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基于商业秘密权利主体的性质及其保障的法律途径，我们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归于私法的范畴。我国《民法典》第123条规定，商业秘密与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及作品、商标一样，同属于知识产权权利人享有的权利客体。《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民法典》实施前，我国私法（一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并非纯粹的私法，是兼具公法性质的私法）领域对商业秘密保护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审理商业秘密规定》则是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的审理涉商业秘密民事案件的专门司法解释。如果说我国私法领域已经初步构建了从法典、专门法到司法解释“三位一体”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那么对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则是将商业秘密的保护上升到了公法的范畴。

互联网的运用和发展催生了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应运而生，社会生活变得更加高效和快捷，人们为了获取便利高效的服务不假思索的频繁暴露自己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手机中的各种APP更是成为了泄露个人隐私的重要途径，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涉及信息安全的网络犯罪。本文先就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挑战以及刑法保护的需求加以概述，并就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刑法保护的不足和优化举措进行探究。

知识产权存续依赖于法律保护，法律保护是一个多位一体的体系，由民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共同编织而成，其中，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该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现行刑法体系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制，受到立法初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罪名上仅仅针对知识产权初期的适用与发展，没有开阔眼界也没有与时俱进，针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时有发生，而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却有着较大的空白。我国亟需出台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尽快规制网络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虚拟财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用户在享受网络交易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法律纠纷问题，为了保护虚拟财产不受侵犯，必须加强刑法保护。本文对此展开研究，简要概述了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重要性，结合刑法保护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合理的保护措施，以期进一步提高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水平，为公民网络虚拟财产提供最大限度的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