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局势动荡、民族竞争加剧的18世纪末期，赫尔德和德鲁巴尔神父使用了该词。彼时的民族主义更多以神学用语出现，直到20世纪，民族主义才拥有如今最广为人知的含义：民族的归属情感或意识。霍布斯鲍姆首先把民族主义和体育运动结合起来，从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国际体育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因素的融合”，他把它看作是“民族斗争的一种形式，运动员是民族的象征，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主要表现。”
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由于强种救国的现实诉求，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开始就与体育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崔乐泉认为，从近代通过“强种救国”来实现救亡图存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奏响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改革开放后的“迎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曙光”、到北京奥运会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起点”、现在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中国体育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息息相关，体育和民族主义、民族复兴在中国产生了持续上百年的紧密联系。
一、体育和民族主义的关联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其他国家，运动都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体育活动在民众的民族认同、民族情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ill对1896雅典奥运会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奥林匹克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国际性的运动中，运动员和球队都是团体的一种象征，比如，在国际赛事中，运动员代表本国参加，以显示其民族特性。Baimer特别提到，团体体育活动对增进民族身份、创建和团结社区、城市、国家和国家等具有重要意义。
大多数从事体育研究的学者都认可詹金斯关于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他们认为，体育是满足这种“想象”的重要方式之一。霍布斯鲍姆认为，世界体育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将多个民族国家的民族因素结合起来”，他把体育运动看作是“民族斗争的一种表现，运动员代表着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主要体现。”Jarvie赞同霍布斯鲍姆的看法，认为运动是“一种特殊的、有效的媒体，可以让人们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克劳宁和梅约尔把运动称为建立身份的“工具”，是“民族力量与成就”的标志。
Levermore则注意到，体育民族主义是一种对国家的情感和表现性的依附，而不是由政府倡导的一种正式的专制统治形式。所以，国际性的运动比赛可以成为一种激发国家意识的手段。习惯于在运动比赛中使用国家标志，例如国旗和国歌，这是把过时的民族主义思想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最佳范例。体育民族主义在培养民族自信心、民族荣誉感方面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叙述方法常常强调民族的发展和民族自豪感，把运动的胜利和民族的胜利联系在一起。当一场国际性的运动比赛在自己的国家举办，或者是自己的运动员赢得了比赛，这便成为一种国家的骄傲。
这类研究的深度较之前的阶段已有极大提升，已从讨论体育运动中包含民族主义的原因进入到了展现具体方式的阶段。并且，对每种具体方式发生作用的过程及受众的心理动因作了完整阐述。但是，依然忽略了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能量巨大的营造社会共识的社会子系统在这种行为中能发挥的作用。
二、中国体育和民族主义的关联
关于中国体育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中一个指向了传统媒体的具体表达方式。翟濯认为，身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话语缔造者，媒体在民族主义的发酵、渲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媒体通过军事化用语、标题类型、版面格局等方式，将某一群体，如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建构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将其在体育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等同为中华民族的胜利，在民众心中唤醒了澎湃的民族情感和认同。但这部分研究选取的目标是传统的纸质媒体，纸媒的新媒体客户端生产的文本并没有被纳入到考察范围内，并且，忽略了传播效果，没有考察受众对于媒介传达的信息的接受度的问题。另一个方向则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媒体报道的立场及态度上，并提出了建议。葛君艺认为，体育领域不止有成功者，也有一些失意者。面对这些没能取得成功的运动员或群体，主流媒体则会表现出宽容、理解的立场，尝试引导民众原本愤怒、不理解的情感。也有学者从民众、媒体对体育运动展现出的疯狂中管窥出了不寻常的一面，流露出一些担忧，刘焕宇认为，“媒体更多激动的不是足球运动本身，而是被异化后的足球背后的意义。”对于媒体在体育报道中采用民族主义叙事，有学者提出了质疑的观点，王山认为，体育新闻报道中的民族主义应发挥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应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地方意识。
三、民族主义和新闻报道的联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从“申奥”成功到“中美南海撞机”等事件的报道，从《八佰》、《长津湖之水门桥》等电影的上映到《中国可以说不》等作品的出版，民族主义的话语洪流在中国媒介的日常叙事中汹涌。关于这部分的研究，许多学者从框架理论出发，探讨媒体如何在报道中体现出民族主义色彩，及具体的表达方式。缪璐认为，政治民族主义是媒介报道中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表现方式，但偏向隐晦与含蓄，并不是直白的流露。比如在《环球时报》的社评中，《环球时报》通过赞美本国和指责他国的方式来表现民族主义话语情怀，但即使是表达指责态度时，使用的也是如“迷失”、“别把”、“警惕”等感情色彩不十分强烈的词汇。不仅在大陆媒体中存在着民族主义叙事，香港、台湾等地的媒体也会基于自身立场，针对事件采取对应的民族主义话语。比如在“钓鱼岛”事件中，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媒体就产生了“群情激昂”；“冷静”；“内外有别”三种完全不同的报道框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传播效果层面。黄渝双认为官方通过媒体引导民族主义舆论的做法由来已久，但有效性存在一定局限。有效性基本只体现在关注度层面，网民的评论量与媒体报道量有极为明显的关联，但在态度变化层面上，民众舆论却往往不受媒体报道倾向的影响。
该类研究大多依然以公共事件、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鲜将目光放在体育这一和平年代国与国间发生激烈竞争的领域上。实际上，在国际关系较为和平的历史时期内，民族主义在体育赛事及相关报道中体现得更多且更为明显。
运动员媒介形象的研究则有了更多发现，西方研究者们出于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回答：运动运动员通常被建构为何种形象？受众是否会依照媒体建构的路径去认知运动员？
伯格在一系列研究后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英雄以及英雄崇拜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运动员因为其“长期以来极其优秀的表现，还有他们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感以及智慧”等特质才能够成为“现代体育英雄”。当今社会传统价值观遭遇到了颠覆，体育成为了很少依然能产生“英雄”的领域之一。作者分析了迈克尔乔丹、“大虫”罗德曼、“老虎”伍兹等明星运动员的传媒形象后，进一步提出：伴随体育竞技的商业化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运动员体育英雄的形象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出现了另类、离经叛道、商品化等与社会传统价值观相背离的特征，而另外一些运动员的形象却又在重张传统价值观。
美国学者斯科拉以2004年《ESPN》、《新闻周刊》、《体育画报》、《时代》、《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等美国著名杂志上对知名美国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的报道（文章和插图）为样本进行文本分析，论述了这些报道是如何将阿姆斯特朗塑造成一位“英雄”而非“名人”。
学者莱恩斯在《坏人，傻瓜还是英雄？作为青年偶像的体育明星》中提出，媒体的传统做法是将体育明星广泛塑造为“英雄”，因为他们“反映了勇气、正直、竞争力和成功”，并且，媒体会努力让受众感觉“通过在体育上的努力可以提高这些素质”。因此，这些运动员形象也对青年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甚至人生理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中国运动员传媒形象的研究开展时间并不长，由于研究时间不长，研究角度较单一，其大多数仍停留在概括性的论述或小样本的分析。王莹、石岩合写了《中国优秀运动员形象特征研究》，该研究从电视节目和国家体育总局编写的运动员访谈中选择了35位优秀运动员的访谈，从十个不同维度，用定性分析软件进行了分析。该研究认为：中国运动员形象经历了从民族、国家荣誉观到个人理想荣誉观；从内敛胜负观到张扬胜负观；从赛场调节到赛场霸气等三个不同阶段的变迁。同时，研究还分析了运动员在运动生涯起始阶段、成熟阶段，以及预期退役阶段展现了何种不同的形象，并简要分析了不同文化环境和社会系统导致的中国和国外运动员在表达上的语义差异。
国内外学者关于运动员媒介形象的研究已注意到了媒介的具体建构方式这一问题，但没有考虑体育报道中的民族主义色彩对运动员形象建构的影响，也忽略了传播效果层面的研究。
四、结语
民族主义可以是一种思潮，也可以是一种社会运动。当其作为一种思潮出现在社会与大众中间时，同样会对社会与大众的实际行动产生不可控的影响。但体育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安全、有效的宣泄出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育成为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安全泄压阀”。而新闻报道对于民族主义情感则有双向的作用。一方面，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含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吸引受众、提升自身的传播效果；利用自身影响力，号召受众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下向共同的目标努力。而另一方面，当新闻媒体没能把握好这种情绪，在报道中肆无忌惮的使用民族主义的表达时，可能会在受众中掀起不受控制的思潮，并进一步投射在具体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是值得媒体、政府部门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当今时代，体育、新闻报道和民族主义已产生难分难解的交融，这种结合可以产生正负两面的影响，加以正确的引导，可以为实现建设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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