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发表、修订以及引发的相关批评,构成一系列意义丰富的文学史事件,也是理解"前三十年"文学体制性特征的极佳案例。王蒙的这部小说在形态上非常像西方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其中,"年轻"不仅成为叙事的重要起点,而且也是得到审视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它表征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独特规定与内在困难——革命激情与官僚制的惰性、青年的"一元性"渴望与成人世界的"二元"分化之间似乎无解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王蒙有意或无意选择这样一种"准"成长小说的叙事路径,本身就是一种富有意味的症候。由此带出的关键点,正是"成长小说"所内含的"革命"与"常态"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