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升大约两个世纪之后，人类面临着除了思想领域的经典问题（关于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历史变革的动力等）之外，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实问题，即生产力的进步并没有伴随着人类普遍获得满足基本需求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保证，更不论满足人类特定领域的文化产品了，而这些问题关乎着人类的生存。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退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量生产、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以及所谓的生息资本、虚拟资本日益占主导地位，引发全球经济的激烈而持久的危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如今具有愈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 19 世纪开始，在对社会生活分析的基础之上产生社会理论的问题上，有着两条不同的主流思想路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思想和受实证主义传统所启发的思想，二者在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实践层面表现出不同的理论方法论的理路。
本文旨在正确认识一种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所反映的理论方法论原则，特别是在现代思想兴起和发展的时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理论方法论思想的深入理解，以社会存在的相关理论为切入点，来反思传统社会科学中所存在的实证主义倾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论方法论正是……研究各种学科理论不同格调的逻辑推演方式（包括阐释、推导、表征、阐述、论证、反驳、猜想方式等）”[1]。
值得承认的是，实证主义的出现在历史上是与进步运动相一致的，其中心论点是：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它通过将自己置于科学领域，吸取从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原则和方法（包括观测、演绎、归纳等），以此反对中世纪时期作为真理标准盛行的神学权威。
应该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以实证主义作为理论方法论指导社会学研究，即主张用自然科学法则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社会学理论，[2]而这样的研究并没有突破资产阶级社会的界限，即让该社会的存在方式自然化（非拟人化），并认为它本质上是和谐的，这就导致了实证主义在面对社会问题和紧张局势时的表现仅仅是为了寻求所谓的和谐而去克服可能存在的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失调，但历史的实践将表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过程不同于自然世界的认识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及其产生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 19 世纪现代思想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在历史和思想领域进行了一场空前的革命，直接反对西欧盛行的封建政权，并在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其原则之一是“自由”：即人们应该远离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束缚，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实践和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关，表征为社会生产的提高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相较于封建时代表现出高度普遍性、个体性和自主性的特点。其中普遍性体现在“人”的范围，没有民族、种族或文化障碍和区别；个体性体现在“人”是具体的，具有特殊性，而不仅仅是集体的成员；自主性表明，个体化的存在能够在不受宗教或意识形态束缚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思想，同时能够在社会中自主行动并依靠自己的劳动成果生存。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基础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在启蒙运动中，人获得了个性化的特征，因为他不再仅仅被视为集体（种族、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它以人的理性和实践能力为基础，将中心放在人身上，人有能力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工具维度）来改造自然；同时，作为这一工具维度的前提，它主张人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思想（现代理性的解放维度）。
启蒙运动通过将人从封建集体中解放出来，并将他们置于与社会概念相关的外部世界，这使得他们拥有了将自身转变为社会的观察者和实践者的前提。因此，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具有将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权利，主要是去中心化（君权或神权）的个人权利置于伦理中心的优点，个人可以将自己从“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能够根据普遍定义的正义原则确定其基本道德和政治立场。
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构建了资产阶级的内在秩序，其思想表明人的行为产生了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即人作为主体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他还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谈及社会理论的建构，因为只有当意识把社会的生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时，它才区分了社会和自然。换言之，社会存在具有二元张力，因为它可以在作用于自然（作为主体）的同时被理解和感知（作为客体），正如马克思谈论人的二重性存在时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他作为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3]。因此，在社会理论的建构和将人视为历史主体的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时代的思想相比具有鲜明的革命特征和进步意义。然而，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个拐点，表现出“资产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衰败”[4]。
资产阶级思想的改变与发生在 1830 年至 1848 年期间的历史事件有关（法国七月革命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占据着历史场景中的中心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就指出阶级斗争：“1830年，最终决定了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5]
在这个新阶段，资产阶级的辩护者们偏离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矛盾的理解，即不以超历史的方式认识和解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本质矛盾。因此，“意识形态的衰败”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态度并不具有直接的阶级特征，也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界限，更具体地说，他们并不致力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分工范围内人类生活生产所固有的经济范畴。在这种特定社会分工所固有的矛盾中，社会基本矛盾是封闭的，是无法转化或解决的，因为除了劳动解放和工人转变为商品之间的矛盾之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引发的矛盾也产生了，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便如此，资产阶级思想所采取的形式仍然是为新霸权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并致力于维护适合它的社会秩序。因此，在隐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及其发展所固有的经济过程后，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时期被保守思想所取代。构成现代性社会理论框架的要素将分解为特定的、自主的社会科学，伴随着对社会存在理解的去经济化和去历史化的过程，社会学随之出现。跟随这条逻辑，新兴的社会科学则不会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某些问题，例如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矛盾。因此，1848 年后的保守主义思想试图将解释社会问题的分支与研究资本问题的分支分开。
而作为这一逻辑的对立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社会理论只有在其历史和结构明确的条件下指向社会存在的矛盾过程，才能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性的物化过程。
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使生产完全服从于市场的自由规律。而劳动的商品化对人的意识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领域的严格分工，劳动者被限制在机器生产的一个个专门环节，这导致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失去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领域，商品的交换关系变得普遍化，当所有劳动都被商品裹挟时，商品的命运就决定和支配着人的命运，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社会关系都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出现，“它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6]所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思想领域的社会存在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对人来说都是完全与其本质相异的，从而导致了人的本质（创造性实践）和存在（社会生活）之间的分裂。而这种人和社会的共同拜物教倾向，又导致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直接联系的破裂，这也是资本主义分工成熟阶段最明显的社会后果。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理论，以此来理解社会存在的过程性以及人如何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固有社会矛盾之中。为此，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起源、构成和运动为研究对象，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整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研究，其成果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在这些巨著中，马克思研究了他一生所批判的对象以及它的基本要素。在1857-1858年间（《1857-1858经济学手稿》），这类研究达到了突破的最终阶段，特别是在从整体的角度理解社会方面。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形成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解之上的，因此，理论的对象是被视为以社会生产的整体运动作为其存在方式的社会存在。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马克思理解社会存在的构成及其各要素的联系的意图变得清晰起来，这在马克思所做的经济研究中，更准确地说是在《1848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变得更加清晰，其中“首先在哲学史上，经济范畴表现为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范畴，从而使得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对社会存在进行本体论描述成为可能”[7]。从那时起，卢卡奇强调，社会生产在唯物主义本体论中的中心地位不能与“经济主义”相混淆。
所以，研究理论的形成应该以对社会存在的本质认识为前提，考虑到对构成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分析在理论的形成中的中心地位，卢卡奇指出在社会存在的产生和认识它的方式之间存在区别。“马克思清楚地区分了二者：社会存在，无论它是否被正确认识，它都存在；以及尽可能充分地在思想中捕捉它的方法”[8]。因此，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存在的过程中应该优先强调本体论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不难发现社会存在表达的是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容。而对本体论维度的理解反过来又需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范畴，劳动是构成社会存在的必要基础，因为没有物质再生产就没有社会再生产。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劳动为中介，“第一个历史活动”恰好发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产出满足基本需求的手段。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关系具有双重决定性：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基础，即人的发展缺乏自然因素，人对自然的改造不断。因此，劳动是其中心范畴。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9]
通过劳动，人类改变了自己和自然，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物和自然力转化为劳动的对象和手段不会改变它们的属性，因为它们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类意识。而正是人类行为的目的性（或思维的意向性）使人能够通过对自然的认识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以满足人的需要。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劳动是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的过程，是人以自己的行动来驱动、调节和控制自己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的过程。”[10]人虽然受到自然的限制，但有能力改造自然，这使人成为一个特殊物种，所以人类的意识和知识只能在人类性的行为（即劳动）的基础上加以阐明。
基于这些陈述，卢卡奇对社会存在进行了思考：“自然总是……自在存在者，并必然是独立的本体论研究的对象”，而“社会存在在整体上和在所有个别过程中都以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存在为前提”。[11]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形式从自然存在（无论是有机自然还是无机自然）开始，随着社会实践的出现而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始于一个飞跃，始于劳动的“目的性设定”（卢卡奇所言），正是由于人类劳动的“目的性”，才产生了社会存在本身。即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转变，它意味着将自然存在的内容和形式转变为更纯粹、更具体的社会存在的内容和形式。简言之，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而劳动的“目的性设定”为前者向后者转变的标志。
那么在厘清劳动范畴之后再回到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视角下，可以发现劳动的“目的性设定”（主要表现为意识活动）在劳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人类有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提出和解决都是思维意向性的产物。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上，意识虽然指导人类行为，但是基于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的，在此卢卡奇引入因果律，“目的性设定是一种定位方式——一种意识始终持有的立场——尽管导向某个方向，但只能推动因果率”。“因此在一个真正社会化的社会中，大多数使整体处于运动状态的活动肯定是目的性的，但它们都是由因果关系组成的，并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目的性特征。”[12]
总体来看，劳动是人类构成的基础，也是社会存在构成的基础，社会存在的特殊性是实践（本文倾向于用实践一词来涵盖劳动）即人类以有意识和自由的方式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改造世界的一种活动，这一活动的过程是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转变的过程，其中目的性设定提供方向指引，而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则由一般规律构成。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从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运动出发来理解社会存在，为他的社会研究确定了对象领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行动主体及其行动的诸方面的认识（包括行动的动机与动因、意识与行动的相互关系、劳动范畴等）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的概念：“经济关系总和构成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13]从方法上看，这一过程突出了马克思的历史性视角，在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中，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存在者和社会存在者。人作为自然存在者，其自然属性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中逐渐形成，并受制于社会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马克思从来不承认有固定的、抽象的人的本性，而是承认历史的、不断变化的人的本性。[14]重要的是，人作为社会存在者是社会行动的主体，这些社会行动最终表征的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又反映为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又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所以对于人的本质认识就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以此揭示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过程。
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到达一定阶段，人与人、人与社会会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这一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经由一定的时间过程表现出有规定、有秩序的形式，这一形式即是所谓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既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产物，反过来又成为人类行动的前提和条件。从方法论上考察，在分析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马克思展现了独特的历史性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充分揭示了他的历史性，不仅考虑到它是从封建社会演化而来的，而且也考虑到这种社会结构的持续和维持必须不断地在其现时地结构条件下‘重演它的生成历史’。”[15]而在揭示了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势。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对于现时社会结构的理解，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同时也能够揭示未来的趋势，因为“我们的现在提供了理解过去的钥匙，未来……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了理解现在的方式”[16]在这之后，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社会演进的学说，包括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等对于理解社会存在的重要概念，并从中衍生出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学说，包括权利、统治、国家等概念。
马克思在整个理论阐述过程中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社会存在的批判性和历史性理解，“马克思确立的辩证思维方式以批判的历史意识为基础，这种历史意识在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括对其的否定的理解。只有对现实事物达到历史性的理解才能正确理解现存事物由以产生的前提，才能理解他的未来发展的趋势。”[17]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传统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方法论比较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范围内，重要的是要强调马克思进行的方法论研究发生在启蒙运动的继承者的社会理论被特定的社会科学所取代的时候（如前所述，允许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细化，从而实现社会分析的去经济化和去历史化）。这种划分阻碍了从整体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根本矛盾。
在讨论理论方法论之前需要对“理论”的概念加以明确。霍克海默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科学框架内讨论了“什么是理论”，指出“一切理论的一般目标都是成为一种不局限于特殊命题、包括一切可能对象的普遍系统的科学。从相同的基本前提推出特殊领域的原理的工作正在摧毁学科间的藩篱。为分析无机自然而制定的概念工具，同样也用于对有机自然的分类。”[18]
这种理论观念起源于现代哲学的建构时期，在数学建构的影响下，工具理性主义展现了很大的活力，恰巧这种概念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也转移到社会科学上。霍克海默在此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进步与科学研究的这种功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它用事实丰富了那种能够实际应用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它使已有知识的使用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样的工作是那个社会物质基础持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关于理论的概念被绝对化了，就好像它根据的是知识本身的内在本性、或要由某种历史之外的东西来证明、并因此而成了具体化了的意识形态的范畴似的。”[19]
（一）理论方法论原则比较
基于上述说法，霍克海默批判了传统理论，指出理论和理论的应用只能“在现实的社会过程中加以理解”[20]，并且必须与具体的历史相联系。随后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概念中进行了基本分析，在他看来，传统理论认为个人只是社会（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然而，霍克海默指出“个人和社会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21]。人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过程的建构者。感官呈现给我们的事实通过两种方式成为社会的东西：通过被感知对象的历史特征和通过感知器官的历史特征。两者都不仅仅是自然的东西，它们是由人类活动塑造的东西，但个人却认为直接在知觉活动中是接受的和被动的。[22]在这个方向上，人类实践决定了感知的主观方面，也决定了对象本身。因此，不可能从对无机自然的感知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生活的过程。
传统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是埃米尔·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在他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观察到个人的主观性尽管是从个人意愿出发，但实际上是由外部世界强制决定的，换言之，个人行为遵循着社会定义的规则。他指出：“具体地说，社会学领域只包括一些确定的团体现象。社会现象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产生的现象。”[23]
在定义观察社会事实的方法论原则时，涂尔干指出社会学的对象必须是“可被观察的数据”[24]。同时，这种观察必须摒弃所有的先入之见，并以中立的方式进行，因为客体在主体之外，必须对其本身进行研究。因此，按照保证对现象的最大客观感知的方法，社会学家必须定义他的研究对象，这是核实事实的基本要素，以便对其进行解释。
在此基础之上涂尔干总结了方法论规则，即科学不应从概念开始，而应从客观、敏感的数据（经验数据）开始。“因此，在自然科学中，删除可能对观察者过于个人化的敏感数据是一项规则，以便仅保留那些具有足够客观性的数据”[25]。这样，在客观数据面前，主体性被禁止，而研究人员则只负责观察、验证和分类研究对象。与传统理论相反，霍克海默解释了他的关于批判理论的辩证结构：“一般说来，个人必须坦白地承认他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给予的东西，他必须努力完善它们……但我们说的批判态度却根本不相信现存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行为准则……批判理论……认为，由于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整个社会结构是起源于人类活动的函数，因而是一个能够有计划地决定并合理地规定目标的对象。”[26]这就是为什么霍克海默强调，如果知识分子的活动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并考虑到阶级之间的对抗，批判理论就有其明确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活动必须揭露社会中存在的社会矛盾，以期进行改造。
（二）理论方法论运行机制比较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特别是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章节中，卢卡奇论述了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作品背景下的重要性，并与实证主义展开了辩论。卢卡奇针对马克思著作所遭受的批评和歪曲，探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并振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点。它从根本上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与马克思所阐述的辩证法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27]。
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框架具有阶级视角，卢卡奇肯定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因为理论的作用是让一个阶级认识自己和社会，以实现社会改造，所以对现实的正确把握不允许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之间的断裂。
在这个方向上，卢卡奇批评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事实”，特别是在将研究对象作为一种现象进行分析时。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机会主义者始终未认识到按这种方式来处理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28]正如马克思在谈论劳动时，以非常透彻的方式描述了它作为生活的一个抽象过程，同样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一过程表现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征。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允许将“事实”的特定历史特征带入理解。与这种方法相反，卢卡奇指出了辩证法，所以要正确了解事实，就必须清楚而准确地捕捉到它们的实际存在与其内部核心之间、表象和概念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把现象与它们的直接表现形式分开，找出把现象同它们的核心、它们的本质连接起来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它们的外表形式的性质，即看出这些外表形式是内部核心的必然表现形式。[29]而事实上这里所指的必然正是由它们的历史性质所决定，所以这种双重性，即对事实的内容与形式的扬弃，正是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传统社会科学在理论方法论上的区别恰恰在于它的维度，即不可能划分出特定的知识领域，将研究对象与现实分开并以非历史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任何研究对象都应该被连接到一个整体的维度，并且只能在其自身的历史运动中去理解。社会存在的历史特征是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正是现象、过程和社会实践的规律性及其历史性使理性能够以动态的形式来理解和重构社会存在。
根据前文指出，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特殊性是实践，实践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础；同样，人类也必须通过实践的方式认识社会存在，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即“自在”向“自为”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目的性设定”的方向指引，在这一层含义上可以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存在中介环节，包括意识形态、阶级观念、文化观念甚至包括主体的知识和学科背景等，所有这些中介环节都渗透到主体对客体的理解中，这就要求理论必须具备必要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实践的过程要把握好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对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必须要从整体层面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辩证。在对社会存在的认识及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必须从两者的统一中来看待，因为理论在得到社会历史实践的滋养的同时，也指明了社会历史实践的转型路径，思想渗透于历史的同时历史也渗透于思想。但是，这些对把握社会存在发展过程至关重要的要素并没有被传统社会科学理论家纳入，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仍然具有理论方法论的重要性。
四、结束语
19世纪初形成的思想是人类求知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发生在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成熟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就理论和实践在技术上的相遇而言，理性呈现出新的特征，人类有可能前所未有地征服自然，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改造。但是，如果实际的物质活动改造了自然，使自然人性化，那么自然同样也改造了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已经认识到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劳动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但这对于该学科来说并不是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消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在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上，这表明工人作为一个人并不重要，因为他只是价值的来源和资本生产的一个因素。然而，马克思将强调古典经济学家隐藏的问题：劳动的目的、社会价值和资本的起源以及压迫工人的因素。而从这些问题出发，经过长期的考察，马克思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也是必然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实践的哲学概念发展到了最发达的程度，“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0]。在实践的概念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得到了明确，而解决这些矛盾是实现人的自由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自由的条件，所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异化形式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现代思想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带来了基本要素，资本主义内部阶级之间对抗的成熟将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衰败”，这是阶级斗争在现代思想中的渗透。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认识只有通过在方法和研究对象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才可能实现（对于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大部分论述都与社会的激进变革相联系得出），在这个意义上，从矛盾运动和整体性上对现实的客观认识是必要的。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后者通过思想的划分，被插入到资本主义形式的自然化逻辑中，去历史化和否定整体观是这一自然化逻辑的基本机制。相反，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思想试图阐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生产和再生产形式的理解，对其不可避免的矛盾的理解，以及对人性化与物化的矛盾过程的理解。如果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资本的影响下，那么这对于人类正在经历的严重僵局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了认识和对抗这些僵局的最充分的参考，只有通过长期的、反复的、彻底地反思表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社会现实才能为人所知。在原则上，想要充分了解社会现实，就不能满足于现实本身的抽象图式，也不能满足于其简单而抽象的表象，必须破坏现实表面上的独立性，揭示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才能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在方法上，在不脱离社会历史实践的范围，通过批判性和革命性视角以寻求社会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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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诚熙，四川工业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硕士学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