科学的近代化进程,使大后方的社会科学事业空前繁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胡汉民与1933年察哈尔抗战下载：78 浏览：431

段智峰《历史研究进展》 2018年2期

摘要:

1933年的察哈尔抗战,乃胡汉民运筹许久之南北共同倒蒋计划的组成部分。胡是察哈尔抗战得以兴起的关键策动者。冯、方崛起于察省之时,胡依计划力促陈济棠组府反蒋,出兵呼应察省,陈不仅按兵不动,且对金援察省抗日消极以对。胡、陈博弈,以胡挫败告终,察哈尔抗战遂入孤军绝域之境,迅疾遭到南京弹压。冯玉祥离察后,虽大局已定,但胡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肆力奋斗,以尽人事。察哈尔抗战的历程,特别是结局,对胡汉民个人及其领导的反蒋抗日运动,皆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日军空袭下的“反日常”旅行遭遇与“家国想象”——以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西安游记为中心下载：85 浏览：489

杨博《历史研究进展》 2018年2期

摘要:

本文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日军空袭对游客的生命、旅行、游览造成的威胁与影响,以及特殊的旅行遭遇——"跑警报"下的生命体验。游客在经历个体之痛和家国之痛后,其个人际遇成为民族命运的缩影,并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想象与认同。而在转化过程中,风景叙事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景叙事方式是采用风景意象来唤起民族共同价值认同、用风景的差异性原则来痛斥侵略者的暴行、用风景的隐喻和比附来重塑民族性格。因而,游客的旅行和"家国想象"促进了全民族抗战事业的发展。

开拓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局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暨大后方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下载：87 浏览：469

尚季芳华信辉《历史研究进展》 2018年1期

摘要:

<正>2017年9月15～17日,由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抗战研究中心主办、《历史教学》编辑部、《历史档案》编辑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第二届高端论坛暨大后方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甘肃兰州隆重召开。来自国内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97篇。学者们围绕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与文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维护国共合作的主要策略——以《群众》周刊为考察中心下载：22 浏览：145

程光安《历史教学研究》 2020年12期

摘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宣传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等政治主张。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群众》周刊大力宣传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以巩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承认并维护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借助其个人威望推动国共合作;严格遵守国民政府规定的报刊送审制度,并对敏感政治事件保持缄默,以适度让步谋合作大局;对不利团结的妥协投降行为和不彻底的抗战言行进行正面揭露与批判,以维护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通过这些灵活多样的工作策略,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局,展示了中共在抗战的复杂背景下妥善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技巧和艺术。

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研究的“范式”建构——以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为文本下载：41 浏览：334

周东华《历史教学研究》 2020年5期

摘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处理和应对沦陷区问题,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发表的《研究沦陷区》一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毛泽东认为,研究沦陷区问题,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论",根据"调查",正面直视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问题,收集有关沦陷区的各种档案资料,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战策略和史实,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干了什么和即将干什么",研究沦陷区存在的"亡国论"及其具体表现,研究有关沦陷区苦难和抗争的舆论等。从学术史角度看,该文提出的理论指导、研究路径、基本内容等,建构起中共有关沦陷区研究的基本范式。

抗战时期中共的“北伐”记忆与抗战动员下载：32 浏览：16

朱发建叶欣明《历史教学研究》 2020年4期

摘要:

"北伐"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国共两党有共同历史记忆的重大事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以北伐记忆的方式加以重叙,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历史资源。北伐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共阐述联合抗战、军民协作、重建"党军体制"的有力号召;国共"分裂"的历史记忆,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合作的抗战策略提供了历史借鉴,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政党形象;"三大政策"的记忆,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理论基础,打击了投降派和取消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主张,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成吉思汗身份象征的建构与展演——以成陵西迁为中心下载：45 浏览：248

张若愚《历史教学研究》 2020年4期

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自东向西逐步沦陷。应时局所需,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民族的英雄祖先成吉思汗初步建构其身份象征。全面抗战爆发后,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成为国共两党一致的期许与希冀,建构较为成熟的成吉思汗身份象征是凝聚蒙古民族共御日本的助推器与催化剂。1939年,为保护承载着蒙古民族至高精神寄托的成吉思汗陵寝免遭日本攫夺破坏,国共两党与蒙汉各族民众通力合作完成西迁,并在此后继续以各种形式举行成吉思汗祭祀典礼与仪式操演,完备成吉思汗"中华民族英雄"身份象征的政治展演。国共两党通过仪式政治的演绎、宏大场景的塑造与纪念话语的造势,一面阐释、宣传民族主义,帮助蒙古族人民初步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保持蒙古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演进;另一面展开政治竞争,在宣示权威的同时争夺蒙古族人民的理解与支持,有效整合蒙古民族,形塑政权正统性。

抗战时期中共动员儿童团的依据、实效与经验下载：41 浏览：215

冯兵罗情情《历史教学研究》 2020年3期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奉行片面抗战路线,民众抗战热情有待提高为背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动员理论与抗战实际结合,并以以往政治动员实践经验为基础,创造出动员儿童团的独特方式和技巧。政治动员下的儿童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慰问战士、支援前线等系列活动,显示作为民族一份子的少年儿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其行为对全民族抗战起到巨大激励作用。中共政治宣传和思想动员的努力,不仅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思想和群众要件,且稳步提高于群众中的威信和地位,壮大了中共组织和军事力量,扩大了其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为战后领导人民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政治前景奠定了基础。

医疗、训练与应征：抗战时期国军战力受制原因探析下载：36 浏览：233

庄和灏《历史教学研究》 2020年3期

摘要: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国军表现虽有亮点,但大部分时间却令人失望。虽有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力等客观差距,但是来自国民政府方面的主观因素亦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掣肘。无论是官兵健康及后勤保障,抑或者军事训练质量,还有国统区民众应征,种种问题症结都一再体现了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决策层在备战阶段、开战以后对其治下国情、军情、民情等应掌握信息的不对称,甚至是明显的偏差,同理可溯的还有国民政府持久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党形象: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形象嬗变——基于国民参政会的观察下载：57 浏览：264

洪富忠《历史教学研究》 2019年11期

摘要:

近代中日之间的国力悬殊决定了国民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才能抵御日本入侵。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动员的有效途径,国民参政会正是其因应抗战局势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的紧密合作使两党政治形象均得到积极提升;其后,由于国民党既无法满足各政治参与力量的愿景,又无法改变自身顽疾,使国民参政会在形塑国民党政治形象过程中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中共在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一系列诉求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其政治形象得到极大提升。国民参政会在国共两党形象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证明了在近代中国,执政者在面临权威与权力双重危机情况下进行变革的困局,也使中共革命胜利的意义更加彰显。

抗战胜利后“行总”及其分署贪腐问题述论下载：32 浏览：161

王春龙《历史教学研究》 2019年11期

摘要:

抗战胜利后,行总及其分署在主持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过程中,为防范贪腐问题的出现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不大,贪腐问题在行总及其各分署中屡见不鲜,形式包括缺斤少两或克扣工粮、哄抬物价或盗卖物资、挪用或侵吞援助款物、官员任人唯亲等。问题出现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主要有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的黑暗、制度不健全和管理不到位、官员缺乏自律、包庇纵容等。贪腐问题呈现地区范围广、涉案官员多、打击不力等方面的特点。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

用抗战记忆重绘战争图景——范稳抗战小说论下载：51 浏览：342

慕江伟《中国文学》 2020年7期

摘要:

范稳用"拒绝遗忘"和"发现抗战"的叙述方式完成了个人化的抗战历史书写，写出了以"中国远征军"为核心故事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2014)和以"重庆大轰炸"为故事线索的长篇小说《重庆之眼》(2017)。两部小说通过"抗战"故事与"后抗日"行动的交织叙述，既思考战争遗忘与记忆的问题、战争追责与索赔的问题，也聚焦战争对个体生命冲击的问题，在追溯历史中完成了一次战争创伤的文学救赎。

抗战时期老舍在兰州的两次演讲下载：62 浏览：354

郭国昌《中国文学》 2020年5期

摘要:

抗战时期，老舍作为"文协"的代表参加了北路慰劳团到西北慰劳抗战将士，并沿途开展了一系列文艺活动。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到目前为止老舍的"西北之行"并没有完整呈现出来，而且充满了太多错讹。本文借助新发现的老舍佚文《抗战与戏剧》及其他文献力图还原老舍在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大后方的两次演讲，展现老舍的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战时文学理念。

全面抗战爆发前知识界对中日问题的研判——以《东方杂志》1937年“中日问题”征文为中心的分析下载：19 浏览：177

李颖《历史教学研究》 2018年12期

摘要:

1937年《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推出一组以"中日问题"为主题的征文。这是在日本军部和政府或"战"或"和"交替推进侵华战略,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由妥协向强硬转变的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征文中,知识分子们普遍表达了对日本亲善诚意的怀疑、对大国作用的有条件认可、以及用"血"和"力"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决心。透过征文中传达的情绪和认识,回归历史情境,可以看出民族抗战情绪开始获得相对宽松的表达空间;可以反映出转变中的国民党对日政策与民族情绪之间有了更多的契合点;从中也透露出中国抗战将面临的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双重心理基础。

战争下的失序:抗战大后方城市民众犯罪问题初探——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考察下载：72 浏览：362

朱海嘉《历史教学研究》 2018年7期

摘要:

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中不断衍生各种形式的犯罪问题,从诱因上看,这与后方人口的激增超出城市的资源承载力,战时后方经济环境恶化、物资供应不足、社会民生凋敝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也与大后方较为封闭的自然环境下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俗败坏、道德沦丧等因素有关。从城市民众犯罪行为的表征看,罪名综合多样,涉及的犯罪群体也颇为广泛。当局对犯罪刑罚(防控)方式上运用了近代司法理念,但在非常时期下更为突出对罪犯严厉惩治的特征。这一时期的犯罪问题也更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

何其芳的自传性写作与自我检讨下载：64 浏览：385

刘璐《中国文学》 2019年8期

摘要:

何其芳写于延安的自传性诗歌充满了矛盾、分裂和自我检讨，这与他追求进步的意愿和解释自己的压力相关，也与抗战初期延安鲁艺同志亲密交往的文化环境和日常性生活检讨会的制度有直接关联，何其芳追求自我成长的内在逻辑与具有鲜明革命指向的延安文化逻辑之间不免微妙的偏离与彼此"错认"。正是超然的抒情方式和"青春情结"使他始终陷于"看风景"的结构中而与周遭世界相疏离，难以突破主体状态，也带来了主体的矛盾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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