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微信作为现如今人民使用率最高、传播效果最好的手机APP已经深入百姓的生活，而突发事件的报道、后续跟进、随之评论也大都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技术完成。而突发大型事件，往往需要微信微博这类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并加快传播速度，使人们更早的了解到消息。而微信和微博不免有些不实的谣传，这时就需要政务微信的正确舆论引导，既能迅速广泛传播，又能体现权威性、官方性，以求达到最佳的信息传播效果。以17年典型事件红黄蓝为分析案例，可以看出微信微博，在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再将微信微博做对比，不难看出他们的相同和不同，以便突出政务微信的优势。科技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新闻传播也可以有新的、更便捷的传播途径。政务微信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在重大突发事件能起到不凡作用。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微信作为现如今人民使用率最高、传播效果最好的手机APP已经深入百姓的生活，而突发事件的报道、后续跟进、随之评论几乎也都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技术完成。[1]政府部门需要通过政务微信的使用对于突发事件进行权威发布、具体跟进、错误纠正以及评论。
重大突发事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强、影响力大、传播速度快等一系列特点。偶然性强是指事件产生丝毫不会给政府机关、涉事人员、社会公众任何预兆，往往伴随着有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涉事单位的工作漏洞、甚至法律对于该事件的模糊处理意见等等；影响力大是指重大突发事件大多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且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加之媒体报道的渲染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以及难以控制的舆论导向。
政务微信尤其以有极强公信力的政府的官方认证的微信公众号是具有极强的舆论引导功能，也有着传播速度快、传播效能高等优点，政务微信其核心功能侧重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服务于日常行政办公。二是成为应急处理、紧急舆情和组织民众的媒介。[2]学界在政务微信的研究方面仍处在早期阶段，已有的文献多集中于对政务微信的总体研究，对政务微信在突发事件中的应急传播功能却鲜有涉及。
二、政务微信对于舆论导向的影响——以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为例
在红黄蓝幼儿园国际班小二班上学的孩子有近20人，班级配备了3名教师及1名外教。家长们于22日晚间在班级微信群中陆续发声，家长纷纷质疑：孩子身上发现针孔且伴有结痂的情况，有孩子称在幼儿园上课期间，老师曾喂食白色小药丸，且并不知道是什么药物。记者还在学校门口采访到涉事家长了解到幼儿园老师带领孩子们见“叔叔”并疑似猥亵女童的行为。
随后警方介入调查，据家长们提供的视频也显示警方已提取孩子针眼等证据。现场一名朝阳分局刑警称已经提取了园区大量监控视频，称警方已经在调查阶段中，希望涉事家长如果了解情况也跟他到派出所会议室，他会详细说明警方工作情况。[3]
在事件中我们选取关于虐童事件的热门微博327条，同时考察微博内容、评论数、转发量。数据收集为2017年11月23日到2017年12月1日这一时间段的数据，而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主要选取阅读量达到10万以上的公众号，共76条信息。
而从舆论的导向来看，诸多娱乐界、体育界、政界等多领域明星、名人、大V博主纷纷发声，而矛头也同样指向了红黄蓝教育机构、教育局，随着时间推移，各路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也以批评、指责、质疑口吻居多。[4]
在2017年11月28日，那个新闻界几乎代表着公信力的四个字出现了——情况通报。说他代表着新闻界的公信力一点都不过分，“权威发布”、“情况通报”几乎成为了人民日报的独家专利，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继续使用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六十九年来，作为中央党政机关喉舌的人民日报自然成为了公信力的代名词。而在这份情况通报后，事情的真相令人感叹。201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情况通报显示，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因涉嫌虐待看护人罪，被机关刑事拘留。其因园内儿童不能按时午睡，采用针扎（缝衣针）方式进行对儿童的“管理”。经专业司法鉴定人员及医院专家联合会诊，女童身体均为发现异常。据了解，涉事幼儿园共有教职员工78人，内有男性8人，工作过程均不具备单独接触儿童条件。鉴定部门目前已修复涉事班级存储硬盘约113小时视频，暂未发现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
如此的情况通报几乎使舆论的矛头发生大反转，涉事单位确有监管不力以及虐童行为，但在报道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新闻失实掺杂其中。曝光后，舆论在批判教育机构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造谣的家长与媒体。各路媒体公信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它舆论影响力的大小。衡量、评判媒体舆论影响力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准之一是其公信力。而涉事造谣媒体的失信行为也会大大降低该媒体的公信力，在调查的76条报道该事件超过10万阅读量的微信推送中，有51条表示强烈认同人民日报有关此事件做出的情况通报，纷纷转载予以支持；而有9条报道选择沉默，在人民日报的权威发布后，这9家媒体并没有更新此次事件的最新情况。不可否认，政务微信及时对于事件的澄清虽然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一些新闻行业内的人士由于对于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的高度信任通过自己的媒体转载情况通报将真相告诉给自己的用户群体。但也当然会有人充满疑问，许多微博用户仍然对于人民日报的报道持怀疑态度。由此可见，权威政务微信的信息发布会对舆论产生极大的导向作用，但并不会彻底控制舆论导向。[7]
三、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阶段性分析
（一）萌芽期
新浪微博中的热门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中阅读量达10万+的文章比较统计分析发现，微信公众平台阅读量10万以上的公众号总共有13个。11月23日12:40，公众号“新浪新闻”发布第一篇阅读量10万+的文章。而公众号“潘幸知”在22:53发布最后一篇阅读量破10万的文章。而主流媒体公众号文章阅读量破10万的只有5家，说明在舆情萌芽期，主流媒体能够及时发声，但在传播力度上不及自媒体。[8]
新浪微博中的热门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中的阅读量达10万+的文章从11月27日到29日比较发现，热门微博总共有148条，相比于爆发期，微博数量减少了很多，内容情绪结果中“怒”所占比重也有所下降，“哀”的占比有所上升，可知互联网网民对事件的信任度开始降低。从内容的词频图来看，“红黄蓝”一词依旧占主流，其次是“警方””“通报”“立案”等词。这一段时间里，文章阅读量达到10万的主流媒体公众号只有两家，其余者卜是自媒体。对9篇热门文章进行情感分析得矢口，正面和负面的情感所占比重基木持平。而随着警方的调查和通报，事件热度开始下降。29日，涉事机构出面道歉，相关的文章都在减少。[9]
新浪微博中的热门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中的阅读量达10万+的文章比较政府发布情况调查通告后后，新浪微博关于此事件的热门微博呈几何式下降，从11月30日到12月3日，关于该事件的热门微博仅几十条，负面情绪比重大大下降。而微信公众号阅读量达10万的文章仅一篇，说明该话题已进入了衰退期。
我们从对上述327个热门微博以及76条公众号信息进行数量上的考察从而进行舆论热度的分析，调查显示，对于该事件，虐童事件从2017年11月23日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微博平台上搜索热门页仅有几条信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发现符合我们调查对象超过10万阅读量的微信推送也仅仅十余条。在经过一天的舆论发酵之后，在2017年11月24日微博率先爆发，仅11月24日至11月25日两天热门微博就达到二百余条，而两日对于同一话题二百多条热门微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年轰动一时的文章出轨被曝光，事件曝光后各种出轨的细节被陆续揭露，而在文章出轨事件曝光后的整整一周的时间里热门微博也仅仅有74条，可以看出在移动互联发展的今天，红黄蓝事件的爆发可以说在短期内形成了极大地影响，而在微信方面全部76条符合考察标准的公众号中有67条来自这两天。[10]
然而就在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事件情况通报后，舆论热度似乎瞬间“凉”了下来，我们仅仅找到一个满足十万阅读量的微信公众推送。而仅存的二十余条热门微博的转发与评论量相比之前也有所减少。29日涉事机构出面道歉后，当日热门微博仅十三条，舆情开始慢慢消散。
结论
重大突发事件中权威政务微信的传播实质上属于一种危机公关的做法。意外性、破坏性、聚焦性、紧迫性等是危机公关具有的一系列特点。而重大突发事件的出现由政务微信作为媒介进行危机公关取得极大成效也侧面体现了政府极强的公信力。倘若权威媒体的政务微信的发布不再能对公众的舆论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不再能对舆论热度有着出色的控制，直接证明的就是国家、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而其后果也就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 陈鹤,韩金成,王建成. 重大突发事件中公安政务微信应急传播研究——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J]. 电子政务. 2014, (09): 38-43.
[2] 程粮君，许欢欢. 从社会化媒体看虐童事件舆情演变趋势——以红黄蓝事件为例[J]. 视听. 2018, (01): 141-142.
[3] 张春贵. 群体性事件中的新媒体作用透视[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3, (01): 67-70.
[4] 董立人,郭林涛. 提高政务微信质量 提升应急管理水平[J]. 决策探索(下半月). 2013, (08): 34-35.
[5] 刘西平，邓淑芬. 我国政务微信传播管理研究——基于27个城市政务微信的实证分析[J]. 青年记者. 2017, (03): 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