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行书所受到的社会功用影响
一种和行书很相似的字体在东汉早期已经能见到，如敦煌汉简中出土的简牍中的字迹以及近年出土的《东汉嘉平元年瓷》和楼兰残纸上的数行字迹就和行书写法很接近，虽然带有隶意，但已经具备行书的特征[1]。据传刘德昇在东汉晚期创制行书，钟繇和胡昭的行书是和刘德昇学习的。种种迹象表明，东汉晚期的隶书正在向行书和楷书流变，行书几乎是和楷书同时发展起来的。然而，以上的观点在历史学层面上未有明确的定论，进行证明也存在难度，我们可以把视野转向社会发展的方面来观察，论述早期行书受到的社会功用性的影响，或许对观点的表述有所帮助。
早期行书的特征表现在字形轮廓、相对大小及简化程度等方面没有特别的规定性，书写者仅仅想要提高书写速度，意识中没有像篆书隶书有特别明显的规范约束，所以书写时各体掺杂使用，这一点适合于个人记录等便捷需要。另一方面，行书笔势的连贯性较为明显，这与东汉简牍和帛的广泛使用关系较大。东汉中期以后，简牍中经常出现和行书、楷书接近的书体，其中不论有波磔的隶书和没有明显波磔的隶书都有比较简率、快捷的写法[2]。一些行书的写法已经在东汉社会化功用中得到简化、演变，为了使用公文书写和书信传播节奏的加速，一些容易被识别的文字甚至包含了草书的写法。
东汉时期，行书功用性的书写方式在底层阶级的文书传播中已经有所共识和规模，从甘肃武威出土的“治千金膏药方” 简就是当时的行书体[3]，这种民间的药方至少可以看出早期行书的社会性功用已具规模。三国时期，钟繇在将自己的书写方式转化为以行书为主之后，把原本局限于底层人群使用的行书带入更高阶层的人群中；到了西晋，行书作为一种初步成型的字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接受，出现了卫瓘等擅长行书的书家，但是其社会主流地位依旧很弱。直到东晋，行书的地位和特征才最终得到了确立。东晋王羲之等人行书风姿艳丽、气格高华。王羲之将传统书法的“古质”之风变成他的“新妍”之风，后世再经过王洽、王献之等人的艺术加工，行书的书写风格变得清新简易。
在笔势上，行书笔势具有活泼灵变的特点，行书笔画之间组合的灵活性导致了行书笔顺更具自由性，比楷书缩短了许多行笔轨迹。字与字之前还牵连缠绵，减少了抬笔和落笔的步骤，更加符合方便快捷的需要。东晋之后，行书正式成熟，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方面。
因此，早期行书发展于社会的功用需要下，成熟于艺术作用，又因为其社会功用不弱于其艺术特点，反而被大众接受并广泛使用，没有被束之高阁，进入高深的庙堂不复返。
二、早期行书书家对行书的功用方面的发展
程邈，秦代书法家，相传他在狱中规范秦文正体，始皇将他免罪并升为御史，让他负责厘正文字，改大篆改为小篆。另外，大多数人还是坚信他是从小篆到隶书的改革者。即使有这回事，也只是他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这些隶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罢了。程邈最多有编纂整理之功，而不是世人所说的隶书创始人。
史游，据史料记载，他为了对处于演变中的“隶草”俗体加以厘正，规范制度，确立典型，而作《急就章》。从而使其称为一种体系完备、字法严谨的“标准草书”——章草。然而，史游章草《急就章》迄今未发现，出土汉人《急就章》墨迹亦多为隶书，现存最早章草《急就章》传为三国皇象所书，加之长期以来，文献中有关史游《急就章》诸多方面尚有疑惑，因而，史游《急就章》与其章草的真实性尚未明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史游为俗体规范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王次仲，相传他最先把复杂费事的隶书改造成简便易行的楷书，魏晋以后的人将王次仲作为八分书的创作者，与现今的实物材料都不符。如果确有王次仲其人，或许只是在书法风格上有所创新，而非创出一种书体。
从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可以知道，钟繇、胡昭都和刘德升学习过行书，可以说刘德升对行书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是我们仍然对一种书体为一人所创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行书的发展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我们只能肯定刘德升有推动行书形成的功绩。
钟繇和以上书家不同，他留有作品存世，他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因为他推动了楷书的发展，所以后世尊为“楷书鼻祖”。锺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和东汉的张芝被人合称为“钟张”，又与东晋书圣王羲之被人并称为“钟王”。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功用因素对早期行书发展的影响
行书的称呼最早出现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钟繇、胡昭两位书家都在和刘德升学习行书，可见，当时的行书发展已初具规模。
一方面，社会对文字在书面记录要求是文字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为了满足提高效率的要求，作为个人记录的工具，达到帮助书写者本人记忆的目的，可能并不需要能够被别人辨认。在这种书写记录要求的情况下，行书逐渐萌芽。西晋初期，行书作为一种初步成型的字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接受。
另一方面，思想文化上的美学要求也是行书书风形成的重要原因。两晋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最显著的特色就是道、儒、玄、佛等思想在经历各自的发展变化之后，相互融合、促进，最终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生动局面。书家名士们受益于诸家思想的惠陶，修身养性，并将这些文化思想作用于审美与书写，使得行书由记录性往社会性方向倾移。尽管魏晋时期的儒学处于衰落状态，但它最本质的精髓仍旧被留存了下来，在与玄学文化的交合中得到发展，并在行书之后的发展发挥着作用。儒学的理想境界体现在书法创作上则表现为“中和” 之美，即“志气和平、不激不厉 “的书写风格[4]。
总而言之，任何一种新书体的产生、发展都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人们在长期应用中，日结月累发展出来的，可以说书法家对此有所影响，不能说他们是书体形成的主要原因，至少在行书这样基础书体中不是，因此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书家的功绩和从社会的功用等方面考虑。
注释：
[1] 刘新宇，郭佳，孙小梅主编. 中国书法 第2分册 行书[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04.18
[2] 华人德著. 中国书法史 两汉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04.57
[3] 欧阳中石主编. 书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07.129
[4] 方玉杰. 中国书法论丛 插图版 下[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20.07.1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