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民间审美文化,有几个基础性问题始终未见"学术的追问":如何看待民众审美能力?如何评价民间文艺的审美价值?应该用怎样的知识视野来重构民间审美理论?这些问题是认识民间审美文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建构民间审美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民间审美文化主要体现在百姓的"民俗生活"之中,所以唯有"到民间去",通过对"场域化"的民众生活的研究,才能对民间审美问题做出"学术的解释"。

新世纪以来的"纯文学"论争,将"文学性"问题置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视野中来考察。但仅仅批判20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想象如何在90年代暴露其狭隘与危机,并不足以为当下如何在文学与现实、历史间建立有效关联提供借鉴。本文以新时期重要批评家、作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精神变迁为例:从易被忽视的"两个李陀"间的连续性,指出反思纯文学的动力如何积蓄于80年代思想变革中;从吴亮转折期的经验表达,说明如何在极端美学主义之外理解"先锋性"内涵;从50后、60后代表性作家的创作转型,探讨继承与转化20世纪80年代遗产的不同路径。本文尝试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与思想困境早已生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展开过程中,而能否自觉超越新时期意识并把握住这一时代趋势的主要矛盾,才是影响其文学实践品格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文艺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有机结合,因此,探讨我国文艺和市场的关系,需要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鲜明的特殊性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就要求我们要在文艺与市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融通融合的关系中实现其协调发展,要不断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助力文艺和市场的繁荣发展营造新环境,创造新条件。

晚清至"五四"时期经历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文学翻译高潮,翻译手法大体经历了意译为主到直译为主的变化。以思想史的视角观察,这一变化主要由两方面促成:首先,新文学译者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形成了一套西优中劣、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其次,新文学译者显示出一种"文化整体意识",即认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两种对立的文化无法兼容。基于"西"优"中"劣和文化整体不可拆分的判断,新文学译者显示出全面西化的文化取向;反映到翻译上,就是注重与原文对等的"直译"。将"直译"树立为翻译基本规范的同时,新文学译者还使用"意译"来指称严复、林纾等晚清译者调和中西的翻译,并在"直译"和"意译"之间也建构了具有伦理色彩的价值对立。

在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文艺工作者一直以自觉的意识从事着平剧改革的实践。他们创作了许多表现"新的革命的内容"的现代戏,从内容和形式层面对传统平剧作出了改革,但也存在着二者不够和谐统一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他们开始了"创造格式"的新探索。在现代题材的创作中,他们在进一步巩固内容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努力进行了形式上的改革;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他们重在以唯物史观去重新诠释历史。这种贯穿整个前期的平剧改革的精神和前期平剧改革产生的成果,对解放区后期平剧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解放区前后期平剧改革之间这种一脉相通、一脉相传的关系,从一个特定方面具体显现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

本文以"西北联大"档案史料、相关原始期刊及诸多当事人的回忆、传记以及具体作品为依托,从文学课程与师资力量、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联大师生的文学创作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总结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活动,认为"西北联大"虽然偏居一隅,但并非寂寞无声的文化贫瘠之地,而是与同时期其他地域文学与文化声息与共,呈现出抗战时期文学与文化多元性、流动性、开放性的特征。由"西北联大"生发而来的文学线索,延伸到延安文学、东北作家群、七月派、九叶派以及台湾文学中,因而成为观察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站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通俗文学创作转型为新文学创作的作家不是个别现象。由新文学创作转型为通俗文学创作大概只有白羽一人。他的文学之路的转型有着很多的无奈,体现出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生活形态。白羽在新文学的创作中并没有多大的成就,然而,他将新文学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运用于中国武侠小说的创作之中,促进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现代化转型,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创作实践,也为中国类型小说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思路。

汉字横排最早偶见于数学教科书和自然科学类杂志,关于此问题的广泛讨论和实践则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是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产物。它时常又与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西文译名、汉字拼音化等文学革命议题联系在一起。《新青年》同人大多主张和赞成汉字横排,然而在实践中却受到了印刷成本、排字工人的习惯等因素的制约,直到《新青年》停刊也未能将此变成现实。汉字横排问题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了思想革命是如何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勾连在一起的。

论文以当代重要的文学期刊《十月》组织发表的"新女性写作专辑"的文本为对象,借助文本分析、文化研究方法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等方式,将这一组当代重要的女作家放置在当代文学史女性写作的历史脉络和当下社会文化整体情境中考量。论文认为,在当下的"新女性写作"中,尽管女作家们并没有标举鲜明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但是她们延续了百年汉语文学中的女性写作传统,以个案的方式呈现当代社会文化中与主流价值和男权—父权秩序形成"差异性"的女性经验。通过女性写作,女作家在限度中实现了对室内化、中产阶级家庭标准、新左翼叙事等问题的反思与改写。

"新女性写作"的概念在具体的书写与思考中逐渐明晰,它源自号召,成型为一次集体行动,基于对"性别观"的自我审视,多位当代女性作家以新近创作的文本推进着她们对性别、对自我的理解。本文意图以集结在《十月》杂志"新女性写作"专辑中的具体文本为样本,在细读中一窥当代女性作家如何在自觉的性别观念认知之上展开写作,完成对女性价值、女性生存处境、女性生命状态的关注和反思。

北京、上海这两座新文学的中心城市,在新诗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各自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比较1920—1930年代两地新诗的特点,能够观察到的,是中国现代意识生成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一则是人文主义式的自我认同的发生,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深思,而在上海,都市的物质现代性和新的感觉结构,成为现代诗"再发生"的一大重要基础,从中亦可看出早期城市文学在北京与上海的不同表现。

1938—1940年在延安兴起的诗朗诵运动,与这门"声音艺术"服务于抗战宣传、群众动员的特殊效果密切相关。在大众化的诗学构想里,延安为诗朗诵提供了为工农群众创作并获得其直接检验的机会;但正是在现场反馈与实际互动之中,这场运动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和危机。围绕柯仲平《边区自卫军》演出的评价,延安诗朗诵的"听众"构成呈现出暧昧的错位:其中固然有对于"大众"的想象与召唤,却也实际存在着普通群众与"超级听众"的分野。"听众"角色的引入与辨析,有助于我们对这场大众化实践的试验性质、历史评价、挫败与调整展开更进一步的认识与讨论。

为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废弃物油橄榄叶并降解其中的橄榄苦苷,改善其带有的苦涩味,采用油橄榄叶与食药两用真菌白参菌,在不添加任何辅料的情况下进行发酵,获得同时含有油橄榄叶与白参菌中功能性成分的脱苦油橄榄叶白参菌发酵茶,以羟基酪醇、橄榄苦苷、茶多糖作为目标物质,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验,探究油橄榄叶白参菌发酵茶的最佳制备工艺。结果表明,油橄榄叶白参菌发酵茶的最佳制备条件为:接种菌龄为48 h、接种量为15 mL、发酵时间为9 d。最终所得发酵茶羟基酪醇含量为360.73μg/g、橄榄苦苷含量为72.34μg/g、茶多糖含量为12.37 g/100 g、三项指标综合评分为589.15,茶叶外形均匀带油光、条索紧结、无杂物,茶汤呈金黄色且清澈明亮,香气纯正、留香持久、无异味,入口醇厚回甘、不涩,叶底呈现褐黄色,证明了油橄榄叶与白参菌结合制备发酵茶的可行性。

创作于1939年,被姚雪垠视为青年时期代表作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自诞生以来就"命途多舛"。它经历了成为畅销书的"辉煌",又因遭遇批判而在大陆被"冷藏"四十余载,却又在香港和南洋地区广有读者。1980年代后期姚雪垠为出版文集,在1986年、1987年对小说进行了两次修改,使其拥有了三个形态迥异的版本。文章试图结合历史语境,解析小说被"冷藏"的原因。通过对三个版本的细致考释,还原文本生成过程及其内在结构的演进,揭示其不同的版本本性,并对作者的修改意向及改写心理稍作探究。

田中禾从笔记小说集《落叶溪》开始,经长篇小说《匪首》《父亲与她们》《十七岁》,到近期的《模糊》,集中书写、勾画了一个类似"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文学地理学形象、一个重新语境化、谱系化了的现代农商社会:牌坊街。作者从边缘视角切入,以小商人及其后代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他们的"日常经验"为主要内容,写出了"大时代"当中"小人物"的悲喜歌哭。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乡谊、亲情、母爱的伦理价值构成了"日常经验"的主要内容,田中禾的历史叙事明显具有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美学内涵。

《三城记》以"80后"文艺青年顾明笛在上海、北京、广州的精神历险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讲述其感知世界和认知世界的细节与经验来呈现青年个体的精神诉求。顾明笛游荡于"世界"与"书斋"之间,但内心里却向往"民间",这是在遭遇城市生活中的人和事之后所做出的内心抉择。小说塑造的城市青年的成长之路摆脱了传统成长叙事主题追求的固化与僵硬,进而转向于去拿捏一个诗性与理性都在蜕变中的"新人物"形象,这种处理方式丰富并拓宽了当下的青年书写。

1952年夏张爱玲再到香港后,翻译了美国传记小说家佛兰西斯·桑顿的长篇小说《冰洋四杰》,发表于香港《中南日报》,却一直不为人知。这是张爱玲继《老人与海》之后,第二次翻译大海题材的作品。以现存的译作来看,张爱玲是选择小说的主要情节和精彩段落进行节译和摘译。

新发现1935年沈从文署"炯之"的一篇佚文《新文学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主要评述了文学革命以降至1935年的新文学之历史与现状。本文同时就1981年8月24日沈从文致戴思杰、邝雪林与易征的两封集外书简略作"勾连式"考读,并对《我的二哥》一文的作者与版本问题进行爬梳。

在中国社会男权制度的影响下,文艺创作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一直是不能规避的现实问题。曹禺早期的戏剧作品蕴含着鲜明的性别政治叙事特征。他将叙事视角放在女性角色身上,通过展现女性人物的生活状况,反映女性心灵的压抑与苦闷;又依靠人物关系与空间属性的变化,表现女性人物独立的品格与不屈的意志,赞扬她们为追求自由而勇于反抗的精神。

一般认为,近代捧角活动作为都市大众的娱乐方式之一,多具备史料价值,而少有学术意义。但在近代戏曲史的发展中,无论舞台艺术的演变抑或是伶人的生存状态都普遍受到捧角活动的影响。以女伶为例,表演市场的迅速扩张,以及女伶队伍的不断膨胀,其背后离不开捧角家的支持,女伶对生活、艺术的选择也多受捧角活动的干扰,在利弊交融的作用下,女伶行当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与发展趋势。因此,捧角活动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都市文化的阐释,它对戏曲形态发展的影响同样值得学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