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报道中使用隐喻的作用
“一般说来,不同的隐喻具有不同的功能,如有些隐喻可以激起意向,有些隐喻具有认知功能,有些隐喻则可以创造某种气氛等等,但是大多数隐喻同时发挥着多重功能”。具体来说,隐喻具有修辞功能,能让我们的表达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而不再枯燥乏味。隐喻具有认知功能,传统文化中那些历史悠久、口耳相传的隐喻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影响着人的思维、行动,对人类的行为认知起着十分重要的引导、制约作用。
激发读者民族情感
在同样的事件中，比起字面意义的直接输出，采用特定的隐喻表达，可以给受者带来更多的情绪和感觉上的体验。这些表达极有可能影响到受者对于问题的理解、判断、决策等一系列过程。通过实验，安德里亚博斯和艾伯特卡茨证明了使用隐喻可以增强情感理解。实验者先邀请参加试验的人读一段带有隐喻表达的句子，然后发现此时的受试者能更好地察觉出照片中人们眼睛里的情绪。有实验表明，阅读内含隐喻表达的句子能更好地激活社会关系，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有助于人际交往。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表达总是有某种动机的。作者可以通过隐喻的突显和隐藏功能来掌握叙事的节奏，控制语言的布局从而达到无声地表达情感倾向，阐明自己的喜好，引导读者接受作者本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观的目的。
新闻报道同样不例外，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特定的隐喻可以帮助作者激发受众的民族情感。例如，在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荆棘遍地的背景下，《人民日报》以“今天的中国，不能像打网球那样，等球落地再挥拍，一切问题必须主动拦截，否则必输”的隐喻，激发民众发现困难、解决困难的勇气与决心。而在体育报道中，将本国运动员通过“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国家英雄”这样的隐喻词汇进行升华和进一步强调，就会引导本国、本民族的成员，把运动员之间的身体、技巧的比拼，看成是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一种较量，以此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增强读者民族认同感
新闻报道中使用隐喻能够增强民族认同。安德森相信，“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形成的前提。而在当今的社会中，由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大众媒体组成的媒体正是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大众传媒作为受众获得即时资讯、感受当下、建构群体记忆的“教科书”，具有一定的涵化作用。媒体在同一时间播出的新闻图片，利用类似的传播技术，让观众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很容易被同质性思维所吸引。当这种同质化来自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时，就会出现民族身份。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媒介中的隐喻来指导和强化这种身份。例如，国内主流媒体在报导国家政治、经济、体育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时，往往会以“内化”的角度来描述国家“大我”，进而建构起一种“中国人”的身份。比如，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当中国队以1比0的比分战胜阿曼，取得世界杯小组赛的参赛资格后，中央电视台在电视直播画面中打出了“我们出线了”五个红色的大字。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成功出线等同于全体中国人取得的某种胜利，将具体的“我”融入到中国足球队的这个“中我”当中，再进一步融入到中华民族这一“大我”之中，观众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二、新闻报道中常见的民族主义隐喻类型
战争隐喻
战争对现代人来说，并不是常见现象，但是人们却都不陌生。因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实际战争的参与者，但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观看战争题材的影片等种种方式听到看到关于战争的种种情况。如今的文学、影视、动漫充斥了对战争场面的描写，许多青少年也对战争题材的电子游戏产生浓厚兴趣。虽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战争的形式、方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战争的本质依然没有太大变动。战争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变成了人类的认知世界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大量的战争隐喻。
战争中的许多方面都映射到了足球报道当中，包括战争中军队的人员关系构成，军队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结果。战争作为源域，投射到足球的词汇包括：主帅、前锋、敌人、战术、作战、进军、突袭、防线、失守、练兵、外援、刺探军情、背叛、解围、突围、围攻等等。战争领域的许多词汇如今常常出现在足球领域的语境下，并且在长期的使用后固定下来，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死”隐喻，成为一种常用的描述足球的方式。从隐喻的认知建构上可以发现，首先，源域“战争”的图式结构中的项目，例如“进攻”、“防守”、“作战”等等投射到目标域“足球”上产生了“攻击线”、“腹地”等概念。其次，战争概念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例如“指挥员和士兵”的关系投射到足球概念当中形成了“教练和球员”的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同时战争概念中各个部分的特点、性质映射到足球概念当中，例如战争概念中“主帅对军队的指挥和统率”投射到足球概念中便成为了“教练对球队的指导和部署”。
并且，战争的相关经验也映射到了足球概念之中。首先，二者的主体构成形成了跨域映射。由于战争和足球一样具有强烈的对抗性，战争中的主体——军队和足球比赛中的主体——球队形成了跨域的映射，“足球比赛是战争”这个隐喻便建立起来，被使用者接受。随着对这个概念隐喻的进一步理解和使用，通过人类的自身经验，便随之衍生出更多的与主体相关的隐喻投射，如“军队中的士兵”和“球队中的球员”、“主帅”和“教练”、“军师（参谋）”和“助理教练”、“援军”和“球队外援”、“敌人（敌军）”和“对方球队”、“招兵买马”和“吸纳新队员”等等，以至于在汉语当中，足球球员的场上位置直接引用了军队中的战士临阵位置的称呼“前锋”、“中锋”、“后卫”。
除了将参赛队员、教练等相关人物的身份投射到“战争”这一目标域中以外，媒体还将队员及教练在比赛中或比赛后的行为建构成某场战争中的动作。这种做法使足球赛这一原本和谐平常的活动立马充满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比赛的报道也随之成为了“战报”，这对于在读者中引发民族主义情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英雄隐喻
足球运动中，作为个体的球员是球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球迷投射个人感情，表达情绪最具体的标的物，球迷对某支球队的感情也往往聚焦在某一个或多个球员身上。球迷对球员的崇拜正如同粉丝对偶像的崇拜一般，积聚着狂热的复杂情感。媒介在建构球员的形象时，也会尽可能的顺应球迷的热爱和想象。
与过去足球报道中过于直白的意识形态表达相比，媒体报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是一种包裹着文学外衣的隐性政治话语，它更多地借以隐喻、象征等隐晦的叙事方式呈现。足球报道中的英雄叙事具有提升集体归属感、整合社会价值观、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往往通过刻意突出主角的民族身份来完成这种英雄叙事。由于民族主义叙事迎合了官方和民间对提升民族认同的诉求，同时也是市场消费机制作用于媒介商业利益的必然结果，因此，媒体不会轻易放弃这种表达。卡佛在《消费体育运动》中指出:“民俗传统、国民历史和本土意识等概念依然是维持国家或地区队伍支持者的重要元素。”这在足球报道中体现为对本土运动员的“神话式”塑造。首先，为凸显运动员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媒体会把本国运动员的成就置于更宏伟的环境背景之下。例如将吴曦等常年代表中国男子足球队出战，并与国内其他球员相比具有更高水平的球员称之为“王牌”；将武磊在亚洲区预选赛中取得多个进球，排名射手榜前列称之为“头号杀手”。其次，通过大幅报道本土运动员所向披靡、无人可当的傲人成绩，可以体现本民族的强盛，并进一步引导受众产生对本国运动员的崇拜和对自身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唤醒国民的民族自豪感。
足球不仅仅是一项全球性的体育运动,它也是各国展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窗口。媒体在进行足球报道时从中提炼出隐含在个人心中的“英雄情结”和沉淀在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宣泄征服“星辰大海”梦想的“英雄”原型，这种追求导致在报道中大量出现“英雄叙事”，媒介通过“英雄叙事”与受众展开互动，媒体通过建构出的“英雄”形象,让受众能够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同时获得个人认同与民族认同。
三、结语
在媒体的报道中，运动员、运动队不再只是一只代表所在国参加比赛的个人或集体，更是民族精神的代表，他们的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民族形象的人格化表达。运动员成功便是民族伟大精神的成功，身为民族的一员，民众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为其感到自豪。这种表达，让受众在运动员的成功背后，感受到了身为民族一员的骄傲，对于强化民族认同，提升民族自豪感有着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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