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以来，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实现了从弗洛伊标准到达伯特标准的革命性巨变，其发展进化历程令人瞩目。但作为规则的创制者，联邦最高法院至今未公开揭秘改革的真正动因或内在的政策考量。从根源上看，由此引发的诸多猜疑和批判均是围绕裁判权在陪审团和法官之间进行部分让渡或转移的合理性而产生的争议。相较于旧法，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的进化客观上导致事实认定权向法官的适度回归，无论在法治价值视域还是在认知心理视域均具理性。但与此同时，新规则与司法实践的磨合难度也随之提升。跳出局限于法律文本的狭隘视角，探寻规则演进的本质、理性及实践契合度，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冷静地看待他山之石与自身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