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绿色金融内涵
发达国家对于绿色金融的界定对预期环境效应往往有一定要求。本文认为国内外学者的界定主要区别于其各自着重点不同，但其本质都可以定义为：以环境改善为主要或次要目的的跨期资源配置活动。傅京燕（2018）认为国际上绿色金融内涵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可持续融资”说，指运用金融工具对环境进行保护并维持生物多样性，也称“环境金融”；二是“绿色产业支持”说，意为金融业在贷款政策、利率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一定倾斜，为绿色产业提供优先且更多的帮助；三是“绿色金融战略”说，认为金融业应将环境保护作为其“政策”之一，以达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结果；四是“绿色金融手段”说，意指绿色金融为金融业众多金融与市场手段中的其中一种。发展中国家则往往更在意对于当下的实用性。类比于国外学者对绿色金融的界定，根据杨世伟（2019）的看法，国内学者对绿色金融的界定在基本上是：环境改善为主要或次要目的的政策手段。
2绿色金融发展路径
王懋雄（2018）提出通过增值税原理和区块链技术解决绿色金融量化难度大、主体认定困难的问题；安同信（2017）认为，解决绿色金融盈利能力不足是尤为重要的，必须平衡绿色金融的效益性与金融的逐利性；傅京燕（2018）认为对需求侧进行改革是当务之急，只有使市场资金充分流动，才能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所晓磊（2016）指出，务必解决当今商业银行信贷政策与绿色金融发展不匹配的问题，否则则导致商业银行持续保持观望态度，无法实现其在金融市场应有的作用。王凤荣（2018）认为，发达国家更倾向于调动私人资本，利用金融市场资金、资源和风险重新配置的功能对绿色事业进行“市场化”，采用“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发展中国家则偏好选择通过政府领头，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3绿色金融的实践
孙彦红（2018）经过对比国际上较为成功的实践状况得出，基本上，目前国际上绿色金融实践，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和英国的绿色投资银行（GIB），均是通过各自的方式对资金来源问题与行业规范性问题进行处理以带动其绿色金融的发展，其中关于带动私人投资KfW与GIB分别主要采用“充当投资先行者”与“坚持‘投资回报’原则”作为其独特的解决方案。杨世伟（2019）提出绿色金融发的实践与乡村振兴联系紧密，绿色金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手段，乡村振兴也绿色金融的关键发展平台。安伟（2008）指出，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约束作用，因此务必重视绿色金融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10]。李朋林表示，必须结合“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即：市场手段与政策手段，才能全面发展绿色金融。康晓虹（2023）发现，政府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的促进效应以及线性递减的负向溢出效应，另外，在金融效率的调节下，政府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倒“U”型非线性影响。
4绿色金融相关金融工具使用研究
祝演（2023）通过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均能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来提高企业价值。其中，国有企业效果更好；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具有更加显著的价值提高效应，但建筑业企业提升效果较为一般。方肖燕（2023）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会对绿色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另外，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更高的媒体关注程度对企业金融化对绿色投资的削弱有抑制作用]。汤淳（2020）通过研究发现，市场对于绿色指数发布的反应较为强烈，但绿色指数发布所引发的股价效应具有长期短期性，样本公司在短期内获得的超额收益会在事件发生两周左右之后回落消失。汪国平（2022）表示，作为全球第二大债权融资方式的融资租赁应当在绿色金融的发展中占据更重要的席位，发展更关键的作用。喻旭兰（2023）的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的要素生产率有负影响，而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加剧这种负影响。
5绿色金融对生态影响
冯素玲（2023）表示，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且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陈艳华（2023）经过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进行分析，表示绿色金融不仅有利于改善本地区的空气污染，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空气污染的改善。李晓龙（2023）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不但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农业生态效率，且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李晴（2023）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6绿色金融对银行影响
王宏涛（2022）采用2008—2020年我国4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商业银行实施绿色金融战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时，不仅在外部性上对经济社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有帮助，而且在银行自身企业价值提升和长期发展方面也是有益的。邓翔（20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其盈利能力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表明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需要“言行合一”，不仅要扩大绿色信贷规模，还要切实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质”的稳步提升。王宏涛（2023）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商业银行通过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可以显著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其中，在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高、市场势力较强、业务经营范围较广的银行中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地区绿色的发展水平越高，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相应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多维度对绿色金融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们进行研究绿色金融发展机制及发展路径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绿色金融的发展在金融的发展是至关紧要的，只有金融市场的职能充分发挥，绿色事业才可能蓬勃发展。其次，必须将“引进私人投资”与“政策手段”综合进行，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最后，务必引入完善相关行业标准与法律法规，规范发展绿色金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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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世伟.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内在逻辑、现实境遇与实践理路[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9(05):16-24.
[3]王懋雄.基于碳足迹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探索[J].西南金融,2018(12):64-68.
[4]安同信,侯效敏,杨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研究[J].东岳论丛,2017,38(06):92-100.
[5]傅京燕,原宗琳.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研究——基于“供给——需求”改革对接的新视角[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1):36-46.
[6]所晓磊.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路径选择[J].金融发展研究,2016(11):83-84
[7]王凤荣,王康仕.绿色金融的内涵演进、发展模式与推进路径——基于绿色转型视角[J].理论学刊,2018(03):59-66.DOI:
[8]孙彦红.德国与英国政策性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比较及其启示[J].欧洲研究,2018,36(01):26-40+5-6.
广东科技学院 青年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实践及发展路径研究——以广州试验区为例（GKY-2021KYQNW-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