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看待社会问题上要坚持整体性原则。从宏观上观察，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经济形态上看，传统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开放的转向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小农经济下的自给自足及农业生产方式瓦解，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从政治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实现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收获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文化上看，中西文化逐渐交融，闭关锁国下的传统儒家思想走向衰落。
（一）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转变
1.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封建专制时期的晚清，农村社会正在经历一个长期转变的加速期，体现为晚明开始，由实物支付的田租转为以现金支付，商业自觉与不自觉的繁荣起来，资本悄悄的在发育。在殖民地半半封建社会下，洋务运动的兴起更是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开眼看世界”的统治阶级发起以自强为呼号的工业化运动，于是，在1865-1895年，大量的机械化工厂在中国东南沿海崛起，更精细，更优质的产品流入市场，发达的交通、外货的进入，冲击低效而又辛苦的传统手工业。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放松对中国的经济控制，民族企业也得到发展，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已无法对抗庞大的生产机器，面对冲击，不少手工业者转而进城务工，个体化下巨大的生产力差异，使传统手工业没落。
2.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打开城乡结构新格局。中国乡村社会每一次变迁，都什么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乡村为主的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深层次上决定了小农社会和熟人社会的构成，对于近代史，社会结构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乡村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向城市化转变。由于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调整，人口向机会更多，资源度更高的城市集合，人们的职业和谋生手段多样化，城市中出现新的社会精英，工商阶级的兴起使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人口集中城市，又使得传统乡村结构下的大家庭变为心的小家庭，宗族组织下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
3.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同时也开启经济全球化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历史时代就是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在全球扩展，各个民族和国家进入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时代。全球化存在机遇与风险，但是全球化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明清的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后。经济全球化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影响是巨大的，手工业消除了行会制度的各种宗法关系，建立了以人身自由为基础的资本和劳动雇佣关系，扩大了社会分工的范围和程度，导致了交往频率的提高和交往范围的扩大，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1] 中国社会虽然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下游，但是国际化带来的生产、消费和交换，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大大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中国近代社会就在辩证中走向现代化。
（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彻底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表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政治制度上，以民主化的近代法治国家取代传统的封建王朝体制。近代革命思潮兴起，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感兴趣，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宣扬共产主义；1928-1949年，孙中山三民主义在中国国民党的治理下开展实践。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建筑，但从实践来看，政治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力度更大。洋务运动，引入西式工业，我们不能归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产物，主要是实权派官僚（政治建筑）推动的结果。[2] 清末新政，民族资本高速发展，亦是政治建筑推动。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者终于认识到结合社会存在、结合生产力实际情况、结合我国国情，改革才能有序推进。
2.阶层流动上，1905年以前，社会领导阶层是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士绅阶层，竭力维护传统封建帝制，而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推动西学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成为呼吁时代变革的风云人物。中华民国初年，经济结构及经济基础从整体和宏观上趋于稳定，社会各个阶级呼吁变革，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兴起与政治结构变化紧密联系。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脱离受众群体的变革，是建立在旧的经济基础上的新思维，而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则是新思想的知识阶层产生，新型青年学生群体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
可以说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无视了客观发展规律，想在旧的经济基础上，长出新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改革，离不开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剖析这一观点，新文化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开始为社会下层力量发声，开始扩展新思想的解放、文化更新，正确点出中国时代所需，政治脉络，推翻帝国主义救中国的新时代开启。
（三）对社会矛盾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
社会意识形态是对文化最直接的反应。清末以如家传统思想为主，整体意识形态为巩固封建专制而生。鸦片战争后，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向西方靠拢，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本土孕育而生的三民主义占主导地位。短时间内，社会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来说，几次革命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还不够深刻。马克思在社会矛盾研究方法中指出，社会矛盾贯穿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每一社会形态在发展的过程中自始自终都存在矛盾运动。矛盾具有特殊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史，这一过程特殊的矛盾决定了谁能把握并解决这一矛盾，才能引领时代潮流。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革命领导者未从具体情况出发，急于求成，使得革命最后功亏一篑。
（四）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起到了决定性力量。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扮演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近代中国，尊崇民众的知识人不占主流，绝大多数知识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众抱臂冷眼相待，保持与大众的疏离，表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3]封建主义制度下，大众以士为师，士代表民众与皇权的沟通，集权制度就这样被紧紧维系。然而，在清末民初的社会结构变革中，知识分子却疏远了人民群众，急于求成的破除旧思想，旧制度，且在工商阶级的支持下构成对乡村的漠视。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才意识到要向民众宣传改革，宣传教育。解释历史，完成时代使命，既要“替人民说话”又要具备理性与现代知识，毛泽东敏锐发现这一问题所在，在无产主义革命中，提出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的革命才得以成功。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曲折而又复杂，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传统观念、传统生活方式从传统到工业化的转变，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给我们的发展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与思考。西方用鸦片敲开中国的大门，资本市场使中国加入全球工业化分工，社会结构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健全的商品经济统一市场始终没建立起来；二是作为近代民主与法治社会重要政治基础的新型社会价值系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三是社会意识形态缺乏中国自信和中国特色。 [4]
一场革命需要三个条件：意识形态、组织及机会。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中国革命表明，五四运动前的革命者在社会意识研究尚有所欠缺，必要的理论前提是正确的研究方向的基础，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与革命来讲尤为重要。许多革命只是借用西方革命者一个概念，而缺少对概念内涵的界定与中国实际情况的考察。当社会革命缺乏物质基础及群众基础，社会实践时必然困难重重，启示我们在现在发展与改革中要进行本土化改良，不能采取拿来主义，要结合实际国情，实际情况，针对性做出符合本土的政策。
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研究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较多，实际上，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时就会发现，社会结构变迁关系的阐释既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又不能单纯地局限于此，单一的社会决定论或思维都不能说明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纷繁复杂的历史状况。[5]社会变迁是一个长时期的连续性的不断变迁与转型的过程。总的来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速率较慢，越到后来其速率越快，随着深入了解和剖析中国社会问题，研究者力图将中国革命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结合起来，并紧密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1]王作印.马克思与黑格尔世界历史发展动力观比较及其启示 [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7（5）.
[2]欧德良.断裂与脱节: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殇(1842-1949)——近代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百年回眸与反思[N].中国图书评论，2010（9）.
[3]李易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伦理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探析[J].时代报告, 2019（12）.
[4]李刚.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1979-1999)[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5）.
[5]郑大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7（12）.
作者简介：魏明扬（1997.2-），男，民族：汉，籍贯：甘肃，研究方向：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