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世纪中文出版社

巩固《中国法学研究》 2019年6期

摘要:

民事公益诉讼是为弥补行政执法在社会公益保障方面的不足而创制的一种特殊司法机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诉讼,不能照搬传统民事诉讼规则。从国外一般经验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严格依法实施、类型化发展、有限适用、行政分权担责、法院有限能动、普通公众参与等特性。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定位为侵权诉讼之一种,主要依据司法解释运行,具有法律依据不足、混同"代位执法"诉讼与损害填补诉讼、适用泛化、行政消极卸责、司法过度能动、公众参与不足等弊端。未来应扭转其作为民事诉讼的错误定位,以公法诉讼为指向完善相关制度。就目前法治实践而言,当务之急是修改相关司法解释,妥善拟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相关条款,协调民法一般规则与环境特别立法的关系,科学推进民法典之绿色化。长远来看,应制定专门的环境公益损害救济法,对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分别作专章规定,前者应囊括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后者应综合利用诉讼、磋商、行政执法等多种机制,并以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立法转化为核心。

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下载：25 浏览：226

石一峰《中国法学研究》 2020年7期

摘要:

私法中适用信赖保护之善意普遍存在且多样。究其本质,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这一认知状态是私法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不知悉。对于此种不知悉的评价,依善意的发展历史及其认定的特性,应属于法律价值判断,并可通过过失要件进行利益衡量。鉴于善意及其认定的共性,为化解善意认定规则上的争议,可以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为主线脉络,对善意的认定进行体系化的规则建构。其中,一般可信赖程度是善意认定类型的层级区分依据,依此形成的规范标准以过失作为层级协调因素。一般可信赖程度加上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决定了具体认定善意中的实体考量因素和程序方式选择。依此,可形成"非为明知"和"非因过失而不知"的实体标准判断要素,以及一般性推定与有条件推定的程序展开方式,最终构建起以体系思维为引导的善意认定规则体系。

从基本权理论看法律行为之阻却生效要件——一个跨法域释义学的尝试下载：95 浏览：475

章程《中国法学研究》 2019年5期

摘要:

法律行为因违法或悖俗而无效,向来是学界与实务聚讼的焦点。学界或借重域外学说,或整理本国案例,各种类型化的努力层出不穷。但就法学方法而言,无论何种类型化的研究,最终都必须走向释义学,才能提供稳定的评价系统。然而,法律行为阻却生效这一问题本质上涉及私法自治与其他价值的调和,已非奉私法自治为顶点的传统民法释义学所能涵盖,因此必须引入宪法基本权理论的视角,才能解决这一跨法域的释义学问题。依基本权理论,基本权的限制可以分为真正的基本权冲突与基于公益的基本权限制两类,从而限制法律行为的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也可分为基本权保护型和公益实现型两类规范。对于这两类规范的适用应采取不同的释义学框架,配合司法个案中自下而上的先例性规范抽取,以在此问题上最终建立起跨法域的释义学分析框架。

电子数据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定位与审查判断规则——基于网络假货犯罪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下载：85 浏览：474

胡铭1,2 《中国法学研究》 2019年3期

摘要:

互联网时代,电子数据在刑事审判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然而,在规则层面与审判实践层面,对电子数据的定位却呈现显著差异。通过对北大法意中国裁判文书库收录的2005-2015年网络假货犯罪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电子数据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定位泛化的问题,相关审查判断规则主要围绕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展开,其关联性审查本质上也是真实性审查,其合法性审查亦主要是为了保障真实性。电子数据鉴定虽然被广泛适用,却未能发挥预期作用,而专家辅助人的引入尚处于初级阶段。为了准确定位电子数据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在广义理解电子数据的基础上,在真实性与正当程序保障的价值权衡中,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电子数据审查判断规则。

我国刑事上诉制度多元化的建构路径——以认罪认罚案件为切入点下载：34 浏览：274

牟绿叶《中国法学研究》 2020年3期

摘要:

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公约为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确立了权利型上诉和裁量型上诉两种上诉制度。上诉权的本质是要求国家保障被告人获得上一级法院审查的机会,两种上诉制度都体现了保障审查机会的核心要求。上诉理由审核制是裁量型上诉的重要特征,它体现了被告人申请权和法院决定权的分离,既能确保被告人有机会获得上诉救济,也有助于防止滥行上诉、控制案件数量并维护第一审程序的中心地位。目前,在我国部分认罪认罚案件中,确立裁量型上诉和上诉理由审核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未来,我国应综合考虑案件类型、刑罚轻重、认罪与否、一审程序等因素以及二审程序的价值取向和功能预期,探索构建二元或多元上诉结构,在上诉阶段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下载：21 浏览：209

周翔1 刘东亮2 《中国法学研究》 2020年2期

摘要: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研究下载：86 浏览：495

陆青《中国法学研究》 2018年2期

摘要:

针对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主流理论和实践在肯定其具有"赠与"性质的前提下,就其能否适用合同法第186条关于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的规定,产生诸多争议。通过考察离婚协议中财产处理约定的整体性可以发现,此类条款在性质上属于夫妻婚姻关系解除下的财产清算协议,虽名为"赠与",实则缺乏赠与的意思,不应界定为赠与协议,进而可以排除合同法第186条的适用。作为身份法上的"离婚财产清算协议",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涉及多方利益之平衡,须综合考察夫妻之间的财产清算关系、夫妻针对子女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关系、对外与债权人的关系三重维度以确定具体法律适用规则。

“鉴定双轨制”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之界限下载：62 浏览：399

季若望《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12期

摘要:

在医患关系紧张、"医闹案件"频现的局势下，"鉴定双轨制"下所暴露出的鉴定结论采纳规则不明、出庭质询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都让法官的判决步履维艰，尤其体现在诸如"生存机会丧失"等新型医疗权利纠纷案件中。基于此，需要通过鉴定标准的统一、鉴定人实名制的建立、鉴定人异议意见保留、鉴定人出庭质询和专家辅助人等制度的完善手段来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供合理的行使空间，防止权力的滥用或架空，从而促进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诉讼时效根据的逻辑体系下载：62 浏览：393

霍海红《法学学报》 2020年10期

摘要:

我国理论界将诉讼时效根据总体上归于督促权利人、维护秩序、保护义务人三个平行方面，这种列举式描述虽然全面，但存在两个困境，一是无法说明各根据间的逻辑关系，二是无法统一解释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则及其实践。因此，对诉讼时效根据作"中心—外围"式的逻辑重构势在必行。以保护义务人为中心构建诉讼时效根据体系，既可有效解释义务人得利的直接后果和抗辩权发生的理论学说，又可解释禁止法官依职权援用时效、时效中止和中断、诚信原则排除时效适用等基本规则，这些都是以督促权利人或维护秩序为中心无法予以直接解释或圆满解释的。在诉讼时效根据的层次化新体系中，保护义务人是中心或原点，督促权利人和维护秩序是外围或延伸。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综合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下载：44 浏览：372

王敏远1，2 《法学学报》 2020年3期

摘要:

"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驶行为的治理效果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增长迅猛，持续保持高位；犯罪情节大都轻微，司法处置宽缓；各地执行存在差异，争议问题增多；司法效能严重制约，负面效应显现等。经统计分析，"醉驾"犯罪治理主要存在案件证据的"薄弱"、司法适用的实践争议和行为规制的"潜在漏洞"三大症结。为解决上述问题，在现行刑事法体系下，应从诉源治理的角度出发，建立刑法统一适用规则，完善犯罪打击处遇体系，释放认罪认罚制度效能，构建犯罪源头防控系统。

三重场域下中国基层法官离职类型探讨下载：49 浏览：255

徐清《法学学报》 2018年8期

摘要:

通过对基层法官为何离职这一组织现象的层层剖析,勾勒出当下中国基层法官日常生活中身处的三重场域及其生存状况。受到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交互影响,司法场域中的基层法官只能拥有"有限"的司法判断权,既需要面对来自权力场域中的日常政治,又需要考虑并解决深嵌于社会场域中的各种人情世故,陷于法律人、公务员和社会人三种身份的定位混乱。相关调研分析表明,权力场域主导下的基层法官在行动中分别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角色和离职类型,分别是权力持有型法官的高原型离职、权力依附型法官的瓶颈型离职以及通常不会选择离职的权力边缘型法官。

刷单炒信行为的规范分析及其治理路径下载：74 浏览：250

叶良芳《法学学报》 2018年5期

摘要:

将刷单炒信行为定罪,是将立法没有犯罪化的行为通过个案处理的方式予以刑罚制裁,因而是一种司法犯罪化。然而,基于法条主义的视角,反向刷单炒信的行为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建立网络平台为正向刷单炒信提供信息交换帮助的行为也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刑法谦抑原则要求,在充分运用非刑法手段之前不得率先动用刑法,能以特定罪名评价的行为不得任意选择其他罪名。协同共治是治理刷单炒信行为的当然选择,但应强调电商平台的管理责任,鼓励其积极寻求民事救济,制定合理的行业规则,消除诱发商家炒信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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