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速推进，我国各个区域和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迅速，实现稳步发展，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引起了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都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城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劳动力资源，刺激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空巢化等问题，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在以往的研究中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因为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原因和地理区位、数据缺失等因素，无法详实的了解民族地区劳动力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因此本文为了更具体的探究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现状和流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宏观角度出发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为整体的研究对象，探究分析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和目前的困境，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期望促进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更合理、科学的流动，进而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2.文献综述
首先抛开我国民族地区的区域限制，过往研究集中在国际和国内视角开展对于城镇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由于切入视角不同对于劳动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影响是有不同的结论存在的，王小鲁（2004）认为劳动力流动使得不同区域间的差距逐渐扩大，而区域内部之间的差距则逐渐缩小[1]，对于劳动力流动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多数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核心原因，高收入和高回报吸引着劳动力流向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和城市[2]，夏怡然等（2015）[3]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认为除了高收入水平外，医疗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对劳动力的流动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呼倩等（2019）[4]提出，除了以上工资收入、公共服务水平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即机会不平等，随着流出地的经济、教育、环境等机会较弱，因此寻求机会均等也会导致劳动力发生流动。蔡洪滨 (2011)认为社会结构的固化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是最危险的，甚至比教育不公平和收入分配还重要，因此破解社会结构固化的方法只有寻求机会公平[5]。Lall、Selod（2006）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得出结果认为除了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对劳动力发生流动也同样重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等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影响[6]。
以上都是从国际和国内视角去论述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现状，将劳动力流动问题聚焦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邹逢佳（2006）[7]认为广西苗族劳动力迁移是因为农业生产变化而导致的迁移，通过劳动力流动提升种养殖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王化波等（2011）[8]认为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劳动力为了获得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而寻求流动机会，在西部民族地区，中等收入家庭的劳动力迁移中由于寻求更好的教育条件而选择迁移的情况居多，潘静等(2014)[9]的研究同样印证了教育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以实证分析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相对收入较高的家庭，一般劳动力流出寻找新的职业发展或打工的概率较高。最新对于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中，杨菊华（2022）[10]通过比较不同民族之间的流动规模认为，不同民族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具有类似性，但是差距较大，普遍呈现为邻近式的流动，而这种流动有利于对社会层次形成固化，从地域属性出发北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发展状况更好，而西部少数民族劳动力流动面临的发展困境较大。
综上，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和国内视野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和部分对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的劳动力流动变化的研究，较多研究集中在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究劳动力流动，对于从宏观视角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很有必要，因此本文在以城镇化为背景，探究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困境和问题，在城镇化推进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如何把握机遇以及合理配置资源，合理的调控劳动力的流动，才能有效配置民族地区劳动力资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平稳合理的发展。
3. 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面临的困境
城镇化是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绕开的环节，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与规模是一系列经济与非经济的动力作用的结果，但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难以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由于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制约，导致长期以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劳动力持续处于向外流出的状态。
（1）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流出地和流入地受益不均衡
民族地区劳动力资源向城市流动的途径一般为社会务工、毕业就业、自由创业，城市劳动力向民族地区流动的原因普遍离不开以下3点：1.企业、公职人员因工作变动和项目需求而转移至民族地区工作和执行任务。2.因就业选择而流动至民族地区，一线城市和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就业竞争激烈，而民族地区的成为现如今多数毕业生的理想目的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流入民族地区。3.我国的政策引导，如西部大开发和大小三线建设，使得大量劳动力流动至民族地区，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
民族地区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资源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主要以劳动力生产力为主，而城市流动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主要为非生产性的，但同时也存在大批生产型劳动力，民族地区的建设、技术水平有限，因此民族地区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对于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较为强烈，因此，从劳动力技能供需角度出发，民族地区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2）民族地区和城市的双向供需不同
民族地区和城市的劳动力供需不对称，民族地区和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不同，民族地区对于农牧鱼林为主的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较大，而城市对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较大。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基础设施优化，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资源丰富，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不依赖于第一产业劳动力，对于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需求上升，但民族地区劳动力类型为中低技能型，无法充分匹配第二三产业，因此出现工序类型的失衡现象。
（3）民族地区劳动力综合能力相对较低
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中低技能型的劳动力较多，中高技能劳动力较为匮乏，由于民族地区发展的区位、历史、资源因素，民族地区的劳动力综合能力相对较低，但随着我国产业升级，供给侧结构不断升级改革，改革开放后一直持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资源的要求从中低技能型劳动力转变为对中高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中高技能劳动力需要知识型、技术型劳动力，但民族地区劳动力普遍为低文化水平、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这就限制 其只能寻求基础服务类型的岗位，工资谈判也处于劣势，不利于民族地区劳动力技能和水平的提升，无形之中像是跟条绳索，发展被牢牢套住，导致贫困循环下去，返贫风险增加。
（4）政府相关配套政策不足
首先，面对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流动和流入情况，如果需要从源头调整困境，最主要的是通过政府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但是目前政府的相关配套政策是不足的，效应不强。组织合理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少，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较差，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视程度不足；在就业、创业指导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与引导力度不强；对于人才的引进和本地户籍的外部劳动力的吸引力度不够，进而对于本土区域的忠诚程度不高，很多非本地区的劳动者和职工在接受公共培训和提升，最后离开本土的现象较多，因此对于人才引进和技能培养方面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4.解决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困境的措施建议
（1）组织培训教育，提升民族地区劳动力综合素质
政府牵头，社会多方发力，通过整合区域内的院校、职业技能学校等资源，定期开展职业技能学习，政府兜底通过适当的补贴支持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的就业技能，以应对各类市场需求；建立或扶持社会公益性的平台，为民族地区的劳动力提供对接服务，提供市场相关就业信息，对劳动者提供法律服务，避免在用工过程中发生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发生，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充分完善就业保障机制，为劳动力流动保驾护航
首先，健全完善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为民族地区劳动力提供与城市劳动力尽可能相同的保障。如医疗资源方面，统筹异地就医服务，完善民族地区劳动力大病保险制度和办理便捷度，提高抵御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在教育资源方面，保障民族地区劳动力子女随迁入学，享受城市同等待遇；安全保障方面，相关劳动部门要定期监督用工单位的生产安全保障相关信息，严格定期常态化监督，坚决惩处违规行为，对于在安全保障方面操作合理科学的企业进行奖励、宣传，营造全社会重视劳动者的安全保障工作。
（3）拓宽产业结构，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资源
民族地区单一的产业结构已经不足以吸纳解决量级较大的劳动力，合理解决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借助政府和社会资源固然重要，但是从内部和个体发力尤为关键，内生动力的力量是发展的核心，帮助民族地区形成内循环非常重要，通过不同区域的产业交流会、东西部劳务推介会、跨地域的用工平台建设,拓宽劳动力的高质量的流通渠道，增强劳动者的核心技能，透明就业信息，有效针对用工需求匹配劳动力；其次鼓励本区域的特色产业的发展,对于具备旅游资源和生态优势的区域，开展可循环的生态旅游服务，如定制化旅行、民宿体验等，对于有产业优势的区域，在发展传统农牧产品产业的基础上，根据地理区位、气候特点，增加传统农牧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在气候温和的地区可以发展花卉养殖业；在光照充足地区发展蔬菜种植业等，学习海南共享农庄的模式，在牧区开设共享牧场，体验原生态的牧区生活，推出一些高品质的共享牧场模式，现有的诺尔丹营地、阿米贡洪牧场都是属于高端的共享牧场模式，但更加像是封闭式经营的牧场野奢。在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区域，结合农牧业和旅游，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兜底扶持，在专业技能、财政资金、政策帮扶方面为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 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01):33-44.
[2] 童玉芬,王莹莹.中国流动人口的选择:为何北上广如此受青睐?——基于个体成本收益分析[J].人口研究,2015,39(04):49-56.
[3] 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10):78-90.
[4] 呼倩,黄桂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9(06):49-58+71.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19.06.004.
[5] 蔡洪滨,最可怕的不平等是什么[J].中国企业家,2011(Z1) :38-40.
[6] Lall S V，Selod H.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Survey of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6.
[7] 邹逢佳.少数苗族群体人口迁移现状分析——以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和平乡搬迁户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1):159-164.
[8] 王化波,王鑫.延边朝鲜族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1(02):69-74.
[9] 潘静,陈广汉.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J].经济评论,2014(03):40-50+99.DOI:10.19361/j.er.2014.03.004.
[10] 杨菊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发展困境与治理方向[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03):41-55.
作者：英杰扎西 1996年6月28日，男，藏族，甘肃碌曲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