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对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基础性支撑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新型生产力形态[1]。而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中，文化创新处于基础性地位。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由生产力诸要素构成的系统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体系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先进的文化通过对社会成员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等的塑造，孕育先进的政治形态、激发经济创新活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有机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的《文化是灵魂》一文里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他强调，“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从具体表象看，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是科学技术、生产要素等方面的质的提升，但最终都是由文化育化出的社会有机体决定的。任何的进步或停滞都可以从文化找到根源，任何的发展和创新都须先从思想和文化改变。没有文化创新何谈技术创新；没有思想解放浪潮，哪有改革开放；没有文化艺术的滋养，哪有创新的活力。多样化、异质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造成重要影响，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开放化主要表现为，与经济全球化、开放化交相呼应，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日益走向开放，国际文化交流大幅增加。融合化主要表现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求同存异、互相借鉴、共同发展。这些新趋势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创新和繁荣，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文化创新还将成为社会进步的最强引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构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生机理，把欧洲的进步归因于新教伦理[2]。透过现代化的进程可以看到：文化创新活跃的地方往往容易形成科技革命的沃土，进而形成产业、制度等创新集群以及人才、信息、金融等资源汇聚的经济中心；而一旦文化创新活力丧失，整个社会就会陷于僵化，势必面临在竞争中出局的危险。因此，正是文化创新成就了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充满活力的创新精神也涵化为其内在文化特质。十八世纪以来，世界的科技和经济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势力强弱转换的必然结果，而背后无不包含着深厚文化的根由。
除了精神动力和创新引领的作用外，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还可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都是在时尚旗帜的影响下、在文化价值的引领下进行的一轮一轮新的升级。一些最长久的行业，比如建筑业几千年来的演变都是与当时的文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从原始人开始有了服装以后，它更是成为每个时代时尚潮流的风向标；汽车一百多年来的生产和消费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当代社会，文化对经济的重要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麦肯锡资深顾问欧高敦这样描述：文化工程师的超白金时代到来……科技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等科技做到极致，会发现，人文才是它最终极的目的地，文化工程师开始进场[3]。因此，当今时代经济的主流是文化经济，在传统的产业里增加文化的价值，在新兴的产业突出的是文化产业，这就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即：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早在2006年出版的《之江新语》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富有远见地提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经济化是指文化适应人们的消费需求进入市场领域，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形成新文化形态，使文化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文化化是指经济中越来越多地蕴含文化元素，是文化对经济的渗透、引领与融合，进而形成以文化为内涵的新经济形态。
二、文化新质生产力对于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作用
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并列。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中西部形成对外开放高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理位置优越，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能源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以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地区建设，是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而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变迁的重要风向标。中国科学院将文化视为一种文化氛围，是科技过程中形成的与整体发展要求相应的群体精神和表现形式的综合体[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从体制机制改革、产业转型发展、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通过文化建设，解决新矛盾，开创新局面，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离不开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共建巴蜀文化土壤等与文化相关的路径设想与建设。培育文化，有利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充分发挥地区特色及优势，借助同根同源的巴蜀文化推动双城经济圈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氛围，共同绘制文化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同心圆”。
三、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路径对策
（一）科技与文化的双轮驱动
新质生产力的“新”，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创新所催生的。与传统生产力不同，迅猛发展的科技文明成果是当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但同时必须注意到，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科技驱动的生产力，更是文化驱动的生产力，是一种科技与文化双轮驱动的先进生产力。
在人类大踏步迈入信息文明的过程中，科技与文化的相互促进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第一，文化观念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土壤。科技发展的梗阻，很大程度在于思想解放不到位，改革深化的程度达不到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进入到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观念创新，促进思想解放。第二，文化需求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一项技术能否走完从研发到应用并推动生产力变革的全过程，不仅取决于科学家的灵感和科研条件，还取决于该项技术是否契合人们的现实消费需求，能否满足市场需要。前沿科技的市场化应用往往从创新文化消费寻找突破口，而文化消费市场对新产品的认可，又反过来刺激科技创新。第三，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融合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以数据、大模型、算力为核心的新生产要素快速融入文化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同时创意和数据等文化生产要素融入相关产业生产过程，产业联动的边际成本降低，文化产业内部融合以及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加深，文化新业态层出不穷。
科技与文化的双轮驱动，符合人类追求先进生产力的本质目的。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继承发展，是一种超越经济增长意义上的合目的性生产力[5]。所谓合目的性，也就是合乎人类社会对于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的需求。国家的发展要实现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生产力，不仅仅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而是要把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作为根本目标。所以在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意义上，新质生产力理应包含更深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及更深厚的内生文化动能。文化创意提升人类社会的边际收益，科技创新改善经济发展的边际成本，文化与科技的深刻融合实际上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与平衡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高技术要与高情感相平衡，这才是一个符合人类目的性发展的创新驱动的未来社会。
（二）以人文内涵作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灵魂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这为我们深刻认识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探究新质生产力的人文内涵，从而更切实地把握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提供了重要指引。文化新质生产力要有所作为，就不能脱离人类文化所固有的人文性质。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是要服务于人，促进人的物质富足、精神富有[6]。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但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和瓶颈。而具有中国特色、时代内涵的人文经济学，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文经济包含四个维度的特征：一是以创新手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是以文化科技融合推进数字文化建设；三是以产城融合促进文旅业态创新；四是以文化品牌塑造提升地域文化影响力[7]。针对新质生产力如何助推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顾江提出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激活人文经济发展新动能；二是以创意内容为核心，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新质态；三是以政产学研为依托，打造文化人才集聚新高地；四是以业态创新为引领，塑造数字文旅消费新场景；五是以制度设计为保障，搭建数字文化治理新体系。
（三）推动多元文化融合，共建双城文化土壤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文化与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等相互融合，建立起以创新文化为引领的多元文化协同发展格局，构建其完善的多元文化协同发展的收益和利益的共享和补偿机制，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体系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路径。基于巴蜀文化一盘棋思想，围绕巴蜀文化理念，利用好各地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资源，共育“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区域文化品牌，推动创新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多渠道融合体现，将巴蜀文化的批判性思维、求真务实态度、首创探索精神等融入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文化体系中，把巴蜀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力量通过更加具象化的其他文化元素传递到大众中，促进形成更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优化文化相关配套设施、激发文化消费市场活力，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文化协同发展，强化并释放文化协同发展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经济协同增长的作用。疏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文化开放交流通道，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现文化资源、人才资源、创新资源的平等共享，通过双城经济圈各城市跨区域的增资扩股、并购重组的方式实现巴蜀文化要素协调，择机设立支持成渝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基金，支持培育现有巴蜀文化集团公司做大做强做优，出台针对性政策强化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巴蜀文化产业方面的互动联合，通过激活社会民间资本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推动巴蜀文化市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推动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文化的均衡发展，发挥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个城市文化发展的引领和辐射作用，缩小区域间创新文化协同发展水平差距，尤其是“中部塌陷”区域的文化发展，在推动文化驱动发展的同时注重把握文化生态的塑造和传播，形成对持续性文化发展的制度软支撑，夯实深厚的文化土壤。
参考文献
[1]张占斌，陈晓红，黄群慧.新质生产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52.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肖巍.从马克思主义视野看发展新质生产力[J].思想理论教育，2024（4）12-19.
[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272.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228.
[6]李春华.文化生产力与人类文明的跃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68.
[7]顾海良.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实践和理论创新的集成[N].经济日报，2024-03-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