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社会和德性
风险是现代社会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科技进步带来了社会系统的复杂和脆弱。当下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全球传递：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越南暴力排华事件，马航MH370航班神秘失联等让人们始料不及。
大卫·休谟（David Hume）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道德哲学具有独特的理论魅力。他认为正义感是一种道德情感，具有道德性和情感性。他提出了德性的概念：获得赞同的正义规则作为一种道德规则，经与情感的良性互动之后且这样的互动状态可以稳定发展，就会形成某种品质，也就是德性，是可以习得的。
在那些简单的道德境遇下，既有道德情感又有反思能力的人能够通过道德情感的涌现而相对迅速地做出相应的行为，比如在看到家人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而只有道德反思能力的人，则会在任何一种道德境遇中都慎思推理一番，并因此错过了出手救人的机会。
二、情感视域下德育课程体系的理路建构
道德情感虽然是主观的，却具有规范性。在休谟看来，情感与道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道德判断不是观念之间的关系，而是依赖于道德感或道德情感[1-2]。道德情感在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并不是猛烈的情感，产生的道德感不是强烈的，但确是有力的，那些不是道德的、基于个人利益的苦乐感觉是强烈的，在我们的内心中造成了很深的印象和感觉。
（一）从“情感中”孕育权威：德育课程的“制度属性”
休谟认为道德是属于实践领域而不是理论领域。正义之德可以促进社会的利益，而在正义之德中，人们只是聚焦了正义制度对整个社会的福利，而没有考虑某个正义行为对某个对象的不利结果，通过人为的努力建立起整个社会制度或正义之后，人们才自愿的达成协议并遵守它[3]。
德育课程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不断完善制度设计的过程，从关注制度的数量增加转变到注重制度质量的提高上来。教育者的宣传和鼓动，能够使得遵守正义成为光荣的、可赞美的；而破坏正义则成为羞耻的、可责备的。
（二）从认识德到实践德：德育课程的“实践属性”
认识德是一回事，而实践德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正义是一种德性，而德性是人的一定行为意图，行为意图是可以培育的，那么正义作为一种德性也是可以培育的[4]。
道德是实践的，那么通过学习者对正义之德的习得实践，他们感同身受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正义能够规范我们的行为，主要是通过责任或义务感体现出来，一旦我们意识到违背或遵循了正义的时候，就会在内心产生相应的正义感，也能体验到社会的反应。
三、情感视域下德育课程的实践策略
（一）完善德育课程建设制度
品德的发展就是个体学习社会规范，并逐渐内化形成自己的行为标准准则的过程。纵观世界每一所一流大学都会通过使命陈述或者发展愿景等方式表达追求卓越、永不止步的决心以及承担起为人类的长远利益而不懈进取的道德责任。这种将道德实践进行到底的高度道德自觉正是教育者作为道德领导的基本特质。
一个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不是一蹴而就地被制造出来的，它们是教育者在清醒的道德认知下定位自身的道德角色，在高尚的道德目标指引下不断自我期许而形成的。教育道德制定者应该反思自身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追求，时刻提醒自己“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5]该坚持什么，该放弃什么，勇于合理定位，知道如何选择和取舍，鲜明提出自己的使命陈述或者愿景表达完成教育宗旨。教育者要团结一致，集思广益，提出系统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发展愿景和道德使命，建立教育者和学习者共同的价值目标、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道德义务，道德荣誉感和道德责任形成内化道德信念，使学习者的学习生活被自觉赋予道德意义而成为一种德性，提升整个教育环境的道德气质。
（二）科学的实验方法在道德哲学课程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结论
1. 实验哲学问卷方法
问卷调查是目前将科学研究与哲学相结合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方法。一份典型的实验哲学问卷往往包含一个或多个涉及哲学问题的虚构案例。被试需要阅读这些案例，并基于案例回答相应的问题。道德概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与哲学概念相关的认知现象。在道德哲学案例分析中，直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者往往需要通过设想一些虚构的案例，通过这些虚构的案例的直觉判断来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类特殊的直觉，涉及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这些概念通常是抽象的，往往独立于经验，在对这些概念的运用中，有时凭借的是直觉。教育者面对道德责任等问题时，尽管无法像科学家一样使用仪器设备和科学实验来做研究，但是借助于思想实验，教育者同样能够获得相关的一手数据，了解学习者对各类道德哲学的看法。所谓思想实验，指的是假想某些虚构场景，通过想象和反思，考察可能的情况，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使用思想实验，可以有意诱发哲学直觉。
对教育者来说，实验哲学采用实验调查等手段，通常获得的是学习者不假思索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性判断。有的哲学直觉借助思想实验展现学习者某一哲学概念的日常理解，更多依赖学习者的特殊经验及生活背景，更适合为相应理论提供可供讨论的切入点。另外，教育者采用计算模型作为工具来进行道德哲学仿真实验研究，可以获得大量的研究实例。与思辨方式的道德哲学研究相比，计算模型给出的整体性刻画更加形象，常常可以使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2.真实情境模拟
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Hovland）等人提出，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来说，提供正反两方面的论据更易于使他们信服，而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来说，只提供正面论据更好一些[6]。从说服的任务和效果看，正面的观点和材料能在短时间见效。而提供正反两反面的问题情境则更有利于培养学习者长期稳定的态度。这样的问题情境可以用于很多情境模拟教学中。
小组道德讨论模式，根据科尔伯格道德判断理论而设计，提高学习者的判断水平为主要目的。讨论的主要内容为根据社会、家庭中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关系，编制的道德情境故事，也可以是一些社会道德问题。小组讨论中，要求学习者寻找某个问题中的各种可以选择的行为方式，引导学习者保持开放的态度，避免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决策是道德思维最为重要的一步，德育更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得出一种一致的看法，道德发展培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接受各种决策可能性的结果。
四、结语
风险社会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人们的需求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提升，需要不断从自然界消耗资源，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人们需要生存安全感，需要良性社会氛围。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需要一种道德规范。道德是实践的，道德会影响人的情感和行为，当我们不断实践此类行为，在习惯与道德趣味的基础上就会形成某种道德品质或德性。
参考文献：
[1]胡军方.休谟道德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
[2]张钦.休谟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98-300
[3]崔家友.休谟美德思想研究，吉首大学硕士论文，2007
[4]慈继伟.正义的两面，2014 14-20
[5]魏永娟.环境道德的缺失极其教育，中国科教创新导刊期刊，2007
[6]蔡春.德性与品德教育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