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在江湖社会中、在"义气论"的观念支配下曾被作为解决个体争端的合理方式。伴随社会的文明转型、法治体制的建立,江湖社会这一底层空间渐趋消逝,暴力也作为前现代的文化加以清理。然而,当法治试图使自身成为当下社会裁决正义的唯一尺度时,其公正、公平、公信却遭遇信任滑坡,暴力由此再度成为"弱者的武器"。事实上他们的暴力举措却是无效的,这是由"主观暴力"在"体系性暴力"压迫之下的孱弱无力内在决定的。对暴力的书写因而整体勾连起个体与社会、正义与非正义、困境与突围等多重维度,成为矛盾丛生的社会重要的文化表征。

"江湖"是贾樟柯电影创作的源泉和中心,是他发现自我和审视自我的空间,更是他电影精神的核心力量。贾樟柯以地域、文化、人缘表现小人物的江湖,中国社会的江湖,山西的江湖,并在时空变化中呈现江湖更迭,其中蕴涵着日常生活的哲理与历史的诗意。贾樟柯在"江湖"之间坚守"情义",体现出东方品格与人道主义关怀,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为之增添新的要义。《江湖儿女》既是他对"旧梦"的重拾也是其"最后"的思考,是贾樟柯电影创作历程的浓缩,也将他的电影创作推向新的高度。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毕赣将故乡凯里凝滞成了爱情的最后幻域,并且以电影镜像重新开启自己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电影是杂糅了现实记忆与虚构梦境的开放性文本,通过对罗纮武破碎生命经验的书写,对梦境乌托邦的呈现,揭示"真实域"的内在匮乏。《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一种女性主义镜像之思,逃逸出传统男性叙事的权威,对女性的身份、主体性、身体进行了想象性的建构,使其变奏出独特的美学特质,进而建构出充满性别愉悦的身体诗学。

相比于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电影《刺客聂隐娘》摒弃"奇侠"形象,转而以刺客/女性角色为叙事核心,着力展现刺客/聂隐娘刺杀过程中的等待与观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刺客/聂隐娘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女性主义视域下,检视《刺客聂隐娘》的改编,首先通过表层文本比较,探寻侯孝贤以何种方式关照女性意识;其次从影像修辞策略挖掘侯孝贤迥异于唐传奇之处;此外从导演深层的影像机制中,窥探侯孝贤对女性主体建构与男女平权的现代化意识的呈现。

相比于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电影《刺客聂隐娘》摒弃"奇侠"形象,转而以刺客/女性角色为叙事核心,着力展现刺客/聂隐娘刺杀过程中的等待与观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刺客/聂隐娘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女性主义视域下,检视《刺客聂隐娘》的改编,首先通过表层文本比较,探寻侯孝贤以何种方式关照女性意识;其次从影像修辞策略挖掘侯孝贤迥异于唐传奇之处;此外从导演深层的影像机制中,窥探侯孝贤对女性主体建构与男女平权的现代化意识的呈现。

《九宫谱定》十二卷《总论》一卷,清东山钓史、鸳湖逸者同辑,浙江省图书馆孤山馆区藏有完整版本,但破损较为严重,原书版本信息页和序文页均缺损不见,内文字迹亦多有模糊。经与郑振铎藏本、苏州图书馆藏金阊绿荫堂刻本对比分析,可以确定三者为同一刻本。《九宫谱定》最终完成于查继佐入粤期间的顺治十四年(1657)至顺治十六年(1659),最终刊行应在顺治十七年(1660)的四月到秋末。该曲谱上承沈璟《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谱》、王骥德《曲律》,在理论与舞台实践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有一定的创见,其曲学思想影响了《钦定曲谱》,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吴梅的《南北词简谱》《曲学通论》,许之衡的《曲律易知》,王季烈的《螾庐曲谈》等曲谱的编排和对南曲格律方面的订正,因此,在南曲谱研究上应引起重视。

晚清著名学者、词人谭献,同光间曾多次来往京师,诗酒文会中与当时多位名伶来往密切,并编有《群芳小集》《群芳续集》等。光绪初年,又根据所见所闻为萝摩庵老人所著《怀芳记》作注。关于《怀芳记》一书的作者,日记中已有明确提示,借此可考得其人为乔松年。但由于通行本《复堂日记》为谭献生前编定的删节本,后虽有徐彦宽补录、续录,依然称不上是全本,其中与戏曲相关的大部分史料即被删除殆尽。今南京图书馆等处藏有《复堂日记》稿本六十册,其中不仅详细记录了《群芳小集》《群芳续集》的成书历程,还充分呈现了当时士伶诗酒文会的真实场景。这对于考察花谱类书籍的生成以及同光间京师梨园生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民国报刊在近代戏曲的演出与传播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1922年至1937年以《申报》为主的报纸不仅用跟踪式、连续性的报道记录了程砚秋在上海的演出情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促进了程砚秋的成名以及程派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程砚秋善于主动利用《申报》的平台与观众互动,进而根据观众的反馈来思考、调整创作思路和表演方式。通过"孤岛时期"之前《申报》等报刊媒体与程砚秋艺术实践的互动关系,既可还原戏曲艺术传承者在近代媒体环境、文化风潮中努力拓宽传播渠道的多种尝试,也可一窥程砚秋的戏曲理想与文化关怀。

"自我""自然""社会"是现代山水游记的三个关键义项,三者的关系既是以"社会相"作为审美的向心力,又互为矛盾和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代山水游记和谐圆融的美学取向,形塑出现代山水游记独异的审美伦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因着社会情怀的羁绊,"自我"面对自然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彷徨;"社会相"的嵌入消解了主体面对自然山水"独往会心"的审美旨趣,形成"自然"审美与"社会"审丑的二元对立;由于批判的在场和对现实社会的多维观照,在物我对话上,现代山水游记多采用"动态化"的"观物"方式和直接、明快的"比兴"修辞,是对传统"托物言志"手法的创造性转化。

以空间视野思考身份问题,是台湾女性小说性别叙事的一大特色。从日据时期至今,随着台湾社会文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台湾女性小说的空间、身份书写也随之改变,性别、省籍、国族等导致的空间身份问题更趋复杂,暗含了台湾女性小说性别意识的流转。综观台湾女性小说的发展历程,性别叙事中的空间书写、身份书写呈现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特征,并且三者之间联系得愈发紧密,以空间思考性别,以身份反映空间特征,三者间的互动也逐步呈现多元趋势。

在当代文学中,现代历史故事存在于众多当代作家笔下,并写出了诸多富有特色的小说作品,它们从不同角度钩沉历史细节,再现被遮蔽的社会时代景观。本文把"现代历史故事"作为一种方法,重新考量《红高粱》《妻妾成群》《白鹿原》《尘埃落定》《劳燕》《山本》六部不同历史题材的小说,探讨当代作家讲述现代历史故事时在主题、人物、艺术等方面的审美表达,进而思考这些故事在当下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中国印章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字在日本被普遍接受,与汉字有关的印章也很早就传入了日本。隋唐宋元明时期,随着遣唐使、留学生和僧侣的往来,中日之间的印章交流也更加频繁而深入。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官印主要是对隋唐官印的承袭,只是在效法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省简和改造。到了日本中世纪,日本印章受到了中国宋元明私印的影响,同时表现出了很强的创新性,充分表现出日本善于取人之长为己所用的民族特色。

霸王鞭舞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的现代建构，既有音乐、舞蹈动作、服饰和道具运用中对大理霸王鞭舞符号元素的保留，又有为了适应性所做的简化。文化部门、中小学、老年大学、老体协、企业、村社组织、村民等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主体在不同地域都在借用霸王鞭舞这一舞蹈艺术形态，并服务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霸王鞭舞及演练场合的符号体系和表述机制，把政治话语、经济发展、艺术审美等多种要素融为一体，本身也被塑造成为强化白族认同的艺术表述形式。

冯雪峰的文论与俄苏话语资源紧密关联。俄苏托洛茨基等为代表的"同路人"理论、"拉普"的文学阶级论和工具论,以及列宁的党性论等不同文学理论话语的交织影响,在拓展冯雪峰理论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了其阐释的困境。这主要体现在其"革命文学"论争、"第三种人"论争中的矛盾与悖论,评论鲁迅的两副笔墨,两种现实主义之间的游移等几个方面。探究冯雪峰文论的俄苏话语资源影响,不仅可以透视其理论的驳杂性、话语间的矛盾与张力,内心的隐忧与焦虑,而且可以管窥中国现代学界接受俄苏话语资源的某些侧面与基本样态。

摩梭母系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家族的血统世系按母系计算，并相应形成了有效维系母系文化的一整套价值规约体系和传统习俗。正是摩梭母系家庭文化中蕴涵的和合、行止有理、上下有序、职责明确等一整套为村落共同体共享、遵守的价值体系，真正传承并实现了体恤孤弱、爱护老幼的独特家庭制度，总体上维持了家族和谐有序的氛围。摩梭人村落瓦拉别母系文化的个案研究表明，在社会发展和旅游业冲击背景下，母系文化虽然是当地摩梭人珍视的精神家园和依赖的精神寄托，但其传承与发展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母系文化要在当下获得生命力，应注重保护与传承摩梭母系文化中优秀的价值成分，这不仅需要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村民和村落自我意识的觉醒，即培育文化自觉。

钱松喦山水画有三大特点:一是结构变化多端,主山多呈梯形的半边,稳重而雄伟;二是色彩与墨的组合,或绚丽多彩,或苍莽厚重,甚至以色彩组合结构;三是皴法比较多样,或羊毫大点,或长条粗线,或中锋横折。三种特点体现在三大母题上:井冈山、延安、长安的系列作品中。

长期以来左翼作家被视为"京海之争"中的旁观者,鲁迅"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的观点更是长期被看作对京海各有批判的经典论述。但是本论文通过梳理鲁迅、徐懋庸、胡风、姚雪垠等左翼作家在"京海之争"中的言论,认为左翼作家不仅是这场论争的主要力量,"与其京派也,宁海派"的态度也折射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海派商业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与共振。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版图中,无政府主义文学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质疑与批判久被忽略。毛一波、卢剑波、柳絮、张履谦等人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批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际上是被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的文学,其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用意是参与文化斗争,它本质上无法成立。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基础上鼓吹"民众艺术",这种无阶级的多数人的"完全无缺"的艺术是无政府主义者构建的乌托邦,其"霸权"的倾向同样难以抑制。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展开攻击,既有政治立场的根本差异,更有时代转型和时局大变之际的策略性应对。其意图无非是挽狂澜于既倒,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争夺文化权力。无政府主义文学虽因不合时宜而匆匆落败,但他们的努力与抗争、奋斗与坚守、困顿与迷惘,乃至经验与教训,同样应该成为"革命文学"历史叙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对于鲁迅和朱光潜的论争,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他们在政治立场、思想派别、美学观点、治学方法等方面的分歧,鲜少注意到他们都关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共同关注,使他们产生了思想上的交集,也由此引发了鲁迅对朱光潜的不满与批评。从1926年《写在〈坟〉后面》中曲折隐晦的回应,到1933年《"人话"》中虽不点名但溢于言表的反感,再到1935年底《"题未定"草七》中的点名批评,鲁迅对朱光潜的批评经历了从间接到直接、从隐晦到公开的过程。朱光潜的沉默或回避,使两人之间的文字交往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对话",而只能以一种曲折、隐晦甚至难以察觉的"潜对话"方式存在。

作为新月派著名批评家的叶公超,在新诗史上也做出了独特贡献。他曾主编《新月》《学文》两大文学刊物,是新月派言论阵地的守将;他曾于清华大学等高校中教授英美文学,培养和提携了大批年轻的诗人、作家和翻译家。尤为重要的是,叶公超高度关注新诗发展,他积极参与新诗理论建设和西方诗学的译介,成为艾略特及其《荒原》汉译的最重要的推动者和阐释者。他对新诗格律等问题的讨论也在现代诗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