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媒体平台下的反转新闻
(一)反转新闻概念与表现
反转新闻,通常是具有一定时间周期的新闻事件。该新闻事件在始发阶段就获得广泛的舆论关注,但随着对新闻事件的调查,事件逐渐还原之后,事实同最初不尽相同,舆论随之反转。各新媒体平台中的反转新闻尽管大多呈现方式不同,但对于反转新闻来说,其基本特点却是类似的。
1出现时间间隔的新闻发布模式
反转新闻的报道形式类似跟踪报道模式,从发布之初到反转之时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一个极具话题性新闻的出现一般都会在短时间形成巨大的舆论效果。
2舆论观点对立,舆情强烈
反转新闻舆论在最初几乎只有相反的两个观点阵营,对抗强烈。由于当下的网民群体极容易被情绪感染,接受网络某些负面信息的暗示。如果一种暗示对群体产生了影响,就会使他们完全臣服,并付诸实践。[1]在大数据算法推荐机制和后真相时代的感性表述的矛盾之下,反转新闻所引起的舆论效果和舆情反转更加强烈。
3 网民情绪过剩,转为网络暴力
2006年,“网络暴民”一词出现,特指网友采取网络通缉的方式将当事人在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揭示出来的行为。网民针对网络事件的舆论表达往往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攫取信息而简单得出结论。所有网民在网络中表达的舆论观点都是其个人既有倾向同现实情境等因素结合的产物。[2]
(二)反转新闻成因
一方面,媒体平台驱利导向及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新闻发布与参与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同时由于资本带有逐利倾向,众多媒体会迅速在第一时间挖掘社会新闻,不断“猎奇”。2020年鲍毓明与罗冠军事件以及21年的阿里女员工案由于涉及男女伦理关系,符合民众对于新闻故事中角色的想象,满足网民的“窥探”欲望,在网络中快速引发舆论关注。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发展中公众压力较大,人心浮躁,所以十分容易被网络中的主观情绪所影响。在国家转型发展时期,由社会矛盾冲突时,在网络中产生的社会情绪,往往带有污名化、民粹化等倾向,这也是在后真相时代下新媒体平台中新闻反转频繁发生的根本社会原因。[3] 公众使用新媒体时,在大数据算法推荐下只是更多的获取了同质化新闻,缺乏思辨能力的网友被信息茧房包裹后,受情绪性新闻煽动,不自觉成为“情绪劳工”,导致了新媒体平台中的情绪价值过剩。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3年3月2日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网络新闻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7.83亿。[4] 网络新闻也已经成为公众获取社会新闻的主要途径。各种新媒体平台的发展、主流媒体的入驻及传播形式的多元,为人民群众及时获取热点资讯创造了条件。
(三)概述反转新闻的发展机制
反转新闻的首发媒体首先多为私媒及个人报道,例如鲍毓明事件和罗冠军事件都是当事人爆料。美国记者德拉吉解释道:自媒体可以发布未被证实的新闻,因为新闻报得快比报得对更加重要。他强调当前速度已经取代客观性,成为了新闻发布的游戏规则。[5]
当前,社会民众对事物的认知往往取决于个人教育、环境、经历等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事物的理解也是倾向于向主流价值观念靠拢。可以说,一旦某种社会价值观念频频在社会媒体中被表达,那么在民众接受该观念,并以此形成个人特定的概念认知后,他们就会习惯于用这种熟悉的视角去对社会中的任何事件进行解读与重置,并得出个人关于该事件的结论与理解。[6] 在自媒体平台中资本逐利的根本内因驱动下,片面的新闻引发了新媒体平台大规模的舆情爆发。当前新闻中的客观性已经不再被奉为唯一的圭臬,反而是传播者的情绪主观性在后真相时代下借助社交媒体膨胀,逐渐成为了主导社会舆论的决定性因素。有的学者引用了黑格尔的“坏的主观性”来指代这一现象。
网络上的受众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匿名性特征享受充分的自由,成为无定形的大众。[7] 受众转发评论使舆论迅速发酵,经过新媒体平台狂热转发传播后,言论和感情逐渐趋于一致。尽管大众传播中存在着中立客观的评价,也因沉默螺旋效果裹挟了理性观点和评价而被淹没,使得反转新闻无法被辩证思考,甚至引发大规模网络暴力直指“加害人”。最后社会调查逐渐展开,新闻事实不断还原,但真相往往与最初的“既定事实”存在差距。
在后真相时代下,网络民众的舆论表达逐渐呈现异化的状态,造成了网络言论自由逐渐脱离正常社会规范之外,成为了不受道德法制约束的“自由天地”。网络用户们滥用言论自由、媒介素养低下,是导致新闻反转现象层出不穷的重要因素。[8]
(四)对参与反转新闻的受众行为分析
1 互动仪式链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模型是在高度的互为主体性以及情感联结带来的认知符号关联的身份感。该理论阐释了“群体成员在情境中的最终目的便是在互动仪式中获得充足的情感能量,具有越多情感能量的个体就越属于核心位置”。[9] 参与反转新闻讨论的受众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受众能在对该新闻的参与中获得社会或他人的认同。
无论是在微博还是其他新媒体平台上,当受众参与话题发表看法、给予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时,一方面是就事件表达个人看法,另一方面,也在希望得到他人的正反馈。例如微博的意见领袖们,往往就事件提出个人观点,而能吸引越多粉丝量的博主,自然也越处于舆论讨论的核心。另外,今日头条、B站等平台也同样提供互动空间,供受众积极参与舆论讨论。群体成员的每一次互动都能为自己带来社会认同感。
2 “网络社会”概念
曼纽尔卡斯特在其《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提到网络社会的概念,认为“网络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它也能够无限延伸。在网络化中以节点形式为逻辑的扩散,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利甚至是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10]
无论是新闻发布者或是转发新闻的受众在对于反转新闻事件的参与前就已经将个人作为了一个信息的节点,这样受众们不仅拥有多重虚拟角色,也可以在网络中自我定位。个体拥有了把自己的力量转化为社会性力量的可能。在反转新闻中,该互动行为使网民成为网络赋权者。对每个用户而言,当他们在发表舆论观点时,网络阶级是流动的。对新闻事件掌握更多信息或是情绪更强烈,会让他们感觉摆脱了个体现实社会阶级的桎梏。从而在流动的网络世界中享受阶级转换的快感,成为受众参与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新媒体平台舆论反转所引起的舆情反转
新媒体平台虽然面对着极为庞大的新闻受众,但各平台新闻呈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以下,将着重讨论微博、B站、今日头条三个新媒体平台对于反转新闻的传播表现。
1 微博:核裂变式的新闻扩散
微博在使用过程中更多的还是文字传播。它更多被视作一种社交传播平台且具有匿名性特征。由于微博平台的“病毒式传播”,使得反转新闻一般在该平台发布。微博平台让陌生的受众在媒体公域中自由的转发、评论、点赞、讨论,成为拥有发声权力与渠道的公众。这些网络受众不仅在接收着媒体信息,同时也生产着平台内容。但由于缺少专业的新闻采编素养与理性的网络思辨能力,反转新闻中的内容生产者往往利用网络受众的焦虑、宣泄、同情弱者、围观猎奇等心理来为个人账号引流,完成个人账号流量向收益地转变。[11]
2 B站:以娱乐化视频方式解构严肃内容
Bilibili(简称B站)作为一个基于共同兴趣而聚合用户的ACG视频网站,B站的反转新闻主要以视频方式呈现。基本表现形式就是由up主个人收集相关新闻素材,攥写视频脚本拼接剪辑而成。此外,B站利用了弹幕滑屏这种的跨时空交流方式,使原本单向的视频播放,变成了可以让观看者之间互动的情感连接社区,从而形成了一种虚拟的社区观看氛围。[12]
由于视频的素材收集、剪辑与发布都需要时间,所以B站中意见领袖的表达,往往会慢于微博平台,但其视频化的呈现方式会帮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事件。由于平台本身的年轻化和泛娱乐性,up主在视频剪辑中往往会将严肃的反转新闻进行二次加工,并以更诙谐的形式来结构带有严肃性的社会新闻。
3 今日头条:聚合类的新闻客户端
聚合类的新闻客户端,是指网络媒体机构虽然在平台中将新闻作为其主要向用户提供的内容,但同时还会结合用户个人的兴趣爱好、话题偏向等,根据受众的主动选择、个性化订阅等操作,实现其对全平台新闻信息展开精准推送的产品形式。[13]今日头条便是依托其个性化与智能化的新闻推荐功能在新闻应用市场抢占了一席之地。
在呈现反转新闻上,今日头条凭借其强大的新闻汇集能力,吸引了更多的新闻媒体入驻,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新闻内容。同时热搜榜单以及搜索功能的设置也使得其能够给用户提供更加完美的新闻阅读体验。然而头条精准的个性化算法推荐所带来的“信息茧房”以及回音室效应会使用户陷入片面思考的误区,受众的在不断接收到来自各方不同的情绪表达后,信息动态逐渐向反转势态演变。[14]不同于B站轻松的视频风格,头条往往是以严肃的形式发布新闻报道。
三、规范舆情策略
(一)政府
随着技术进步,网络拟态环境效果增强。网暴等网络伤害逐渐向线下现实伤害转变。政府应当加强对网络空间的规范性管理,建立专门的网络政务平台,由专业的新闻媒体把握舆论核心话语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逐渐提高大众的理性思考和分辨能力。
(二)自媒体
存在于各新媒体平台的自媒体创作者,逐渐成为反转新闻舆论发展的意见领袖。受众的信任、喜爱都转化成了社会效益,给自媒体创作者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利益。因此,每位创作者在视频创造中应当肩负其自身的社会责任。若一味在新闻发布中拼速度、拼离奇,则极易丧失其作为媒体来说最宝贵的公信力与权威性。[15]
(三)受众
公众是舆情反转里最活跃的力量,是舆情形成的基本要素,而公众素养的高低对于“舆情反转”现象能否发挥积极作用有着直接影响。当前的受众群体媒介素养较低,缺乏理性思辨能力,对于海量信息缺乏识别与判断能力。全媒体时代下每个人都手握“麦克风”,公众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以更合理、恰当的方式在网络中发表意见和讨论。
四、结语
媒介技术的更迭与发展,使得新媒体平台中的信息发布颠覆了传统的精英媒体主导形式,“去中心化”特点日益显著。受众参与到新闻信息传播环节,但受众的媒介素养以及网络中各种权利博弈的不平衡性阻碍着受众理智参与舆论讨论。反转新闻的出现不应只归结为个体与媒介关系,而应从更深层的社会矛盾思考。网络受众的舆情力量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网络环境更加清朗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勒庞.乌合之众[M].杨森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P93.
[2]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P314.
[3]高红阳,闫心池.反转新闻成因与治理路径探析—以广州教师涉嫌体罚学生舆情为例[J].今传媒 ,2021(9): P71-74.
[4]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03-02.
[5]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P119
[6]杜肖.反转新闻的生成及其传播模式研究[D] . 重庆:重庆大学,2017.
[7]苏婧.反转新闻的再定义:伦理学的视角[J].全球传媒学刊, 2018(6) :P91-103.
[8]危欢,刘佳雪.反转新闻中的言论自由失范行为及其引导策略探究——以罗冠军事件为例[J] .东南传播, 2021(5) :P140-P143.
[9]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P81-82, .
[10]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09:434-435.
[11]程忆豆.全媒体时代下“舆情反转”现象的形成机制研究[D] .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1.
[12]彭圣平.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B站发展研究[J]. 新媒体研究,2020(21):P48-50.
[13]王真 .从“今日头条”看我国新闻客户端的竞争策略[D] .保定:河北大学,2016.
[14]谢沁露.“后真相”与“真相后”:反转新闻的“把关缺失”及反思[J].理论探索,2020(11)::P91-93.
[15]杜雨欣.浅析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的成因及防范—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为例[J] .新闻文化建设, 2020(8):P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