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提议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并贯彻落实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年底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要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让市场的主体都能够有效的获得金融服务。
重庆市作为直辖市之一，金融业的发展远落后于其他三个直辖市，并且金融业在重庆市各区县之间的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金融资源向主城区集中的现象明显。因此加大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尤其是对于贫困人群、小型企业和农民，给他们提供便利的、可持续的金融服务，这在巩固脱贫的成果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有着重大的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杜朝运等（2020）通过计算四川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出在四川省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会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不相同[1]。刘金全等（2019）选取了全国29个省区的数据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利用省级区域版面数据，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进行研究。提出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三种方式减小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第一是直接影响，第二种是通过促进经济的增长来间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三种是通过减缓贫困效应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2]。湛泳等（2006）基于1978—2004年的数据构建VAR计量模型分析得出农村金融的发展，由于资金的外流以及农户更偏向于非正规金融的民间借贷等原因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3]。Greenwood J和Jovanovic B(1990)通过模型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倒U型的关系，即在金融发展初期阶段，由于获得一定的金融服务需要成本，贫困人群并不能够担负起，因此被金融服务排斥在外，由此初期的经济增长将会扩大收入之间的差距。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富人的财富不断增加，导致借贷市场的利率会下降，富人愿意将自有资金借贷给穷人，最终使得自己的财富增加，因此金融的发展会缩小收入的差距[4]。
三、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收入影响机制的分析
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的发展是如何影响收入差距的这一问题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都普遍认为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金融的发展通过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即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来影响收入差距，其中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又通过金融门槛、金融减贫、金融排斥这三种效应来影响收入差距。
（一）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收入的间接影响机制
在经济学的视角之下，资源总是稀缺的，因此金融市场通过聚集功能将社会上的闲置资金投放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实现经济的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收入会增加，人们将更加愿意进行投资和消费，因此由于投资需求的增加，市场上的利率会升高，一部分低收入者将资金贷出，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因此会收入增加。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用于储蓄的资金也会增加，而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也能使得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会增加就业的机会，从而会减小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
（二）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机制
金融服务虽必要，但成本高昂，农户的收入低且不稳定再加上金融知识匮乏及市场不完善等因素，导致难以获得所需服务。农民因资金匮乏和缺乏抵押资产，常依赖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反而导致收入下降。提高农民金融知识虽能改善，但教育成本难以承受，致弱势群体难以享受金融服务，陷入贫困。富人则因资金充足、信用高而轻松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旨在降低成本、降低门槛，让更多人享受金融服务。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金融远落后于城市，金融机构由于追求利润，因此常常放弃偏远地区网点，资源向城市集中，忽视弱势群体需求，导致他们被排除在外，加大城乡差距。普惠金融通过扩大包容度，消除排斥效应，助力缩小城乡差距。
四、重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算及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来衡量重庆各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惠金融发展涉及到许多因素，本人在借鉴Mandira Sarma的研究经验，选取了两个维度四个方面，其中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地理密度和人口密度两个方面用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来衡量，金融服务的使用度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来衡量。根据IFI的公式即
IFI=1-(/）
测算出2015-2020年重庆市各区普惠金融指数。
首先，从整体层面看，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程度不高，其中2015-2020年渝中区的IFI指数最高，2015年潼南区的IFI指数最低，2017年和2018年荣昌区的IFI指数最低，2017年和2020年大足区的IFI指数最低。其次，从分区域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差距较大，主城区9个区中，渝中区、江北区的IFI均值分别为0.66和0.52达到了较高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大渡口、渝北区的IFI均值分别为0.24和0.34达到了普惠金融中等水平，其余5个区均为较低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以及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全部都为低水平的普惠金融发展，在这几个区当中指数最高的南川区也才0.0694。但是全区发展水平最高的渝中区普惠金融指数均值达到了0.66，而最低的荣昌区才只有0.01，说明主城区和其他区县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大。最后，从相对增长速度来看，主城区当中南岸区增长速度最快，其余区增长速度都在0.5之下；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当中，黔江增长最快；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中，万州增长速度最快；城市发展新区中，潼南增长速度最快，但其中合川区、南川区出现了负增长，可能是因为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对该地区的金融行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冲击。
五、结论
从上文分析得出，重庆市普惠金融的发展并没有为所有人提供有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并且重庆市各个区县之间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差距大，因此针对不同情况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好的区如江北、渝中等主城区应该加大金融服务的宽度，加快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而对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周边区县来说，应当加强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和受众群体，特别是要提高自动取款机的服务点，积极宣传金融知识改变居民对于金融刻板的印象，让每个居民更多的享受到金融服务当中。继续推进在乡村地区村镇银行的建设并实施相应的优惠政策，完善重庆地区的征信系统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要解决由于信用而得不到贷款的问题，并且加快农村地区担保机构和小额信贷公司的建立。
参考文献
[1]卢亚娟,孟丹丹,王舒鸥.金融普惠对我国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分析[J].金融理论探索,2018(02):25-33.
[2]李建军,韩珣.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J].金融研究,2019,(03):129-148.
[3]张建波.关于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8(01):146-152.
[4]BITTENCOURT M.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Brazil, 1985- 1994[J] Economic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2010 43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